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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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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会引来陆军的反弹。每一任的日本政府内阁最大的困扰，就是如何与军方的意见达成协一八七年，日本明治维新首脑人物伊藤博文与山县有朋，决定模仿普鲁士的强兵政策，建立直属日皇指挥的“皇军”制度，接着一八七八年日本又成立了独立的军令最高机构参谋本部，日本的军部就逐渐发展成为新的太上政府，有些重现日本过去的幕府大将军，以日皇名义秉政的局面，只不过是以军部的形式出现而已。当时日本军臣与人民，其实都很习惯于“军人干政”，因为七百年来，日本幕府大将军秉政的制度，就是军人干政的制度。明治维新之后，幕府大将军是交出了干政的大权，但是新的军部，其实又在遥控甚至是主导着政局，加上强国必先强兵，争取海外资源与市场是引进工 业革命、建立产业资本制度的成败关键，因此明治维新基本上展开了日本的新军国主义的发展。
2。3 主导日本政略发展的大陆政策
在过去的历史中，日本对于自己“资源有限”无法发展成为一等强国，而且必须步步为营，避免与大国直接冲突，以防自己国家遭到倾覆，可以说是有着无限的恐惧情结。日本深知中国的资源丰富，市场广大，因此日本错误的认为，只有主宰中国，日本才能走出生存与发展的危机意识。而如何经略中国的“大陆政策”，就成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举国一致的对外目标。所谓的大陆政策，当然就是如何侵略中国的日式说法而已。于是如何能够操控与主宰中国，以得到日本发展与竞争的所需资源与市场、确保它能拥有富国强兵，威震东亚与世界的基础，即所谓建立一个“八竑一宇”的日本帝国，成为当时日本朝野一致的国家政略共识。
只是日本对于如何完成这个政略目标，政府与军方有着方法与路线的争议，其中强硬派主张模仿普鲁士的方法，以军事力量为主，直接对中国进行侵略与统治。温和派则主张，由于中国实在太大，因此难以直接用武力征服，不如模仿英国式的策略，运用经济、政治与外交的手段，加上军事的威慑，而将中国的市场与资源，设法纳入日本支配的范围。
甲午战争是日本这个征服中国梦想的初试锋芒，结果明治维新之下的日本，以工业化的基础以及举国团结一致的力量，击败了中国虚有其表的北洋派系。日本完成两千年以来对中国作战的首次“大胜”后，它是竭尽所能要屈辱中国与劫掠中国。因此在马关条约（Treaty of Shimoneseki；1895）中，日本以极其高傲的姿态，穷极贪婪的野心，不但取得所有帝国主义剥削与压榨中国的特权，同时要求中国赔偿二亿两的白银2，以用来建设“富强的日本”，并且要求中国割让对朝鲜的宗主权以及辽东半岛与台湾的领土，这是日本千年逐鹿中原梦想的开始。不料因为日本的占领辽东半岛，与帝俄在远东南下，撺取中国不冻港的战略利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日本在俄国联合德、法的压力下，被迫放弃占领辽东半岛（由中国增加赔偿三千万两白银给日本，以“赎回”自己的领土），但是辽东半岛仍是日本准备侵略中国大陆的地缘桥头堡，日本当然不会真正甘心放弃它所觊觎已久的大饼。一八九八年，李鸿章在中俄密约之下，将东北权益交给俄国，以联俄制日，结果是种下日、俄在辽东半岛历史大决战（1903…1904）的主因。日、俄之战，是日本以倾国之力，进行孤注一掷的战争（英、美都站在支持日本的立场），结果虽然是日本战胜俄罗斯，但在国际强权都要瓜分中国市场与资源的压力之下，日本无法如愿以偿的独占辽东半岛，它只能取得经营中国东北南满铁路的特权，及大连、旅顺的租界地。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是与帝俄开战，但是在战胜国的主要战利品中，竟然是取得一系列占领与剥削中国领土和利益的特权（中国根本没有参与这场战争），可见日本谋中国之深，以及西方帝国主义手段之狠毒。
对于日本而言，侵略中国既然已经成为明治维新的对外一致国策，因此日本会设法利用一切的机会，继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一九年日本利用义和团事件，与国际强权组成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取得在中国天津到北京的驻屯军权力，以及又一大笔的“赔款”。一九一二年日本企图利用满清政府瓦解的机会，策动满蒙独立，准备占领中国的东北，但是在俄国强烈的牵制下作罢3。
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军推翻满清王朝，一九一二年中国成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同年，日皇明治逝世，大正即位，此时日本面对另一次历史发展的机遇，就是中国革命所带来的机会。虽然中国的革命军推翻了封建王朝，成立民国，但中国的民主政治，一时根本无法在旧有的社会，经济结构下生根发展，中国顿时沦为军阀支配与割据的国家，军阀的内战更将造成中国进一步的支离破碎，正给予帝国主义侵略者更好的机遇，日本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2。4 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一次世界大战在一九一四年爆发，日本看到西方国家受到欧战的严重牵制，无法顾到日本在亚洲势力的发展，因此借口参加对德国作战为名，入侵当时德国在中国势力范围的山东省；同时也看准了袁世凯要想当皇帝，中国正处于分崩离析的危机之中，因此日本在一九一五年，正式向袁世凯提出等于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内容涵盖了日本要求在山东、东北、长江流域，以及全国各地的特权，以及监督中国政府的政治运作的条款，除了极少数条款仍待保留商量之外，袁世凯在压力下屈服，签字接受二十一条中绝大部份的内容，但是在密约曝光之后，中国人民激起的强烈反弹，迫使得北洋政府不敢履行密约。
同时西方国家在欧战结束后，发现日本独占中国利益的企图，并由于日本接收了德国在太平洋的殖民地，使得日本开始威胁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与战略安全，所以它们又再度关切中国市场利益开放的问题，支持中国反对日本所提二十一条的亡国勒索，使得日本企图鲸吞中国计划的失败。日本只有把侵略中国的目标，先集中在中国的东北，这是一个在东北亚极其重要的战略要地，以及拥有非常丰富自然资源的地方。
日本经过两次战争，仍然无法实地的占据中国的东北，同时日本企图利用欧战机会来独占中国利益的企图也受挫，因此日本只有准备利用在辽东半岛的租界地与经营南满铁路特权的机会，逐步经略中国东北的全境。日本初步的目标是推动“满蒙分离”，因为日本实在想不出侵略中国东北的漂亮借口，所以自己先发明了新的名词，将中国东北称作“满洲”，同时开始炮制“满洲主权未定论”，因此所谓“满洲人不是中国人”，“满洲自古并非中国领土”的论调，成为日本当时舆论的显学，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移民与浪人，更与部分满清贵族后裔与失意的野心政客联合，积极的制造舆论与事端，鼓吹满蒙独立，以推动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的历史大业＇4＇。
当时组成日本经营中国东北南部特权的机构，分成四大部份，日本将辽东半岛南部，包含旅顺、大连地区的租界地，设立了关东厅，成为日本在中国东北发展殖民地的总部，大量的吸引日本的移民与浪人前往开发，也收留、培养汉奸政客与军阀。而负责关东厅以及在中国东北南部的南满铁路沿线防卫需要的部队，称作关东军（Kwantung Army）。日本又模仿英国当年以“东印度公司”经略印度的方式，组成了“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管理从长春到大连的铁路，控制铁路的营运及其沿线的土地、矿产以及市镇。
另外，日本在东北的军政中心沈阳，设立“奉天总领事馆”（在当时，辽宁省称作奉天省，是东北的军政与经济中心），直接与中国东北地区政府，进行各种侵占中国国家利益的交涉。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南部与南满铁路的沿线，以开发与移民的方式，大量进行掠夺资源与土地，逐渐构成了日本在中国东北非法窃占的“海外领土”。在日本经略中国东北的四大机构之中，又以关东军最为骄悍与胡作非为。
2。5 日本军方逐渐失控
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一度出现弭兵的潮流，日本的军国主义在国内外都开始受到压力与排挤，由于多数的日本人民，希望能够建立更为民主与和平的政府，国会也出现不满日本军方强悍与恐怖的高压做法，设法削减日本军部的扩军预算。同时在国际社会中，因为一次世界大战的严重破坏，也出现希望能够建立以外交与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利益争端的方法，因此积极的提倡裁军。特别是中国的利益必须由国际均分，不许日本独占。苏联更是虎视眈眈的等待机会与日本再作决战，以报日俄战争的失败之耻，并要与日本争夺中国东北的各种资源与利益。日本军方的强硬派，确实受到一些制约与压力。同时大正日皇缺少明治日皇那种“八竑一宇”的雄心与胆识，因此日本政府在一次大战后，顺应潮流，先后的减少军费支出，加入国联组织，签订九国公约，裁减陆海空的兵力，对于“大陆政策”的推动，也采取温和派的立场。但日本政府的这些和平转变，造成日本强硬派军方的不满，因此刺激军中所谓少壮派军方势力的发展，这些充满日本战国时代武士意识的军人，一心的希望能够继续明治大帝的功业，推动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他们轻视民主与自由的普遍原则，恐惧共产主义的蔓延，更是不能忘情入主中国的利益。这些怀有野心与决断的军方少壮派军官，开始盛行秘密结社，这种进行秘密结社的少壮派军官，竟然成为日本政局不稳与失控的最大原因之一。
一九二五年，年轻的裕仁日皇即位，裕仁缺乏足够的政治历练与才干，来处理日本内外巨大变化的政局，一九二九年，全球局势发生逆转，经济大恐慌的爆发，造成全球各国对于民主政治体系，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都失去了信心，日本政府同样无法拿出有效的政策处理这些问题，造成日本的经济与社会陷入了失控的危机之中，而共产主义在亚洲地区的快速发展，也让日本封建意识极强的保守派政客、大型的财团与军方少壮派，感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威胁。
2。6 少壮派军官把持日本决策核心
因此这些保守派的人士与军方的将校，开始提倡日本对内应该推动强硬的军国主义政策，压制共产主义的颠覆，对外推动疆域的拓展与资源市场的掠夺，日本才能走出发展的危机。而日本军方的少壮派军官，就成为这种理念的实际推动者，军方出现了皇道派与统制派的对立，少壮派军官又成立各种的秘密团体，其中又以“樱会”与“一夕会”最为著名。
参与秘密结社的少壮派军官，事实上，主导着日本军部的决策。因为日本的社会运作体制中，领导者很少会主动地展现自己的决心与企图，以免卷进直接的决策选择、冲突之中，日本社会集体心理最怕的，就是内部意见的分裂，所以日本社会中，有着极强的从众行为压力。因此它的领导者多半是以暗示与诱导的方式，被动的等待部属达成一致的共识之后，然后接纳这种共识成为正式的决策。（当时日皇与政府和军部的关系如此，现在日本的企业运作也是如此。）
所以当时日本的军部，表面上好象是由高级将领在指挥，实际上他们经常听任部属参谋自行独立运作，而会接受参谋所达成的一致意见，虽然这种意见不一定符合事实或是他们的想法，但这些高级将领不愿也不会公开的反对属下所达成的一致意见，以免破坏和谐的共识。
更糟的是，日本军方系统的结构，是典型的外重内轻，通常在内阁中的陆军省长官，只要有师团长的资历就可以出任，海军省首长的地位也与舰队司令平行，就算是参谋本部的总参谋长地位高些，也不过是相当于战区的司令官地位而已。皇军直接隶属日皇，军部也只是日皇的军事参谋，不能直接对军队发号施令，因此，日本在外统兵的将校，并不会把中央军部的意见，真正的放在眼里。
而中央军部唯一能够节制统兵将校的法宝是，请求日皇发出赦令，这种赦令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正式经由帷幄上奏之后决定的日皇命令，一种是经由日皇授权参谋本部，在一定的指导原则内，以日皇名义代行的“临参命”。无论是那种形式，都是以日皇名义发出，在形式上，对于日军的行动，有着最高的控制权威。
但是因为日皇对于日军而言，其地位有如神明一样的极其崇高，军部不到真的不得已，绝对不敢也不愿在日皇面前，展现不同立场的争执，而让日皇陷入裁决的苦恼之中。因此中央军部对于在外统兵的将校，多半是用“交情”来牵制其行动，所以在军令运作的过程中，经常是由次官、参谋与部队中的长官进行意见沟通，等到大家建立共识之后，才正式帷幄上奏的请旨行动，而军部的参谋与部队的长官，当然都是同属希望能够以战争来建功立业的少壮派军人，因此他们的意见，事实上就决定了军部的意见。
而日皇对于军部一致的意见，通常很少会提出质疑，更别说是反对了。这就出现日本的少壮派军官，可以实际把持军部决策的现象，这些在军部与参谋本部的少壮派军官们，自己组成的小团体运作，戏称“秘密参谋本部”，他们与海外驻军以及右翼激进的团体，都有直接联系的管道，而右翼团体的看法，又主导着日本的舆论媒体，造成日本军部少壮派军官，对内可以普遍的以下克上，对外随时都有支持他们各种做为的“民意基础”。因此在当时，真正领导日本国家政策走向的，不是日本人民民意选择的国会，不是神圣崇高的日皇，或是政治元老重臣以及高级将领，而是日军的少壮派军官。当然这不能说日皇、元老、将领在日本的战争罪行上，没有责任，因为他们至少是“诱导”、“认可”、“知情”与“伙同”等的共犯，他们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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