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震撼三部曲-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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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来源。

二、和谐中道

“和谐中道”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概念。早在儒家文明创生之前的《周易》，就提出了“中道”的思想，一般认为，“和谐”概念由“中道”衍生而来。“和谐中道”不是消极的妥协，也不是被动的中间道路，而是寻求积极的对立平衡，有原则地求大同、存小异。在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中，这种精神得到了真正体现。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既反“左”，亦防“右”，走一条积极稳健的中间道路，确保中国不再走极端，不再走任何激进的路线，从而使国家能够在一个比较稳定有序的政治环境中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方方面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不和谐的因素。我们的文化传统历来讲究和谐文化，特别是人与人的和谐，人内心深处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但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巨变，这三个方面都出现了不和谐，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少了，人的内心冲突多了，人对自然的破坏大了。现在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口号，某种意义上就是呼唤回归传统，在一个新的基础上，重建这三种和谐。当一个社会经历翻天覆地的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时候，出现不和谐现象恐怕在所难免，其他国家工业革命的时期也经历过类似的问题。但是如何在社会发展的一个更高层次上建设和谐社会对我们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但是中国有着“和谐中道”的深厚文化传统，这为我们回归和谐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源。一个中国人，只要懂中文，能读能写，“和谐”、“中道”、“与人为善”这些文化因子就会永远溶化在他的血液中。这种文化底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们的社会普遍渴望和谐，这是一种庞大的社会“需求”。今天的国学热、中国文化热、慈善事业热、回归自然热，实际上折射出了我们人民渴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渴望人内心的和谐，渴望人与自然的和谐。二是这种文化底蕴，一旦被激活，就会成为我们民族走向和谐的巨大精神力量。汶川抗震救灾就一下子激活了蕴藏在中国人内心深处的这种文化底蕴，我们的人民展现了跨越职业、地位、收入的大善、大爱和血浓于水的中

国亲情。这是一种伟大精神的“供应”。有需求，有供应，“供”“需”相呼应，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走向和谐的精神动力，这种动力使我们今天可以有信心在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同时，重新找回中国人的心灵家园，最终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和谐、人道和温馨。

中国社会需要和谐，国际社会也需要和谐。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治理的问题日益增多，从反恐到全球变暖、从环境治理到消除贫困、从防止流行性疾病到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等等，都需要世界各国通过协商来妥善处理。但我们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国家，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改造其他国家，否则自己就坐立不安、夜不能寐。西方冷战后流行两种理论，一个叫做“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所以只要建立西方民主制度，世界就太平了。另一种叫做“历史终结论”，认为世界发展到了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阶段，就是人类历史的终结，剩下的就是西方引领世界各国走西方之路。

在这两种理论影响下，美国推行着所谓的“价值观外交”，弄得世界很不和谐。美国先是不顾国际社会的谴责，入侵伊拉克，然后又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推行所谓的“颜色革命”，还在整个第三世界推动美式民主化和自由化，但效果不佳。伊拉克乱成一团，成了美国反恐失控的心头之痛；格鲁吉亚的政治乱局尚未结束。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我都访问过：乌克兰选举情况表明，亲俄罗斯的人和亲西方的人势力旗鼓相当，结果纷争不断，国无宁日，整个社会无法和谐。吉尔吉斯斯坦也是很快陷入了无休止的党争，社会整合乏力，经济停滞不前，整体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我们的新疆地区。至于西方在发展中国家推动的“价值观外交”，更是导致了很多国家政局动荡，种族和民族冲突激化，民生更加艰难。美国在世界上的声誉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糟糕。

我有时也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在对外政策上，美国就绝对不愿意推动国与国之间的和谐呢？我前后去过美国不下十次，而且大都是从欧洲出发去的，得到这么一种感觉：美国与欧洲的一个很大差别就是宗教势力的影响更大。特别是“9·1l”以后，美国的宗教情绪越来越浓，礼拜天教堂人满为患，由此而产生的就是一种更加强化了的美国“传教士精神”，认定美国是上帝的“特选之国”，而且是“惟我正统，别人都是异教”。加上前面说的“民主和平论”和“历史终结论”，这一切终于导致了美国把民主也宗教化，力求在全世界传播美式民主的“福音”。只要这个超级大国的这种心态不变，世界和谐恐难实现。

但是综观人类历史，“惟我正统，别人都是异教”的思维方式曾经导致了欧洲上千年的宗教和其他战争，几乎摧毁了欧洲文明。欧洲人总算从中汲取了一些教训，但很多欧洲人至今还是不愿意放弃所谓的“颜色革命”。美国则似乎还没有汲取多少教训。其实，任何一种宗教和理论，包括民主模式，一旦走向惟一和极端，就容易变成原教旨主义，如果还要把它强加给另外一个民族，就最容易引起反感和反抗，因为它往往损害了一个民族的集体尊严，特别是如果这个民族曾经经历过西方的欺辱，对西方有某种不甚愉快的屈辱记忆的话。

我们与人为善、“和谐世界”的理念和实践已经为中国赢得了更多的朋友和声誉。近年一系列国际民意调查都表明，中国的国际形象好于美国，英国广播公司2005年上半年就中国、美国和俄国在世界上的作用问题，在22个国家进行了民意调查，肯定中国在世界上发挥积极作用的为48％，而肯定美国的只有38％，肯定俄罗斯的只有36％。同一年美国大型民调机构皮尤中心在欧洲调查欧洲人对中国和美国的印象，结果包括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荷兰在内的欧洲主要国家里，人们对中国的印象均好于对美国的印象。对于一个如此迅速崛起的国家，大部分国家不感到是威胁，反而觉得是好事，这已不易。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中国软实力的肯定。当然，我们一定要头脑清醒，因为民调结果由于种种原因会经常变化，2008年西方媒体歪曲报道西藏事件后，西方关于中国民调的结果就出现了变化。美国近年来挑拨中国和周边邻国的关系也使这些国家的民调出现了一些变化。所以我们还是要继续不断地壮大自己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我们无须为国际上民调结果的起伏所左右，而应该谋长远，笑在最后，才笑得最好。

“和谐世界”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方法沦。我们在和西方交往的时候，可以据此而指出他们极端主义倾向的不智。比方说，西方要在第三世界推动民主，我们就可以好言相劝，你这个方法太极端了，效果不会好，说不定还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如果你真的关心人家的民主，建议你分三步走，先帮人家发展经济和教育，再帮人家建设市民文化和法治社会，最后人家产生了对你们这种民主制度的内在需求，你再帮助别人，也不迟么。要人家一步到位，怎么可能？你自己民主化的历史就是这样一路走来的。你要让别人向你学习，最好让人家采用中国提倡的“和谐中道”的方法来学，其结果一定比你们现在的方法好。实际上，在西方moderation（温和）也是一个褒义的概念，和我们的“中道”观念相通，只是他们一旦自我感觉好，就忘了这些，我们可以提醒他们。最终也只有当中国、西方和世界各国都携起手来，取长补短，真诚合作，才能共同对付整个人类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建设一个较为和谐的世界。

三、消除贫困应该成为普世价值

在约翰内斯堡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一位非洲外交官给我讲了个笑话：联合国开会讨论如何在世界各国消除贫困，结果无法达成共识，会议无果而终。记者问会议主席为什么是这种结局？会议主席双手一摊，遗憾地说：“这是因为美国人不理解‘世界各国’这个概念、欧洲人不理解‘消除贫困’这个概念。”这个夸张了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在解决世界贫困问题上无所作为的看法：美国奉行单边主义，惟我独尊，意识形态挂帅，到处推销和输出自己的政治模式，而对解决世界贫困问题没有足够的热情。倒是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看得更远，他重金行善，从印度的贫民窟到非洲的难民营，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这也改善了微软的国际竞争环境。我想如果美国政府能从比尔·盖茨的行善中悟出点道理，也许会认识到如果美国从自己一年约7　000亿美金的国防预算中，拿出十分之一来帮助世界穷人的话，对维护美国形象和安全所创造的价值，会远远大于把这笔钱用于军备。

欧洲虽然奉行多边主义，但在解决世界贫困的问题上，政策乏力。欧盟国家高额补助欧洲农业，使得欧洲许多的农产品和畜牧业产品的出口价格低于非洲，非洲国家怎么竞争？“今天欧洲的牛都可以拿到这么多补贴，比我们非洲的人还富有”，非洲很多人如是说。西方总是要求发展中国家按照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描述来进行改革，但自己却不这样做，欧美对自己农业的巨额补贴，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欧洲也未能提出解决贫困问题的有效思路和措施，其对外援助大都附加诸如民主化这样的政治条件，而发展中国家推行西方民主化成功的不多，陷入内耗甚至内战的不少，结果民生更为艰难。欧洲援外项目还有一个弱点，就是文牍主义严重、总体效率不高。各种项目都经过繁琐的手续，从可行性报告到各个阶段的进度和审查，很多活动都必须由欧洲“专家”来做，结果往往一半以上的援助资金又回到欧洲人自己的腰包。坦桑尼亚工业部一位官员，指着阿鲁沙当地的一所老校舍对我说，“过去西方传教士来这里建了不少学校，没有这么多手续，不是也把事情办成了么？”一位非洲国家的大使曾略带夸张地对我讲：“我们和欧洲人一个项目尚未谈判完，中国人已经帮助我们完成了三个项目。”

美国的“9·11”悲剧造成了约3　000人死亡，令人痛心，但这不是一切。世界上每天死于饥饿与营养不良的儿童估计有18　000人，也就是说每天都有相当于6个“9·11”死亡人数的儿童死去。2007年10月，英国等西方主要媒体将一个英国小女孩在葡萄牙失踪一事作为头条新闻，并连篇累牍地报道，这也无妨，因为此事有其新闻价值，但我们这个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知道每天在发展中国家有18　000个儿童死去？联合国前粮食署执行干事莫里斯先生是个很有正义感的美国人，他曾这样说过：“如果明天所有媒体都打出头条新闻：‘今天共有45架波音747客机失事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而且遇难者全部为儿童’，那这个世界还能无动于衷吗？”莫里斯用这种形象的语言告诉世界：全球的饥饿和贫困问题有多么严重。

根据世界银行2007年的估计，世界65亿人口中，每天收入不到一美元的接近10亿，每天收入不到2美元约26亿。换言之，目前世界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人还生活在极端贫困或相当贫困之中。如果说用美元来计算世界各国的贫困程度不一定准确，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今天这个世界上，约有l/6（近10亿）的人属于赤贫、常年挨饿、食不果腹；约有1/5（约13亿）人，没有安全饮水；超过l/3的人（26亿）没有基本卫生设施，总共有30多亿人生活在贫困之中。

我在想为什么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提出自由、平等、私有财产权等人权的时候，没有把消除贫困这么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作为人权提出来。一个主要原因恐怕是对这些启蒙思想家来说，极端贫困不是他们关心的主要问题，他们代表的是新兴的有产阶级，而且在那个年代里，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奴隶贸易都是合法的，虽然欧洲当时的贫富差距已经很大，但极端贫困现象主要发生在殖民地，不在欧洲。当时欧洲白人中贫穷落魄的人，也有较多的补偿机会，比方说，他们可以去殖民地冒险发财，去非洲和美洲拥有自己的农场和牧场。

我前面已经提到过，以提倡人权著称的法国为例：在启蒙运动影响下产生的1789年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其中的“人”和“公民”在法文里指的就是欧洲男性白种人，不包括妇女，不包括有色人种，不包括华人，也不包括穷人。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名言：“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肤色深浅，而是以品格的优劣作为评判标准的国家。”他讲这些话的时候，是美国通过载有“人人生而平等”《独立宣言》的187年之后。

我们不忽视西方这些历史文献在历史上曾发挥过的重要作用，但是我们也要以“实事求是”的价值观来审视今天很多世界问题的历史与文化成因，探讨为什么西方主流价值体系和一些发达国家至今都对解决第三世界贫困问题缺乏热情。

美国从不认为消除贫困是人权问题。欧洲最多把消除贫困看做是消除享受人权的障碍。而对于中国，这不仅是一个人权问题，而且是一个核心人权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认为这首先不是个理论和法律问题，而是个政治实践问题，中国在实践中已经这样做了，而且还将继续这样做。中国模式在消除贫困方面的效果明显好于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这种认知上的差别就是主要原因。

今天已经是2l世纪了，但是占世界人口一半的人还处于贫困状态，特别是当人类已经有足够的资源和财富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世界还是让这种悲剧持续下去，这是违背人类的基本良知的，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