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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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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棺材里，一个在棺材外。若是一个在棺材里面生活，一个在棺材外面生活，那多悲惨呀！”
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陕北公学的一队学生上山开荒，有一名女生和一名男生开玩笑：“你再不快一点，我就挖到你的脚后跟儿啦！”两人说着闹着，一锄头挥下来，真得将前面这名男生后脚跟的大筋挖断了。这名女生为了照顾这名男生，自愿嫁给了他。蔡大姐知道后，多次赞扬这名女生。蔡大姐对我们说：“这个女同志有丰富的阶级感情，有正确的道德观。我们革命队伍中的年轻人，来自五湖四海，更要相亲相爱，互相帮助，要有牺牲精神。这个男同志腿一瘸一拐的，别的女人再看不上，弄不好还不成个孤老头子！”
有一次，蔡大姐给我们讲了许多话后，沉思了一会儿，用忧虑的目光注视着我们，他缓缓地说：“你们这群孩子呀，失去了父母，好多的事情没有人告诉呀，不懂啊。将来你们结婚时，同房后，一定不能用凉水洗手洗脚，不然到老了就落下病根儿，这事你们可要记住啊！”
蔡大姐很喜欢我，她的侄女蔡妮来了，她就说：“你们俩个小家伙交个朋友吧。”我就像木头戳在地上，也不知道怎样跟女孩子交朋友。
蔡畅大姐的话，我是记了一辈子。
平易近人的李富春
李富春喜欢打麻将和扑克，我的麻将和扑克技术，就是他亲手教的。
刚刚到陈云、李富春小灶不久。吃过晚饭，我往延河滩走，李富春站在半山腰的窑洞前喊：“小李，到哪里去？”
我回头大声回答：“到延河边看石头去。”
李部长招手，我跑回他身边。李富春问：“你去河边看什么石头？”
我说：“没事干，跟石头玩呗。”
李富春哈哈大笑，拉住我的手：“来，来，来。”把我拽进他的窑洞“我来教你打麻将。”他很耐心地给我讲解麻将的入门知识，我听的昏头昏脑，抬起头来问他：“部长，为什么要打麻将牌呢？”
李富春一脸诧异：“孩子啊，这是一种娱乐呀！”
我又问：“什么叫娱乐呢？”
李富春摇了摇头，盯着我：“这个你也不懂？”
我也摇头：“不懂。”
李富春望着窗外，想了一会：“你方才想去延河看石头，就是想娱乐娱乐嘛。我教你打牌吧，那可比看石头有意思，石头嘛，它不能变化，麻将牌组合变换，奇妙无穷啊。”
李富春兴致勃勃地吩咐我：“你去把乐少华和周福寿喊来，陈部长（陈云）他们白天学哲学，晚上我们学麻将。”
李富春对我们几个人讲：“将来我们的国家一定会全部解放。到那时，不知你我各到哪里去工作了，但是肯定在南京上海、天津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工作。你们都是某一个部门的领导，人家不像现在叫你‘小李’和‘小鬼’了，人家称你‘李先生’，‘李局长’啦！平日休息了，大家说，李局长，三缺一，来打麻将。你不会，这怎么讲。那就不像今天我们的延安，你不会就不会，没有啥。那些城市人可就看不起你，说你是‘土包子’一个，你也就丢了一些领导的威信，也失去了联系群众，了解情况的一个场合。”
听李富春这么一番话，学打麻将事关重大，心也平静了。乐少华捏起一张“红中”问：“李部长，这块红字‘中’，是不是‘红色中华’的意义？”
李富春忙说：“哪里哪里，麻将可没有政治色彩！只有民间风俗‘红发白’可成一副牌，称‘小喜’，三张一色的‘红’‘发’‘白’称‘大喜’。大喜和牌加三番。老百姓见面常常祝贺，‘大喜大喜’。金银财宝，如意发财这种社会风尚，体现在麻将里了。”
李富春着重讲了“东西南北”风牌的几种作用。他讲顺风牌，我记得很清楚：摸到三张风牌，既可桌面上亮明，此后再摸到风牌，就可一从“牌尾”再摸一张牌，就像“杠牌”一样，称之顺风。
乐少华问：“李部长，这顺风有什么讲究吗？”
李富春解释：“有哇。老百姓出门送客，常常说‘一路顺风’嘛。为什么要顺风呢？因为你抓的风牌多了，都成了一堆废牌，不太公平了，废牌多了，让他们起一点积极作用，给你一个‘顺风’，增加一点成功的机会，这也是辨证法嘛。”
中组部的扑克牌是手工绘制的，捏在手里软塌塌的。
一次我和李富春配对玩扑克牌，李富春摸了一手好牌，他说：“小李，该你叫牌了，我可有好牌！”
我说：“怎么叫也不能打满一百分呀！”
李富春用手指做个“心”型：“你有没有这个（牌）？”
我拍一拍胸脯：“黑心！”
李富春兴奋地喊：“你叫一百，你不叫我可叫啦！”
王鹤寿在一旁抗议：“哎，哎，你们哥俩儿这不是明打嘛！”
李富春说：“得啦！也允许你们明打，公平合理。”
结果，我和李富春合作打成一百分，创造了一个记录。
每逢周末，我们经常搓半宿麻将，李富春关照我：“明天我们吃两餐饭，给国家节约一点，也让你睡个懒觉。”
我睡了懒觉再去通知陈云：“陈部长，李部长说了，今天吃两餐饭。”
陈云说一句：“你们打牌，让我饿肚子，不太公平吧。”
后来，李富春见我们迷上了麻将，又说，古往今来，麻将比不了围棋的水平，但比围棋更大众化，更具娱乐性，因而，也被用来赌博。如果整天耍麻将牌，忘了国家大事，丢了自己的事业，不尽家庭的责任，麻将就成了祸害。你们将来有权有势了，可要记住我的话，麻将既耍人，又害人啊。
在文化学习班里扫盲
到了这一年的秋天，我在中组部的小灶干了八九个月。武竞天安排我去学习文化。
文化学习班设在原女大校址，男男女女近一百名学员，年龄最小的约十五六岁，年长者约五十多岁。一男一女两位老师轮流授课。每日老师手持一张《新华日报》，朗读一段报纸上的文章，从中选出生字生词，写在黑板上，一撇一捺，一竖一横，讲解写字的笔顺，分析偏旁部首。同学之间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有人抱怨听不懂，有人说太浅显了。没有学习用品，全凭脑子死记硬背。
星期天，我回杨家岭，李富春远远地打招呼：“小李来啦！找人打扑克？还是找人打麻将？”
我说：“我出来还没有要粮票呢。”
“得啦，打完麻将，跟我们一起吃饭吧，也看看你那徒弟的本事。”
蔡畅大姐问我：“小李，学习文化有什么困难没有？”
我说：“有一点困难。没有笔，没有纸。”
蔡大姐拉住我的手，走进窑洞，给我找了二十几支铅笔，三个硬皮笔记本。蔡畅翻了翻笔记本，把几页有字迹的纸撕掉。她又把李富春刮胡须的双刃刀片用糨糊和布条粘裹了一面刀刃，她说：“为什么要把这边的刀刃糊上呢？怕割破你的手！你削铅笔时，把铅笔架在桌角，不要悬空削，那样容易削破手指头。”
同学们见到我带来的铅笔和本子，一拥而上，不由分说，把铅笔截成两段，笔记本撕成纸页，没有笔和纸的同学瓜分了。
老师给我们讲解怎样写书信，特别强调不能用红铅笔、红墨水给朋友写信，红字的书信或签名表示绝交！半个月后，我们开始学习中国地理和世界地理。老师在黑板上画一幅中国地图，讲解中国各省概况，省会和简称，穿插一些名胜古迹，历史人物。世界地理先从亚洲讲起，中国近邻各国的首都、人口、山川河流
学习班授课的老师在介绍日本国的情况时曾经讲：“日本人宣传‘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这是他们为侵略中国寻找根据，我们遇见了日本人要做他们的工作，反对他们的这种无理的观念。”
“日本这个国家地域狭小、资源贫乏，所以日本人一直想占据亚洲大陆，使整个日本民族有一个发展的地方；只有占领亚洲大陆，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日本民族利益的这么一种概念已深入人心。你们看日本人多么崇拜武士道精神日本民族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具有侵略性的国家。”
有学员提问，老师，德国是不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
“按列宁的理论，德国发展到了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必然要发动战争。德国人讲‘日耳曼人种优越’也是一种侵略理论，也是反映德国文化的优越。我比你强，我就强迫你，不但要掠夺资源，还要改造整个欧洲的人种和文化”
老师讲苏联周边国家的立陶宛、爱沙尼亚1949年之后，我才知道这些国家并入苏联版图，心里想这不是侵略吞并吗，可是不敢说出来。
老师针对一些人的厌学情绪，多次鼓动学员的学习积极性：“党中央领导考虑的深远啊，我们国家迟早要解放，新生的中国要与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要派驻大使，需要很多很多的外交人才。现在组织上就考虑提前培养一批懂外交的人员，将来去外国工作。”
第六章 杨家岭上的中共中央宣传部
担任中宣部行政管理员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如果日本和德国相互勾结，向苏联发动进攻，东西两面受敌的苏联将面临残酷的战争。中共中央估计，蒋介石可能乘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
1942年春，国民党加紧封锁包围陕甘宁边区，边区周围集中了四十五万军队，准备随时进攻延安。延安不得不采取防范措施：建立陕甘宁和晋西北地区的联防司令部；训练民兵和自卫军；疏散边区各机关的人员。中组部派人通知我，暂时停止学习，去杨家岭中宣部当行政管理员。
我到中宣部与孟管理员办理交接手续，老孟是一名火车司机，他离开延安去了张家口。整个延安充满了战备气氛，中宣部各部门的同志抱来一摞摞文件，投入大水缸，我和凯丰的警卫员李满千手持木棍，反复搅拌，把纸张捣成纸浆，再攥成一只只大纸球，摆放在窑洞的窗台上晾干晒，晒干的纸球又送回造纸厂。
我和吴永忠、黄爱民三个人住一孔窑洞，隔壁两间窑洞是图书馆，书架上一排排地摆满书籍。图书馆的侧面一排窑洞住董纯才、柯柏年、黄华，他们几个人都吃中灶。后来，杨家岭的窑洞紧张，我和图书管理员吴永忠就睡在图书馆里。吴永忠顺手抽出一册图书，说：“这是整个延安唯一的《康熙字典》，毛主席的宝贝”
中宣部秘书黄爱民，三十多岁，长相有刘锡五的模样。他交给我一份中宣部人员名册和一本银行存折，向我交代日常工作。黄爱民有大知识分子的派头，不爱理睬下面的勤务员、马夫和警卫。听别人说，他带着老婆到了陕北，老婆却跟他离婚了，又跟别人结婚了，所以情绪不高。1949年以后，我坚持订阅《人民日报》，一直留意黄爱民的消息，可是他无声无息，从来没有在报纸上露面。
黄爱民整日坐在窑洞里抄抄写写，凯丰、徐老他们都来找他，讨论个问题，写个材料什么的。黄爱民的脚面特别高，穿不进供给的布鞋。他跟我说，小时候，家里管教严格，整天跪在椅子上写字，脚丫子变形了。
中宣部一个月的办公经费九千元边币，我去新市场人民银行取了钱，比较几家商店物品质量和价钱，买下卷烟、稿纸、笔记本、铅笔、毛笔和红蓝铅笔。购买纸烟用去大部分开支。黄爱民负责记帐，我把购货发票粘贴好，锁进抽屉。
中宣部实行共产主义的模式，完全是按需分配，吸纸烟者配给卷烟，不吸烟者没有卷烟。凯丰烟瘾很大，每月发给他三条纸烟，陶希晋、董纯才等人每月一条纸烟。
有一次在边区银行取款，银行出纳看错了纸币的面值，多给很多钱。我回到中宣部才发现，又跑回新市场，把钱退还给银行。以后，我个人的几十元钱存入边区银行，银行对我特殊照顾，专门约定，我若不取款，每月的活期利息按定期利息计算。
中宣部的行政经费，每月需报送一个预算计划。月初陶希晋、黄爱民和我三个人凑在一起，商议中宣部的各项开支，买纸烟需要多少钱，买笔记本需要多少钱，买稿纸需要多少钱，买笤帚我用铅笔头一一记下。如果预算超标，需要申请追加经费，本来相差三千元，只要求追加两千元，不会搞“大高帽子”。
陶希晋指点我：“如果柯柏年、黄华他们找你要笔记本，你必须让他们把旧本子拿出来，你一页一页翻翻，是不是上面全部写满了字，如果没有用完，让他们先用，这样压他们一日两日，一月两月的，本来一年要用五个本子，可能四个本子就够用了。”
我在月初把预算计划交给办公厅的行政处，每月十日之前，行政处就通知我：你们中宣部的那个预算送到银行，银行答应给钱，你可以去用款子了。到了月底，中央办公厅行政处长张子良召集杨家岭各机关的管理员，开一次碰头会，老老少少十几个人吵吵嚷嚷地向张子良抱怨经费不够用，要求从行政处领一些笔墨纸张。这时，张子良就表扬我：“你们各个单位，凡是经费不够花的，都要向中宣部李管理员学习，他一年也不找我要一回东西。”
我的一摊工作很简单，保证笔墨纸张和香烟的供应就行，闲散无事四处聊天玩耍。黄华对我说：“李管理员，你真闲逸，我每天教你一个英语字，将来一定会有大用处。”
我说：“中国字还没学好呢，还学外国字。算了吧！”
黄华说：“你呀，将来甭后悔！”
我说：“有啥后悔的，有衣穿有饭吃，还要费那些脑筋干啥。”
延安交际处的管理员俄语相当好，他说：“我教你学习俄语吧，将来到了东北，遇见苏联的大姑娘、小媳妇，跟她们说几句话，不要让她们小瞧咱们是‘老土’。”我跟他学了几句“列巴，哈老少。”
跟随徐特立老人开荒
徐特立，毛主席在湖南长沙师范读书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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