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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震撼三部曲-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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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也是1。3亿人反对，所以总体上中国不宜采用简单票决制中51％对49％、赢者通吃的方法，而是需要通过广泛协商，达成人民内部的最大共识。当然，这不是议而不决，而是广泛协商基础之上的当断则断。
中国协商民主包括“新型民主集中制”这种决策体制。中国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决策比较能够考虑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中国政治制度的战略规划和实施能力大概是世界上最强的。一个接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制定和执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西方人经常感叹，西方的公司都有短、中、长期的规划，但西方国家几乎都没有这样的规划。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多党竞选制度决定了一个政党所制定的规划，换了一个政党来执政，就难以延续了。台湾地区在所谓的“民主化”之前还有六年规划，当年的经济起飞离不开这样的规划，但“民主化”之后就无法制定这样的规划了。一个国家和社会究竟是有规划好，还是没有规划好？当然是有规划好。中国今天已经形成了“谋定而后动”的共识，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新型民主集中制”的决策制度，包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请进来，走出去”等一系列具体的程序和方法。从中国发展的实践来看，中国民主决策的总体质量明显高于西方。
从思想传承来看，中国协商民主和决策制度继承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强调的“明主者：兼听独断，多其门户”的理念，继承了“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这种从长计议的传统。从制度传承来看，它延续了中国古代朝廷的集议制度，包括廷议、宰相议、百官议、朝议等许多具体的做法，也借鉴和发展了苏联模式中的民主集中制和五年计划的制定。
与中国古代决策集议制度相比，中国今天的协商民主和决策制度涉及的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形式之多样、过程之复杂，都是古人所难以想象的。民主集中制是苏维埃领导人列宁创立的，对苏联的崛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随着苏联模式走向僵化，苏联模式下的民主集中制越来越变成了只有集中，没有民主，甚至变成了“一言堂”；苏联的五年计划制度也一样，对苏联实现工业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五年计划成了僵化的中央计划经济的代名词，成了苏联经济失去活力的代名词。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通过体制改革和创新，首先把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成分大大加强，这也确实是大势所趋，因为国家发展的任务越来越艰巨，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复杂，没有大量的专业知识，国家是无法作出正确决策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实行广泛协商民主的基础上进行集中，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成功地制定了一个接一个的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也由计划经济时代的指令性计划，变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指导性计划。一个接一个规划的制定和执行为中国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基础。中国今天无疑已经成了世界上最能做长远规划的国家，也是最能落实长远规划的国家，“新型民主集中制”是制度化的决策机制。以五年规划的制定为例，它基本上需要一年半左右的时间进行成百上千次各个层面的磋商和咨询，几上几下。正因为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中国宏观决策的合法性和可行性总体上高于许多西方国家的决策。在美国，一个重要的决策，如奥巴马的医疗改革，往往是极小圈子里作出的决定，然后与各种利益团体讨价还价，最后形成的东西冗长繁琐，执行力很差，还得靠一批公关公司向公众“出售”（sell to the public），这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还应注意到中国协商民主和“新型民主集中制”带来的“预期创造”和“需求创造”；一个地方的发展规划也好，国家的五年规划制定也好，上上下下的咨询和磋商，媒体和网络上对各种相关议题的讨论，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创造和塑造公众预期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创造了大量的需求，而且经常是中长期的需求。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与这种“预期创造”和“需求创造”是分不开的。与西方多数国家无法进行中长期规划的情况相比较，中国的制度安排显然是一种超越，我们对此可以非常自信。
三是选贤任能。在组织制度方面，中国实行的是“选贤任能”。1978年复出后不久，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分“三步走”，直至21世纪中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从这些跨长期的战略目标出发，邓小平反复提出中国必须确保长治久安，确保各项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确保中国现代化事业的目标如期实现。与这种事业相匹配，邓小平强调需要通过选贤任能，从组织上保证这些战略目标的实现。他说过：“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15＇在选贤任能的论述中，邓小平把中国最高执政团队的选拔看做重中之重，他讲过“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16＇
从思想传承来看，这种事业成败，关键在人的思想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源远流长。“治国之道，务在举贤”、“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治”表达的都是这个思想。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一种深层次的心理结构，从百姓到干部在文化心理上都认同“治国必须靠人才”。像西方那样，能说会道就可以竞选当总统，与中国政治文化深层次的心理结构格格不入。从制度传承来看，这种选贤任能的制度源于持续了上千年的科举选拔制度，也融入了西方政治制度中的一些做法，如民调和选举等。整个国家从上到下大致建立了一整套可以被称为“选拔＋某种形式的选举”的制度。大体来说，干部晋升必须经过初步考察、征求意见、民调、评估、投票、公示等程序。
中国选贤任能的制度挑战了“民主或专制”这种陈旧的二分法。从中国的视角看，一个政权的性质及其合法性，应该由其实质内容来判断，这种实质内容就是能否实行良政善治、能否拥有勤政能干的领导人、能否使多数民众感到满意。尽管中国政府和选贤任能制度还存有诸多不足，但它确实保证了世界上最长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并大大改善了大部分百姓的生活水平。根据美国皮尤调查中心的民调，在2013年受访的中国民众中，高达85％的人对国家的发展方向表示满意，这一比例远远超过其他参与调查的国家。＇17＇
中共十八大期间，美国《纽约时报》编辑曾约我写一篇评论文章，我有感而发，写了一篇“选贤任能挑战西方民主”，我当时是这样写的：
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都在经历最高领导人的换届，这种巧合被西方媒体描述为一个不透明的共产党国家与一个透明的大众民主国家的鲜明对比。这种对比是非常肤浅的，它实际上涉及的是两种政治模式之间的竞争：一种是更强调选贤任能的模式，另一种则迷信选票的模式。相比之下，中国选贤任能的模式可能胜出。……
中国最高决策机构，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候选人几乎都担任过两任省委书记或具有其他相应的工作历练。在中国，治理一个省的工作，对主政者才干和能力的要求非常之高，因为中国一个省的平均规模几乎是欧洲四五个国家的规模。很难想象在中国这种选贤任能的制度下，像美国小布什和日本野田佳彦这样低能的领导人能够进入国家最高领导层。
以即将接班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为例，他曾在经济充满活力的福建担任省长，后又担任过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的浙江省委书记，其后又担任过上海市委书记，上海是中国的金融和商业中心，还有许多强大的国有企业。换言之，在习近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前，他主政过的地区，就人口而言，超过1。2亿，就经济规模而言，超过印度。其后他又有5年时间，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来熟悉整个国家层面的政治、军事等领域的领导工作。
亚伯拉罕·林肯的理想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但在现实中这一理想并非轻易可及。美国的民主制度距林肯的理想还相当遥远，否则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就不会批评美国的制度是“1％有、1％治、1％享”。当然，“1％”的说法也可能过于严厉了。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改革的实验室。中国这种“选拔加选举”的模式已经可以和美国的选举民主模式进行竞争。温斯顿·丘吉尔有一句名言：“民主是最坏的制度，但其他已尝试的制度更坏。”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中，情况可能确实如此。许多中国人将丘吉尔的这句名言意译为“最不坏的制度”，也就是中国伟大战略家孙子所说的“下下策”，它至少可以保证坏领导人的出局。然而，在中国儒家选贤任能的政治传统中，政府应该永远追求“上上策”或“最最好”的目标，力求选拔出最卓越的领导人。这当然很难做到，但这种努力不会停止。中国通过政治制度上的创新，已经产生了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上上策”（选出久经考验的领导人）与“下下策”（保证应该出局的领导人出局）的结合。＇18＇
四是混合经济。在经济制度方面，中国今天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混合经济”，它力求通过市场经济取得资源配置的最优化，通过社会主义来保证宏观稳定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它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混合；是计划与市场的混合；是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混合；是“市场经济学”与“人本经济学”的混合。实践证明这种制度安排，虽然还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已经创造了中国迅速崛起的奇迹，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改善，当然这个过程也带来不少问题，但总体上看，这种制度安排是对西方模式，特别是美国模式的超越。是西方国家，而不是中国，纷纷陷入了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是西方国家，而不是中国，百姓的收入长期停滞不前，资产贬值的也不在少数。
从思想传承来看，中国“混合经济”延续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民本经济学”，即经济发展首先是为了百姓福祉，为了“经世济民”，其主要特点是经济与国计民生联系为一体，经济与治国安邦联系在一起。同时这种制度安排也引入了西方现代市场经济的理念，包括现代企业制度、现代贸易制度、现代银行制度、现代融资体系等，以确保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之一，并最终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从制度传承来看，秦汉时期，中国的自然经济仍占据主导地位，但汉代开始出现许多专业大户，多种经济成分开始发展，全国水利交通网也方便了统一市场的形成，为商品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西汉中期开始，政府通过盐铁官营等垄断政策，扩大了官营工商业的地位，民营经济也在发展，但总体上，多数学者倾向于把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概括为“小生产，大流通”，官营民营共存，商品流通比较发达。政府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可以追溯到西汉的《盐铁论》，甚至追溯到四千年前的大禹治水。这种传统一旦确立，不容易改变，我们要做的是趋利避害。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一个政府如果不能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不能处理好大灾大难，就会失去百姓的支持，失去“天命”。但是光讲“人本经济”，不讲“现代市场经济”，我们的经济就没有国际竞争力，所以在过去数十年中，我们又引入了西方的“现代市场经济”，并力求把它和中国传统的“人本经济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我们还不能说两者已经结合得完美无缺，恰恰相反，两者的结合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改善，但我们“混合经济”模式创造了扎扎实实的中国奇迹和多数人财富的迅速增长。
总体上看，我们既要发挥市场经济支配资源的高效，又要确保社会主义宏观整合的长处，同时拒绝市场原教旨主义。我们的“混合经济”不是机械地模仿西方市场经济，而是学习了它的长处，了解并尽可能地克服它的短处，并结合自身的条件不断探索体制创新，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括一整套宏观调控的思路、方法、措施、组合拳，显出了强大的生命力。整个世界今天都在研究中国是如何采用宏观调控来避免和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
我在《中国震撼》一书中提到，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国土辽阔，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往往都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这种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互动关系可以追溯到秦汉的“郡县制”，追溯到王安石当年的改革，追溯到毛泽东提倡的“两条腿走路”。实践证明，中国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本质上是中国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当然这种作用也应该有更为清晰的边界，其存在的缺陷也应该在今后的实践中得到修正。＇19＇
经济学家史正富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一种三维经济，即战略性的中央政府、竞争性的地方政府和竞争性的企业三者构成的一个经济体系。中国经济比其他经济更有活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是三维的，而不是像多数其他国家，他们的经济是二维的，二维经济的发展的动力不如三维经济。史正富还分析了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下企业交易成本的差别，西方通过律师、游说等所谓的社会中介机构来推动市场经济，其交易成本明显高于中国通过竞争性地方政府与竞争性企业互动所产生的交易成本，这些观点也是对中国“混合经济”模式的一种阐述。＇20＇
以上阐述的“一国四方”大致可以概括中国国家的特性及其相关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虽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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