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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震撼三部曲-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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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准发达国家”板块，就像是全国的浦东，具有人才汇聚多、资源交汇广、增值效应大、辐射能力强的特点。这些特点对于中国可以说是来之不易，百年不遇，否定了它，搞平均主义，结果一时痛快，最终只会导致全国的贫困。中国“准发达国家”板块是一个给全国人民下金鸡蛋的母鸡，如果它上缴的财政收入能够服务全国，如果它能继续对欠发达地区提供各种对口帮助，如果它的综合辐射能力能服务中国其他地区，那我觉得这个母鸡越肥越好，因为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说到底，地区差别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要辩证地、动态地去看，关键就是看能不能在比较富的地区和比较穷的地区建立良性互动的机制，如果是良性互动，这种差距带来的正面效应会比较多。
从国际经验来看，人均GDP的区域差距短期内难以缩小，在幅员辽阔的国家更为困难。所以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两个板块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是实现全国现代化的最佳途径。回想起来，邓小平当年反复讲：中国要建设几个香港，上海是我们的王牌，广东要带头超过四小龙，我们要让一些地方先富起来，再带动其他地方的发展，都是这个道理。令人欣慰的是当年邓小平预见的远景，今天正在不断地变成中国的现实。
第三章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一、走向“民族国家”的坎坷
中国崛起是什么性质的崛起？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大问题。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崛起就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它无非是按照西方市场经济理论进行了改革，带来了经济总量的提高、中产阶层人数的增多。随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它将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的各种理念及制度安排，最终被接纳为西方社会的成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崛起代表了一种不同性质国家的崛起，其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坚持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既学习了别人之长，也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实现了一种对西方模式的超越，也实现了一个五千年文明与现代国家重叠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我持后一种观点。
有些人总认为西方模式代表了人类最高的理想，中国要做的无非是全面“转轨”到西方模式，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各个方面都与西方接轨，而我则认为一个“文明型国家”这样做的话，只会走向混乱和分裂。过去数十年的发展也证明：如果中国当初没有自己的坚持，而是亦步亦趋跟随西方的话，中国的命运不会比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好，国家大概也早就解体了。中国是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即中国模式）而崛起的，今后也会继续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并深刻地影响世界的未来。但这不意味着中国与西方必然走向冲突和对抗。恰恰相反，中国“文明型国家”的特征决定了中国不是一个寻求对抗的国家，而是一个寻求不同体制和平共处、互相学习、互利共赢的国家，这对世界是好事。当然，如果有国家硬要把对抗强加给中国，那就另当别论了。
为了更好地理解什么叫作“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个概念。什么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指的是一些具有共同特性（如语言、宗教或生活方式等）的人民组成的国家。欧洲是“民族国家”的发源地。“民族国家”的动力是民族主义，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是欧洲推动国家现代化的最大动力，但民族主义的恶性发展也是欧洲近代无数战争的主要根源。18—19世纪期间，民族主义在欧洲兴起，“民族国家”也随之兴起。
欧洲最早形成的“民族国家”可以说是法国。法国通过皇权统一了税收和军队，形成了超强的国家动员能力，并屡屡击败德国统一之前的普鲁士（当时德国还是一盘散沙的300多个小国）。当铁血宰相俾斯麦统一了德国，形成“民族国家”后，德国便迅速崛起，并走向了军事扩张的道路。在亚洲，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也形成了“民族国家”，并在1894—1895年甲午战争中击败尚未形成“民族国家”的中国。19世纪的时候，虽然中国的GDP总量大于英国和日本，但英国和日本当时都具备了现代“民族国家”的体制，因而也具备了当时中国还不具备的国家凝聚力和战争动员力。受到这种“民族国家”体制的刺激，中国从20世纪初亦开始了自己“民族国家”建设的艰难历程。在西方政治话语里，“民族国家”已成了“现代国家”的代名词：“民族国家”就是“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就是“民族国家”。尽管西方的这些概念有其不足之处，但为了叙述方便，我这里还是姑且用之。
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仍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95％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当时的中国农村基本上是宗族社会，一个村子一个姓，知书达理的乡绅可以独立地处理村里的、家族间的各种事务。中国古代的皇帝表面上权力很大，但实际上“天高皇帝远”，中央政府治理能力有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少技术手段，中央政府往往较多地依赖道德教化和意识形态来实行统治。当时的中国社会是封闭的，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社会。中央政府没有西方“民族国家”那种高度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甚至也没有多少自己可以掌控的军队。到了清朝后期，中国传统国家体制显然已无法应对西方“现代国家”带来的挑战，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的失败都说明了这一点。
西方不少学者早就提出过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他们认为中国“民族国家”尚在形成之中，而“文明形态的国家”在中国却有数千年的历史。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就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繁衍、维系并发展了自己独特的文明，其相对完整的国家形态至少可以追溯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期。但西方学者采用“文明国家”这个概念往往是为了强调中国从“文明国家”变成“民族国家”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他们把中国数千年“文明”形态的国家看作是中国建设现代国家的障碍和包袱，也就是说由于中国“文明国家”的原因，中国无法形成西方意义上那种具有现代法律、经济、国防、教育、政治的“民族国家”或“现代国家”。美国思想史家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的名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就是持这种观点。西方主流学者一般认为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程不过是一个不得不从“文明国家”变成“现代国家”的过程，如用中国自己的政治话语来说，就是一个由“天下”变为“国家”的过程。美国知名政治文化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更是把现代中国描述成“一个文明佯装成的国家”（“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state”）。
中国人建设自己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是悲壮的，是长达百年的不懈努力。从清王朝覆灭到走向共和，从五四运动到军阀混战，从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和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前仆后继，经历了数千万人的牺牲，终于建立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随后又经历了诸多波澜曲折的变革，终于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确立了自己真正的世界大国的地位，并开始迈向世界第一。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曾以大历史观总结了中国近代史，并从中国社会结构出发分析了中国现代国家的建设，他的观点颇有见地。他认为从民国时期到1949年之后的历史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整体。中国从宋朝繁荣的商品经济退缩到农村村落经济后，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结构无法应对西方现代国家的挑战。随着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中国也开始了自己现代国家的建设过程。他认为1949年之前的中华民国重构了一个现代的上层结构，但这个结构仍然无法与中国的下层结构沟通，他以鲁迅的小说为例说明上层结构的精英人士与底层结构的农民根本无法沟通，所以国民党时期的中国还是一种“头重脚轻”的政治结构。毛泽东领导的土地革命则彻底重塑了中国的下层结构。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强大的动员能力，把普通农民组织起来支援前线，进行了土改和扫盲，为中国社会后来的“数目字管理”奠定了基础。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则重构了中国的中层结构。所谓中层结构指的就是司法、银行、税收、物流等服务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各种技术支持。虽然今天中国还有人认为只有建立与西方同样的政体才算建立了现代国家，还有人仍然怀有所谓的“现代国家焦虑”，继续激烈地谴责中国自己的文化和政体，但这些人的观点在中国已被边缘化。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对自己文化和国家的认同从来也没像今天这么强烈，中国现代国家的体制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
二、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通过长达百年的不懈努力，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由上、中、下三层结构组成的强大的现代国家，形成了空前统一的政府、市场、经济、教育、国防、外交、金融、货币、税收体系。但我们国家又和一般国家不一样，我们“文明国家”的许多传统并未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而消失。恰恰相反，它们被保留了下来，而且在现代国家的载体中得到了更好发挥。
英国学者马丁·雅克（Matin Jacques）在2009年出版了一本颇有争议也很有影响的书，名字叫《当中国统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尽管这个书名不太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处世方式，但与其他学者不一样，他在书中对中国“文明国家”这个概念作了比较正面的阐述，应该说他已经基本摆脱了西方中心论的思维，值得我们肯定。他的一个主要观点是：“世界上有许多种文明，比如西方文明，但中国是惟一的文明国家。中国人视国家为监护者、管理者和文明的化身，其职责是保护统一。中国国家的合法性深藏于中国的历史中。这完全不同于西方人眼里的国家。”他在书中也引用了我关于中国模式的观点，认为中国模式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吸引力。他关于中国是“文明国家”的观点对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崛起以及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有所裨益，也启发了我对“文明型国家”的部分论述。
但是马丁·雅克亦认为中国的“民族国家”和“文明国家”两种特性之间会有冲突，这种冲突“可能把中国拉向不同的方向”。他由此推断中国今后可能在东亚以某种形式复活自己历史上存在过的朝贡体系，以及中国人的种族优越感可能会导致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某种挑战。从这个角度看，他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西方学者那种把“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与“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对立起来的思维方法。依我之见，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把“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融为一体的“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al…state），是一个把“民族国家”和“文明国家”的长处结合起来的国家，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巨大整合能力。
我认为，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接受了现代国家主权和人权的主要观念。中国不会恢复朝贡体系，也不会拥抱种族优越论。我还认为，中国首先是一个现代国家，而中华文明的种种特质又使它与众不同，这就是“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al…state）与“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在概念上的差别。前者融“文明”与“（现代）国家”为一体，而后者中的“文明”和“（现代）国家”则常常是一个矛盾体。作为“文明型国家”，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未像现在这样既古老又年轻，既传统又时尚，既中国又世界。一个古老文明，同时又具备了现代国家的品质，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就是今天的中国。中国“文明型国家”主要有八个特征。这八个特征又可以被简称为“四超”和“四特”。“四超”就是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四特”主要由“四超”衍生而来，即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这其中的每一点都包含了传统“文明”和“（现代）国家”的融合。
1。超大型的人口规模
我们有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疆土上的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和欧洲相比，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人口也就是1 400万左右，所以中国的人口约等于100个欧洲中等国家之和。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今天的人口规模也是在自己漫长历史中“百国之和”逐步整合而形成的。印度是世界人口第二大国，但印度历史上没有经历过中华民族这么长久的人口整合过程，其庞大的人口远远没有中国人这种高度的文化同质性（相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远远没有中华民族这种凝聚力。印度历史上最长的统一时期是19世纪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外来的英语也成了印度的主要官方语言，而今天真正掌握英语的人还不到印度总人口的10％。从这个角度看，印度不可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
整个西方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而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0％。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特别是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受过教育和培训的人民是我们“文明型国家”的最大财富。这么巨大的人口都生活在一个经过充分整合的现代国家载体内，他们既受到传统文明的熏陶，又接受过现代教育，所以产生的规模效应世界上无人可比。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特点就是：学习＋创新＋巨大人口产生的规模效应＋影响中国和世界。中国的旅游、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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