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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的蒲公英-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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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街（今建国路）的“汇中烟厂”，这个工厂的主打产品是“真善美”牌香烟，名字十分好听，但国民党的军官们抽着这个玩意的时候却显得愁眉苦脸，丝毫也感觉不出“善”和“美”的味道来。
（顺便说一句：蚌埠解放后，“汇中烟厂”与解放军三野的“东海烟厂”合并，“真善美”烟卷从此改名为“渡江”牌）
投入淮海战场的39军隶属于李延年第6兵团，下辖103师、147师和91师。其中91师和147师都是48年以后新组建的队伍，只有103师还保存着抗战时期的基本实力。蔡智诚赶到39军军部的时候，国民党的“中央慰问团”正在蚌埠前线视察，慰问团的团长是社会部长谷正纲｜奇*_*书^_^网｜，副团长是南京市长滕杰，另外还有个头衔为“孔圣奉祭官”的“衍圣公”孔德成。
在国民党的官场中，“谷氏三杰”是相当有名的，老大谷正伦、老三谷正纲和老四谷正鼎，同胞三兄弟同为“中常委”，政坛上除了陈门两兄弟、蒋家两公子、宋氏三姐妹之外还没有哪一家能更出其右。这谷正纲是德国柏林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双料高材生，当年的考试成绩比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学厉害得太多，可如今，这位理学博士却在政治形势面前傻了眼，声嘶力竭了老半天，啥道理也讲不出来。
还真是没道理可讲。
1949年元旦，蒋介石总统提出了停战谈判的请求。呼吁发出了好几天，共产党那边没有反应、世界各国也不见表态——这也难怪，战争或者和平都是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头等大事，总要容领袖们好好地想一想。
想想就想想，但战场上的局势却让国军将士琢磨不透——华北那边，林彪困住了北平和天津，可他只在外面敲打却不开始攻城；华中这边，刘伯承和陈毅堵住了杜聿明，可他们只是围着喊话却没有痛下杀手；就连蚌埠这里也透着蹊跷，隔着淮河大桥，每天都能看到解放军在对面河岸上晃来晃去，可他们既不朝前冲也不往回撤，就这么对峙着——这可真让大伙犯了难。说不打吧，自己是人家砧板上的肉，谁知道共军是不是在调整布署、养精蓄锐，万一等别人攒足了力气再剁你一刀，到时候连哭都来不及；要说开打吧，上级已经在呼吁和平了，别说是打不赢，就算是打赢了也逃脱不了“破坏和谈”的干系，弄不好国共两党全都拿你来出气，到时候跑到哪里都要挨枪毙……因此所以，如此这般，平津那边只能干耗着、陈官庄这边只能干等着、蚌埠这里只能干看着，大家都在听候共军的消息，都在心里嘀咕着：“共产党会不会放我们一马？”
共产党那边到底是什么打算还不知道，可国民党这边却已经有人发话了。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副长官程潜和张轸联名呼吁蒋介石下台，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江西、安徽各省纷纷响应。一时间，李宗仁在南京宣布政见、李济深在香港发表通电，都在抢着当总统——瞧那意思，还不必等人家共产党打过来，蒋家王朝就已然要完蛋了。
从南京来的“中央慰问团”拼命给前线官兵们打气。孔圣人的玄孙子说：“仁者无敌，克己复礼”，谷正纲部长说：“蒋总统才是真正的党国领袖，即便下野了也还是国民党的总裁”，南京市长滕杰说：“不必计较战场上的一时胜负，我们可以和共产党比赛搞建设，看看是共产主义管用还是三民主义管用”，这位黄埔军校步兵科和明治大学经济系的双料学生心里清楚自己打起仗来肯定搞不过林彪，于是就决心放弃“武斗”、和他的同班同学比一比文的。
长官们的学识都很高深，但发表的讲话却尽是无的放矢，在蔡智诚看来，这些个“圣人”或者“博士”的号召力甚至无法与共产党的基层干部相比。但话又说回来了，即便这几位官员真的具有口吐莲花的能耐，他们也无法解决国军部队目前所面临的难题。
安徽属于国民党桂系的势力范围。自从李宗仁于1938年担任安徽省主席之后，继任的廖磊、李品仙、夏威也都是广西人，安徽各市县的管理权完全由桂系把持着，就连当地人也无法插足。淮海战役期间，桂系和蒋系正在闹内讧，蒋军所到之处，各地不提供粮草、不提供住所、不提供运输工具，甚至连政府的医院也不愿意接纳伤员，地方官员索性一走了之，害得“中央军”征集物资的时候只有自己派兵到处乱抓，用103师的话说，“就好象是在外国打仗一样”。
白崇禧通电“倒蒋”之后，安徽省主席夏威立刻就把省政府从合肥迁到了安庆，并且把桂系的第10兵团（辖46军和126军）也撤到了长江以南。江北的大片区域顿时全都成了共产党游击队的天下，淮北一带只剩下刘汝明和李延年兵团还孤零零地悬在蚌埠，前有虎后有狼，腹背受敌，四面楚歌。
“李宗仁是想和共产党搞划江而治，但守江必守淮，和谈是要靠实力说话的，象他们这样乱拆台，即便是想演南北朝也很难办到！”——国民党军官都明白这个道理，但事到如今却已是无可奈何。刘峙、滕杰等人经过商议之后，决定向南京方向靠拢，将刘、李两个兵团撤退到苏皖交界处的滁州。
大家在1月4日的军事会议上讨论了部队的后撤事宜，39军的意见是除了炸毁淮河大桥、防止共军追击之外，蚌埠的电厂、烟厂、面粉厂、织布厂、航运驳船和公私建筑一律不做破坏，并且留下警察人员维持秩序，以和平的方式退出城市。这个建议得到了各个单位的支持——毕竟是在打内战，谁也不愿意在前途未卜的时候把事情做得太过分了。
当天晚上，39军举办了一个小型的聚会，既是为了欢迎谷正纲部长到战地视察，也是为了庆祝蔡智诚从绝境里脱险归来。出席聚会的大多是贵州老乡，有39军军长王伯勋（贵州安顺人，49年12月起义）、程鹏、曾元三、牟龙光、91师师长刘体仁（贵州安顺人，49年10月率部投诚）、副师长裘建之（贵州遵义人，49年投诚），唯一的“外人”是147师师长张家宝（天津人，49年底在湛江战场上失踪）。
席间，大家讲起103师的老师长熊绶春，都是面色唏嘘，再想起李弥和42师（就是松山战役时的荣誉第1师）还在包围圈里生死难测，更是戚戚满怀。
有同乡安慰说：“蔡老弟回来了就好，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先前叔常先生说你被困在了双堆集，我们都很担心，昨天知道你终于跑出来了，大家都高兴得很”。
“蔡老弟，到我们39军来吧，91师还缺个参谋长，请军座和叔常先生发个话，大家聚在一起多快活”
……
蔡智诚知道眼前的这些人对自己如此客气多半是因为了谷正纲的缘故，但他同时又觉得十分纳闷：自己和谷正纲从没有打过交道，蔡家和谷家的关系也并不很熟，可为什么身居高位的谷大部长会知道自己去了双堆集，并且还会对自己这个小小的陆军中校特别关心呢？
参加聚会的人们显然把蔡智诚当作了谷家的近亲，他们一边肉麻地夸奖蔡小伙的英勇，一边起劲地拉拢他加入91师。那91师原本属于廖耀湘兵团的第71军，在辽沈战役中被歼灭了，39军刚刚得到这个空番号，眼下正忙着满世界的抓壮丁，且不说蔡智诚根本不想回军队，即便是继续在行伍中混，他也不愿意跑到这支破部队来当军官。
“我的伤还没有好……而且，我不是学军事出身的，当参谋长恐怕不合适……”
正当蔡中校百般推托的时候，谷正纲走到了大家跟前。“小蔡，我记得，你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吧？”
“是的，大哥蔡智明在抗战时阵亡了，二哥蔡智仁在宿北会战时阵亡了”
“你还有个孪生妹妹？听说是我大哥亲自批准入伍的？”
“是的，她在抗战的时候失踪了”
“你家里还有其他男丁么？”
“没有了，家里的男丁只剩下我一个”
——这下子，39军的老乡们谁也不再劝小蔡入伙了。
但蔡智诚的心里却更加迷惑，这位谷部长怎么会如此清楚自己家里的情况呢？
隔了好一阵，谷正纲才趁着没人的时候说了句：“明天跟着我回去，你太太在南京等你呢”。
蔡智诚妻子的娘家是贵州安顺人，与谷正纲是同乡。
谷家祖上是卖豆腐的，家道不过小康而已，直到谷正纲他爸爸谷用迁考中了举人之后才逐渐阔了起来。谷用迁和严寅亮（严寅亮也是贵州人，颐和园大门上的匾额就是他写的）一起在家乡开学馆，可他自己的三个儿子却都跑到外国去念书，老大在日本学炮兵、老三在柏林学经济、老四也在德国上学，只有二儿子谷正楷还留在家里背诵四书五经，一辈子没有做过官。
谷正楷这个人比较忠厚老实，一手毛笔字写得很不错，平常间除了收个租子算个帐之外也到私塾学堂里讲讲课，蔡智诚的妻子陈丽君就是他的女学生。陈丽君的娘家在安顺街上开药铺，与谷家是近邻，谷家老爷谷用迁、老老爷谷毓寿以及老老老爷谷腾霍遇上个头疼脑热什么的都要请陈家老爷或者老老爷开方子，彼此间来往很密切。特别是谷府上的三个小子在外面跑江湖混社会，经常被别人追得东奔西逃，家里的事情也就难免要请陈家多多照应帮忙。
先前，蔡智诚在上海养伤的时候给家里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这封信在路上耽误了好久才寄到遵义，他妻子看完信之后就着了急——原以为夫君是个伞兵，整日里只在天上挂着、共军既摸不到也碰不着，却没想到这伞兵却也要落到地面真刀真枪的开干，不仅流血拼命而且内心十分痛苦，这可怎么得了！一定要想办法把老公给救出来！
陈丽君的小名叫“蛋蛋”，意思是模样白白胖胖就如同鸡蛋一样。可她的性格并不象鸡蛋，虽然受的是旧式教育，但毕竟是买卖人家的千金，见过世面，不怯场，当初敢到昆明把未婚夫从兵营里拖回家成亲，现在也能够去京城把丈夫从危险中拯救出来。于是乎，“蛋蛋”女士先从谷家老大那里讨了一张飞机票（谷正伦当时是贵州省主席兼绥靖区司令），然后就飞到南京去坐在谷家老三的家里哭。那谷正纲被这小妮子折腾得七窍生烟，只好跑到岔路口去帮忙找人，结果听说蔡智诚已经空降到双堆集、并且还是下落不明，吓得他连家也不敢回了……因此，局外人当然弄不清谷大部长为什么会跑到蚌埠前线满世界的打听一个小小的国军中校，就连蔡智诚自己也是回到南京以后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在谷家的客厅里，谷正纲问小两口今后有什么打算。陈丽君的宗旨是只要跟老公在一起就心满意足，对其他的一切都无所谓，而蔡智诚则表示希望能够脱离行伍，做一些经济建设方面的工作。
谷正纲说：“唔……不想打仗了……以你的感觉，共产党会答应和平的建议么？”
蔡智诚想了想，他想起了杨围子阵地上的没良心炮，于是回答道：“不会的，除非我们投降，他们不会停战”。
“是的，不会有和平。在政治面前，不能存任何的侥幸”，谷正纲也同意他的看法。
第二天，也就是1949年的1月6日，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对被围困在陈官庄一带的杜聿明集团发起了总攻击，沉寂了十多天的战场又再度喧闹起来。
炮声击碎了许多人几天以来的幻想，炮声又激起了刚平静了没几天的物价。这炮声使得国统区的大学生们重新涌上了街头，他们游行示威，高唱着“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这炮声使得桂系的政治家们变得更加活跃，他们发表讲话、联名通电，宣称只有让李宗仁上台掌权才是实现和平的唯一途径。在这炮声之中，国民党的飞机一趟趟的飞往北平，把那些知名的学者和显赫的士绅们接回南京；在这炮声之中，残存的国民党军队纷纷向南撤退，这时候，杜聿明集团的周围已经没有援兵，北平和天津更不可能得到任何的援救，等待他们的命运只有失败，只有投降或者死亡。
1月10日，杜聿明集团被歼灭了，淮海战役结束了，但共产党方面对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却依然没有答复。
世界列强也没有任何表态。国民党曾经接连向美、英、法、苏四国政府提出请求，希望他们能够出面主持和平调停，但最终都被拒绝了——号称“世界五强”之一的中国向联合国的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乞求干预国内事务，竟然得不到别人的理睬，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可想而知、民众对政府的失望可想而知，抗战胜利时套在国民党头上的那一圈虚幻的光环在此刻已经荡然无存，接下去，他们只能面对更多的屈辱和沉沦。
1月14日，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对华北重镇天津发起了总攻，仅用一个昼夜的时间，天津的十三万守军被歼灭，主将陈长捷被俘虏，北平已经完全成为了一座孤城。也就在这一天，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他针对蒋介石的元旦文告提出了实现和平的八项主张——第一、惩办战争罪犯；第二、废除伪宪法；第三、废除伪法统；第四、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第五、没收官僚资本；第六、实行土地改革；第七、废除卖国条约；第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看见这态度强硬的和平宣言，蔡智诚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完了……毛泽东根本不在乎老蒋的意见，他要的是无条件投降。
同样是在49年1月14日这天，谷正纲被任命为上海市政务委员会主任，与汤恩伯配成文武搭档。蔡智诚也随之由南京到了上海。
在这个时期，国统区已经乱成了一锅粥。程潜、张轸和陈明仁加入桂系集团，在白崇禧的统率下控制了广西和湖南；孙科、宋子文、张发奎、薛岳等一帮广东人也联合起来，把岭南（包括海南岛）变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桂系和粤系为了争夺物资和钱财动辄兵戎相见，而四川的刘文辉、云南的卢汉对中央的指令也是阳奉阴违，蒋介石总统真正能够使唤得动的只剩下了京沪杭和台湾。
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发表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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