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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常往事-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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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使社会人士，既不敢言，又不敢怒。强者被迫，即铤而走险，弱者受欺，即含冤莫白。一旦天灾人祸，不幸纷至沓来，乾纲解纽，祸乱遂发，虽欲加以收拾，也不可能。这乃是一件最危险而又是最可痛心的事！历史上的许多变乱，都是这样造成的。”这种越培训人格越差、越培训社会矛盾越多的现象的确令热衷培训者尴尬，其间的道理不无令人值得思考之处。祖父在提高组织力方面采取的措施之二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康建设中，祖父特别强调要加强县以下的乡（镇）建设。他认为，这一级行政组织，如同军队中的“连”。把这一级组织健全起来，“由乡而县而省而国”，组织力将大大加强。而在乡（镇）内部，则试图把保甲“办到如同军队连内的排与班，把乡镇造成整然一体”，倘若能做到这一点，则“要动员其他工作，那就毫无问题了。”在考虑基层组织建设的时候，祖父依据他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积累的经验和眼光，指出在政治中存在一种“头重脚轻”格局，即比较优秀的人才集于上层机关，而基层组织却优秀人才缺乏，这种格局导致了若干种“循环的矛盾现象”。读到他对这些现象的描述的时候，我忍不住将之抄录下来：“1、高级机关的位置少，但求事的人则很多，失望的人也很多，而且失望的人，尚为多才智之士。2、乡村自治事业的位置多，但营谋充任的则很少，其贤明而有才智的人，则更少。3、高级机关因为位置少，待遇高，于是政争剧烈，暗潮很多。据位的人便结党自固，政以贿成；失望的人便不择手段，策动革命。4、乡村自治工作因为待遇薄，生活苦，于是便往往为者不贤，而贤者不为。如有争夺价值的职务，在位者便籍公营私，鱼肉小民，如毫无一顾价值的职务，便永久无一贤者愿为。5、人民受土劣压迫太甚，如再加之饥馑之年，便会有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的暴乱事件发生。6、有才能的人，集在都市的越多，失业的便会越多，政治上的黑暗和倾轧，也就会越多，结果便会形成政治上的腐化与纷乱。7、贤而有能的人，留在乡村的越少，地方上的土劣流痞，便会越多，因之他们的冲突和斗争，也就会越多，结果便会形成乡村的破产和骚动。”祖父希望能够通过指出这些“循环的矛盾现象”及其不良后果，引起人们对健全基层组织的重视，并希冀通过基层组织建设使“头重脚轻”格局及其不良后果有所改变。是否做到、能否做到，那是需要另做研究，已非此处所欲讨论的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演变说明，中国共产党不论在意识形态重构、组织人员训练还是在基层组织建设等方面，均显示出超过当时中国的任何政治组织和个人的力量，从而结束了战乱、使中国摆脱了被分裂为“若干盘散沙”的危险，实现了国家的整合。祖父是通过他自己的政治实践，感到共产党“了不起”。当然，任何组织行为都是有代价的。在强有力地实现某一组织目标的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某些其他目标的实现。在此处取得成就的组织方式，用于彼处却可能造成灾难。社会组织实在是一个复杂的事物。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当祖父感叹能“一竿子插到底”的组织力量的时候，充分施展组织、动员力量把乡村社会结成“整然一体”（且借用祖父当年“把乡镇造成整然一体”的用词）的人民公社组织（当然，这并不是整合乡村社会的惟一可选择的组织形式），已经在生产激励和消费安排等方面暴露出其严重弊端，不知祖父是否注意到这些方面？
第二十四章抄家
1966年8月，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红卫兵组织在北京的中学和大专院校中迅速发展。在8月1日至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对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作法提出严厉指责，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在此期间，北京开始出现红卫兵“破四旧”（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风潮，相伴随的则是对与“旧”相关家庭的抄家活动，打人事件时有发生。民主党派人物的家也开始被抄。大约8月初，祖父接到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的电话，嘱告如果有红卫兵到家里来，不要与他们对抗。于是，祖父、祖母和全家上下都做好了被抄家的思想准备，并着手必要的清理。大客厅里悬挂的字画取了下来，把一些老照片烧掉，这些事做起来都是很容易的。比较麻烦的经堂里为数不少的佛像。在“破四旧”中，砸毁佛像的事已有耳闻，祖父、祖母显然不愿意家中经堂里的佛像遭受这样的命运。考虑之下，祖父给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挂了电话，商量是否可能将佛像送到某个安全的宗教场所，如寺院中，以免被毁坏。徐冰部长显然尊重祖父的意见，并安排将这批佛像送到雍和宫。由于事先有这样一个安排，因而在后来的数次抄家中，未曾出现在某些地方出现过的损毁佛像的事。现在想起来，徐冰部长当时能做出这样的安排是很负责的。其实，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被批判（此后很快便被打倒）后，徐冰部长本身的政治命运也是山雨欲来不久，他也被打倒了。一天，家门口出现一张大字报。大字报上说，这个院子里住着刘文彩的弟弟，他这样的人，现在竟然还住着这样好的房子；这个院子里，还住着尼姑等等。第二天，母亲刚下班回家，就有红卫兵上门（1965年以后，中央缩小了武装警卫的范围，对祖父不再配有武装警卫人员）。他们问母亲，这座房子是谁的？母亲告诉他们，房子是国务院的。红卫兵们没有做什么，就走了。这件事，使家里人意识到，抄家随时可能发生。一天晚上，我刚刚入睡，就被父母喊醒，说红卫兵来了。父亲随即离开寝室。哥哥、我和两个弟弟穿好衣服，和母亲一起待在寝室里。一会儿，来了几个红卫兵，让我们到大客厅里去，并让两个弟弟留在寝室里继续睡觉。其中有一个女孩子问：“刘世旭在哪里？”母亲回答说：“她不住家里，在先农坛北京体工队。”那时，姐姐的乒乓球在北京的女子少年中打得很出色，颇有些名气，已经被选拔到专业队去了。因为有这一问，后来母亲通过电话叮嘱姐姐，暂时不要回家，怕招致麻烦。大客厅里灯火通明，祖父、祖母、父亲已经坐在沙发上，周围有一些红卫兵，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我们到了以后，也都坐在那里。一个领头的高个红卫兵对着祖父说，我们是25中和女12中的红卫兵，今天是来采取革命行动。另一个红卫兵对祖父说，你的历史我们都是清楚的。我们知道，1949年，你采取了起义行动，今天，我们希望你再采取一次起义行动，把你们的财产都主动交还给人民。祖父示意祖母带红卫兵去取。对祖父、祖母交出的财产，红卫兵们一一登记。然后，他们又到各个寝室打开柜子搜查。“你们哪里来的军帽？！”一个红卫兵拿出一顶有“八一”五角星的军帽质问我和哥哥，似有要没收的架势。“那是祖父起义时留下的，作纪念的，不要拿走。”我们回答。帽子被放回去了。搜查结果，没有再发现什么，拿走什么。红卫兵撤了。红卫兵走后，祖父向我们简单讲述了我们到客厅去以前的情况：祖父听到外面有动静，就出来到院子里查看。这时，正好碰到几个红卫兵迎面过来。“这里有个老头！”有一个人喊起来。顿时，祖父被围住。“你是不是刘文辉？”有人问。“我就是。”祖父回答。随后，就进到屋里在这批中学红卫兵抄家后的几天，又来了一批北京工业学院（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的红卫兵。这批红卫兵来了之后，在挨房间搜查的同时，首先把祖父的文件柜贴了封条，继而把所有书柜贴了封条（有了这些封条，家里的书在抄家风潮中没有受到损失。据我所知，在其他许多抄家活动中，除了马列毛的著作之外，其他的书，特别是古书、外国书，都被毁了。），最后把父母和我们寝室中的衣柜（除了装必要的备换洗的衣服的衣橱）贴了封条。一个红卫兵向母亲解释说，祖父“是统战对象，他们的衣柜不封。子女不是统战对象，衣柜需要封上。”在这次抄家中，抄出了还没有来得及送到雍和宫的唐卡以及经堂中的其他器物。当时，家里人以及国管局的工作人员都向红卫兵们说明，这些物品经过和统战部联系，是准备送到雍和宫去的，佛像已经送走，这些是尚未送走的部分。这样，由祖父的司机开车，装上经堂器物，带上两个红卫兵，前往雍和宫而去。这批红卫兵在家里的活动持续了两三天。
北京工业学院的红卫兵离开家中以后不几日，史家胡同的这座院子就成了各路红卫兵不断光顾的场所。这些红卫兵有来自北京各校的，也有来自外地的。其中有据称是人大附中红卫兵的几个女生表现最为张狂。她们提着有金属扣的皮带，拿出随时准备挥舞的架势走来走去。其中一人大概是看到家中已经被抄过、各处柜子都被封条贴住后感觉无法施展能量，抡起皮带用有金属扣的那一头就向玻璃茶几砸下去，一公分厚的玻璃顿时开裂。我和国管局的工作人员告诉她，这些家具都是公物，她才悻悻然住手。在这种不时发生的搅扰中，年过古稀、本来心脏状况就不太好的祖父更感觉身体不好，但并没有去医院。这种来来去去的过程大约持续了一周，家中只要是没贴封条还能打开的柜子、抽屉都被打开来翻过，搞得乱糟糟的。一天，正当一批红卫兵（似乎是来自外地的）又来家里查抄的时候，曾经来过的北京工业学院的红卫兵出现了。为首的向那批新来的红卫兵说，这里我们已经抄过了，封条是我们贴的，你们回去吧。把那批红卫兵打发走了。我听到他们几个红卫兵领导议论说（他们并未避讳我在场），这样下去不行。于是，他们向祖父提出，一起到国务院接待站去。祖父同意了。我和他们一起走到前院的车库。临走，一个四方脸宽肩的红卫兵回头说：“你们放心。”两个红卫兵和祖父一起上车去了。过了一阵，祖父的轿车载着两个红卫兵回来，车上却没有祖父。回来的红卫兵说，祖父生病住院了。这些红卫兵撤走的时候，领头的留下了联系电话，交代说，有什么事情可以找他们。并且说，他们在我家对面的“少年之家”活动站中设了联络处。祖父没有回来，我心里略微觉得有些不安，但从北京工业学院那些红卫兵的举动中，我直觉到没有出什么大问题。我可以感觉到，祖母、父亲、母亲的心情也有些忐忑，不过，谁也没有说出来。大家都在等待着进一步的消息。晚上，接到祖父打到家里来的电话，说他在医院很好，至于住的是哪个医院，他也还没有搞清楚。接到电话，全家上下都放心了。在家里的人，都和祖父说了几句话。以后，祖父每天都打电话回来。祖父在医院一直住到9月15日到天安门参加毛泽东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活动。这次活动后就回到了家中。祖父回家后说，估计住的是301医院。祖父出生于动荡的年代，他前往西安上陆军中学的1911年，正值辛亥革命爆发。从他的青年时代到壮年时代，学生运动多有发生，他对此并不陌生。对于学生运动，他还多有积极评价。抄家的事，也并非第一次遭遇。成都的家和大邑的老家，在起义后被胡宗南部队相当彻底地抄过。成都的家，抄过后还暗布了许多雷管。在胡宗南部队撤出成都、共产党的部队还没有进入的权力“真空”期间，有趁火打劫的小偷溜进家里，不料运气不好，踩中雷管引爆，连人带一座楼都被炸飞了。至于财产，在祖父决心走到共产党阵营中来以后，便已做好交出的准备。田产、房产在1950年代早已上交国家，留下的一些动产，如果政府认为需要交出，交出就是了。在这个方面，祖父是早已想清楚了的。在几十年中，祖父都是在刀尖锋口上行走的人，面对风风雨雨，已成生活中的一部分。有两次，他面临是否携财产到海外作赋闲寓公的选择：一次是在1930年代初期反蒋失败以后；一次是在解放前夕。但这两次可能的选择，都被他否定了。他是那样一种性格的人：自己既然做出了选择，那么选择所带来兴衰荣辱自己就必须承担这是选择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从未听他抱怨过任何人和事，抄家以后也是这样。祖父回家后，不知从哪个部门又安排来一个非武装警察，住在前院的传达室里，以加强保卫。那时，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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