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常往事-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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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和变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潜移默化发挥着重要作用。
有一件亲历的小事使我相信佛教对祖父心灵的内化作用。1970年代初，祖父因患肺炎引发高烧，一度昏迷不醒。送到北京医院住院治疗后，我每天去陪住护理。一日清晨，我正站在他的床边，见他醒过来，神情清朗。祖父定睛看了我一会儿，含笑说，我刚看见一个金光菩萨站在那里，再仔细看，是你啊。我告诉祖父，他已经昏迷了几天。他听后说，这次病已无大碍，过来了，我自己晓得。
高烧后的幻觉里出现佛教中的世界，这说明祖父的潜意识中已经留下佛教影响的痕迹。
祖父虽然认为佛教中有很多优秀的东西并对高僧大德十分尊重，但是他的政治决策总是依据其政治理念和实际的冷静分析，而不是神秘的预言，哪怕是这种神秘预言来自高僧大德。他对于藏区政教合一的制度以及不同政治力量对藏区的渗透有深刻的理解。据父亲回忆，1949年临近解放的时候，曾有西藏大德给祖父来电云：共产党有笼罩全国之势，但终不能成功。这封来电父亲在祖父那里看到，准确时间父亲已经记不清了，但内容却记得十分清楚。父亲向我讲述时是逐字背出的。虽然来电者是祖父很尊重的大德，但是祖父起义的决心并未因此动摇。
　　　　　　　　　　　　　　　　　　学习书法（1）
祖母有写毛笔字的习惯，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每天必写。她写字的时候，祖父如果在家，偶尔也在一旁看看。
我有的时候也在一旁看，看着看着，就看出了一点兴趣。祖母看我有兴趣，就开始教我写。怎样握笔，怎样起笔，怎样转折，等等都一一教来。祖母常临帖，她喜欢临的是颜真卿的《勤礼碑》。这也是我最早临的帖。祖母还特别告诫，写字要使每一笔都有力量，好看不好看倒在其次；写过了，即使不满意也不能描。这都是上小学之前的事。记得上小学后，学校书法课的初始阶段是“描红模”，即把作为样本的字以红色在纸上印好，让学生循之描写。祖母对于这种教法很不以为然，并特别反感于“描”字。她认为这样做，就把基础打歪了。尊她要求，我在完成“红模”作业时从来不描，只是写。祖母的这些告诫，对我后来的写字风格，不无影响。
我学写过几次，得到夸奖，更有了劲头。看我开始上道，祖父也介入了。他是用我的名字为例作示范的。他的书法示范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有两处。一是祖父用雄浑的笔触写了个繁体的“刘”字。这个“劉”字，不仅左边的结构使人觉得非常稳固，而且写右边的立刀时最后的顿挫、回笔、挑钩让人感到了意外的力度；二是“定”字最后的一笔“捺”，由细到粗，顿足之后再提起来，很是厚重。祖父写这几个字时的运笔状态深深地印在我脑子里。从祖父行笔和字体结构看，他的字也是颜体的底子。我猜想，祖母习颜真卿碑帖可能是受他的影响，或者就是他推荐的。和《勤礼碑》的字体风格相比，祖父的字没有那样丰润，要更加刚一些，但和我后来临过的颜真卿的《多宝塔》――我觉得那是颜字中偏刚健和秀气的一部帖――的风格相比，没有那样秀。
行笔至此，我想到祖母碑铭的书写。祖母去世后，骨灰存放于福田公墓。后来将骨灰盒移置于公墓骨灰廊时，需要镶一块小墓碑。父亲命我书写碑铭。我以楷书写下“刘母杨蕴光千古”。写那个“刘”字的时候，我想到了祖父教我写“刘”字时的情景。如果我写在祖母墓碑上的字（严格说来，是我写好字样，由公墓的石匠刻在碑上）留有祖父遗风，那也算是对祖母的一种安慰吧。
在我印象中，祖父的字是有功底的。但那是儿童和少年时代的印象，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如何便不得而知了。非常遗憾的是，我手头没有保留祖父的一纸――哪怕是一小片――墨迹。我询问父亲，他那里也没有。从小没有养成搜集这些东西的习惯是造成我今天回忆往事却无祖父手迹的主观原因。而在祖父方面，从我记事时起，一直有多读少写的习惯，这自然使其留迹甚少。从大处看，则是剧烈的社会动荡使然。1949年祖父宣布起义而解放军尚未到达之际，家中被胡宗南部队洗劫；胡宗南部队撤出，成都暂时处于政权真空期间，又有趁火打劫者入家行窃，不料引爆了胡宗南部队在家里安装的大量炸药，楼毁人亡，家中所存书籍和其他纸制文献大都灰飞烟灭；“*”伊始，抄家风雨欲来，以祖父的政治经验，更不会留什么墨迹授人；而后抄家数次，若有文字东西也早抄归他处了。如此折腾几轮，我手无墨迹也是不足为奇的。
我曾问父亲，祖父是否有题字可寻。父亲说，祖父从无题字的爱好。不得已的应酬，多是别人代写署个他的名而已。比如，西康建省之后，在四川和西康交界的山崖上，有祖父署名的“西康东界”几个大字，那是父亲的老师，书法家曾默恭写的。我问父亲，大邑的“庄园”中有祖父署名的匾额，是否真是祖父所写？父亲回答说：“不是哦。”我琢磨过那匾额上的字，和我印象中祖父的字的确不像。
　　　　　　　　　　　　　　　　　　学习书法（2）
回到对少年时代的回忆上来。随祖父、祖母移居北京，和父母团圆后，指点我们习毛笔字的“任务”主要由父亲承担。父亲在工作之余也有写写字的习惯，以此作为休息。据父亲说，他习书法正是在祖父的重视下开始的。父亲小时候，祖父专门聘请了家庭教师来授课，书法是课程之一。祖父曾有一个说法：字就像出手的枪。以今天的流行术语来说，书法是一个标志着人的文化修养的“信号”，就如同枪法标志着人的武功基础一样。由此来看，祖父对父亲的书法教育或许带有某些功利色彩。而到我所接触到的父亲那里，研习书法的功利色彩已经全然没有了。书法成为纯粹的艺术欣赏和个人乐趣。
据父亲说，他习书法是从临颜真卿的楷书开始，继而习魏碑。我所见到的他的楷书乃至行楷，显然受到魏碑的影响，而颜真卿笔法的影响倒并不显著。在我们到北京以后，我见他临的较多的是米芾的行书，包括《蜀素帖》、《研山铭》等，而他浏览欣赏的字帖种类却相当多。苏轼、黄庭坚、颜真卿的行书，怀素的草书，近代书法家于佑任的草书等，都被他反复欣赏过。父亲壮年时期的行书，多有米芾笔法的痕迹。而到了晚年，他的字越益苍劲、含蓄，已经独成一格。
闲聊时，祖母和父亲也曾议论过古人的书法。一次是由一篇贬低颜真卿书法的文章谈起。我那时大约十岁，因为这一话题涉及我正在习练的古代名家字体，所以也就注意去听，但文章并没有看。印象中该文认为颜真卿的字蠢笨不堪，如野老村夫扶笔。祖母和父亲谈到文中的尖刻用语时，只当笑谈，继而说到颜字的“蠢笨”与敦厚。我印象至深的是他们由此谈到书法中的“拙”：要拙得有味道其实是很难的，甚至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从这一话题又谈到颜真卿的行书，他们对此给予极高评价。同时，也认为被称为“鲁公怪体”的一篇可欣赏而不可临摹。我还听他们讨论过苏东坡的偏锋行笔的风格。对明代书法家文征明的行书，父亲认为流畅但韵味不足，可作行书入门引导，祖母表示赞同。
祖母不喜欢宋徽宗赵佶创的“瘦金书”，认为轻飘，甚至把它和宋徽宗的昏聩国事和对金朝的软弱无能联系起来。字如其人，这是书法欣赏中的一种传统思维方式。
与祖父经常往来的刘衡如先生是一位知识广博的学者，关于他，我在后面还会讲到。祖父请他讲授过几次书法，按今天学术界的说法，可以叫讲座。讲授的对象是哥哥、姐姐和我，地点在家中小客厅里靠近祖父母卧室的一侧。记得第一次讲授是一个星期天，窗外阳光明媚。刘先生讲了他对中国书法要领的理解。我印象至深的有两点。第一，字的内在气势要通畅，写在纸上要有活生的感觉，书写出来笔画要像有动感的蛇，而不能像死蛇摆在那里；第二，行笔的基本要领是笔锋理顺，不论起笔收笔、提按转折、重墨飞白、或粗或细，都要做到这点。他还让我们当场操练，并加指点。记得哥哥书写时，因手不稳，一笔捺杵下去成了个大粗笔，字不成样子。哥哥认为写坏了，刘先生却说，这一笔的笔锋是顺的，铺开了，不要紧。刘先生很会因势利导。
前几年我看过一个日本书画展览，展览中的几幅书法作品使我深感刘先生所言的道理。那几幅作品和我所接触的中国古典书法的最大区别就是字软软地趴在纸上，像没有生机的肉虫子，虽然字的结构摆得似乎是那么回事。
父亲兴致好时，会找来宣纸书写，觉得还可以的便悬挂起来。他的书法作品，在他卧室和客厅中都悬挂过。在上个世纪60年代前期，值毛泽东主席的诗词发表了三十几首之际，父亲书写悬挂的都是这些诗词。我记得先后悬挂过的有《沁园春？长沙》、《菩萨蛮？大柏地》、《念奴娇？昆仑》、《沁园春？雪》、《浪淘沙？北戴河》。悬挂起来后，祖父、祖母便也来欣赏、评论。我记得评价最高的是行书《浪淘沙？北戴河》那一幅，特别是对最后一句，即“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的书写，认为父亲写得气运通畅，错落自然。对于称赞，父亲仅说两字：“差可。”
“*”抄家期间，红卫兵来家里看到墙上悬挂的毛主席诗词，其中有人以怀疑和嘲讽的口吻说：“呵，你家还挂着毛主席诗词！”对此无话可说。在他们的思维逻辑中，祖父乃至这个家庭成员应该对新中国充满仇恨才是合乎逻辑的。这种思维固然幼稚，但在那个年代，在那样一种教育下，这些青少年人那样想问题也是很自然的。
　　　　　　　　　　　　　　　　　　除四害
在我上幼儿园期间，遇到了“除四害”运动。被宣布为“四害”的有：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
那时，到处都张贴有“除四害”的宣传画，家里的一进楼门的厅里就有一幅。画上是一个手持弹弓的少年，像军人斜挎子弹带一样斜挎着一串麻雀――那是他的战利品。
但我们幼儿园里是不让玩弹弓的，怕孩子们玩起来把其他人打伤。老师把我们组织在院子里，每个人发了小喇叭、铃铛、镲、小锣鼓之类能发出声响的玩具。我们平常就在转椅、秋千、攀登架上玩，只要一见到有麻雀飞来或飞过，就把携带的玩具弄响，金鼓齐鸣，让麻雀惊吓得不敢停留。事实上，那时不止是幼儿园，许多地方对麻雀都采取了轰赶法：只要见到，就做出各种动静来使其惊慌，迫其续飞。麻雀飞着、飞着就累得从空中掉下来，这情形我见到多次。后来想起来，这种全民动员式的消灭麻雀方法相当残酷，但它在不缺乏人力的地方的确是很有效的。那时真是个千村鸟飞绝。
我上的这所幼儿园名字叫“大学路幼儿园”，位于我家的西南方向。从家里出来沿大学路向右行走一段，可以见到一个牌楼。从牌楼下走进乡间路，再穿过一片树林，就到了幼儿园。幼儿园的主体建筑是一座木结构的小楼，周围用竹篱笆围出一个院子，楼后是幼儿园的一片菜地。菜地里种了各种青菜，我们吃的菜有不少就是从这个园子里摘的。有一种菜叫“厚皮菜”，叶子很厚实，吃起来口感很好，是菜园子里的一种主要作物。我很爱吃，但到北京以后就再没有吃到过。我很喜欢这个幼儿园的小木楼、竹篱笆、菜园子以及周围的环境，喜欢老师和小朋友。
有一天，我们正在幼儿园的院子里玩，忽见来了几个大人，在门口的竹篱笆墙上刷了几刷子浆糊，贴上几张大纸就走了。我们好奇地跑过去看，原来是画的一幅漫画。画上画了一群幼儿园的孩子――应该就是我们，拿着小喇叭、铃铛、镲、小锣鼓对天上飞过的麻雀呐喊，老师则在一旁摇旗助阵。漫画上还写了些字，大意是批评幼儿园就这样玩闹式地除四害。我发现老师看了这幅漫画表情尴尬，我也感到很羞辱。同学中可能有家长在附近的党校工作，他们说到党校里有人被贴了大字报，不是件好事。这更让我不安。我觉得幼儿园发生的这件有损荣誉的事不能让家里的大人知道。
本来，我上幼儿园每天都有保姆送接，但大字报事件发生以后，放了学不等保姆来接，我就自己往家里走去。在半路上碰到保姆，随便找了个不等她来的借口，就一起回家了。第二天，我坚持不让她送我，她显然觉得奇怪，但也拗不过我。但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放学前她早早就来了，终于看到了令幼儿园蒙羞的漫画。我告诉她回去不要告诉其他大人，她答应了。然而，几天后祖母还是知道了，显然，保姆还是把我的奇怪举动汇报了。祖母和我说，贴一幅漫画不要紧的。祖父听后笑笑，说了句：“这个娃娃！”
消灭麻雀的活动后来停止了，麻雀被摘除了“四害”的帽子，而帽子则被转戴到臭虫身上。“除四害”已经成了一个不可变更的话语，成员少了一位一定要递补一位才名实相符。听大人们说，消灭麻雀是因为麻雀吃庄稼，但是麻雀也吃虫子，麻雀被消灭以后，田里的虫子多了起来，同样危害庄稼。两害取其轻，麻雀于是获救。
“除四害”运动开展以后，我和哥哥晚饭后随祖父、祖母转田坝多了一个工具：在竹竿上绑一块竹笋壳，上面涂上桐油――这是用来粘蚊子的。这种做法至少在我们家居住的那一带乡间相当普遍，我们也是看到别人这样做以后学来的。傍晚田野的上空，飞着一团一团的蚊虫，像一小股一小股的黑烟，漂移不定。田坝里的孩子们，看到这样的黑烟，就举着粘蚊子的工具迎上去，在黑烟中摆动，蚊子就被粘在涂有桐油的笋壳上。这是我们在那段时间中很爱干的一件事情，和玩游戏一样。
1959年秋举家移居到北京后，转过年来的春天，学校就号召种蓖麻，说是国家发展工业很缺油。当时我就想起在成都“除四害”时在竹笋壳上抹桐油的做法。那时也许还不缺油？涂上那么多的油粘几个蚊子，在珍惜每一个蓖麻籽的年代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