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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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火炕上睡了一夜，清晨起床时，浑身上下的关节咔咔作响，没有虱子跳蚤的叮咬，全身感觉别扭。　
　　黄祖炎首长临出家门时，叮嘱我把长征时穿的“行头”统统处理掉。我找到“中央政府”的大灶，对烧火的陕北老汉说：“把你的‘茅铁’借我用一用。”　
　　老汉听不懂，反问我：“你讲啥？”我又重复一遍，他还是一脸茫然。我拾起灶口前的柴草，反复比划，他明白了，领我走到院子里的槐树下，抬脚就踹槐树，枯枝落了下来。我从大灶引来火种，在院子中间拢燃一堆篝火，将一团穿了两年没离身的烂衣服，扔到火堆上。火堆里冒起黑烟，虱子被火烧得像炒芝麻一样——噼啪噼啪地响。和我一同留在苏维埃政府的两个伙伴也凑到火堆前，呆呆地出神儿。　
　　一位瘦瘦的高个子首长走进后院，他经过火堆，连声说：“好臭，好臭！”我扭头看他走进谢老的房间。　
　　一会儿，谢老陪着这位首长走来，谢老说：“小李呀，毛主席来看你们来啦！”在四川时，许多人谈论“朱毛红军”，在长征途中见到过朱德总司令，到陕北后又听许多人讲毛主席怎么怎么样，这时才明白“朱毛”原是两个人。　
　　我抬头望着毛主席，迟疑地问：“你是毛主席？”　
　　高个子首长认同了：“我是毛主席！”　
　　谢老说：“这就是和四方面军会师后调来的小鬼跟着老黄的小李。”　
　　毛主席弯下腰：“你们谁是‘背时锤子’呀？谁是老表呀？还是老板娘那个塔塔的？”我不知道“老表”“老板娘”是什么东西，不晓得回答。　
　　谢老替我回答：“他不是老板娘那个塔塔，也不是老表是锤子那个塔塔的。”　
　　毛主席恍然大悟的样子，说：“噢又是一个锤子娃儿。这一年来，你可受苦啦！欢迎你到中央政府来工作你们一起长征有多少‘小鬼’呀？”　
　　“我们一块的有一百多个。”　
　　“他们都到那里去了？”　
　　“在河连湾调走了一大半，后来一路走，一路调走，只剩下我们几个到这里来了。”　
　　毛主席又问我：“小李呀，念过书没有哇？”　
　　我假装听不懂他的话，反问他：“什么叫念书？”　
　　毛主席解释说：“上学堂写字认字呀。”　
　　我不敢承认在红四方面军中识过字，很干脆地否认：“我没念过书！”　
　　“你在家干些啥子呀？”　
　　“在家放牛。”　
　　毛主席是明知故问：“噢　！你家还有牛？”　
　　我说：“我家没有牛，给地主放牛。”　
　　毛主席表现出不相信的神气：“小伢子，你多大呀？能给地主放牛？”　
　　我说：“我七岁就给地主放牛。”　
　　后来，毛主席对我们几个说了一句：“你们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将来的天下是你们的。”　
　　说话之间，毛主席慢慢踏上首长门前的石台阶，走进房里，我和谢老随其身后，警卫员站在了门外。　
　　毛主席对谢老说：“像他这样的‘红小鬼’，来到我们政府是越多越好哇！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接着，毛主席又问：“你七岁就放牛，现在怎么在红军里呀？”　
　　我说：“听地主儿子说，我爸爸入了‘红棒佬儿’一伙，我去找他，后来我就留在红军，又跟着红军跑到这里来了。”　
　　毛主席好高兴：“你好命大！过雪山没有冻死、过草地没有饿死、大江大河没有淹死！人小命大呀到了保安你想干些啥子嘛？”　
　　我说：“想去前线打仗！”当时心里有个想法：上前线能找到父亲。　
　　毛主席抬起右手，按一下我的头顶，说：“你这么小矮矮，还没有枪高，打什么仗呀！就在后方，跟着首长学学识字，等长大了再说吧！”他在屋子里慢慢踱步，拿起首长用的大毛笔和字帖看了看，又摸一摸床上的棉被，临走时又对我说：“这里的小米可难吃呀！不过比过草地时没有吃的好多啦中午你告诉你首长，我来过啦。”　
　　回到院子里，毛主席最后对我们几个小红军说：“你们要学认字学念书啊！不学不得了，学了了不得。”　
　　黄祖炎首长回来后，我报告了上午的事。黄祖炎赞叹：“好不简单呢！毛主席还来慰问你。”　　　
　　传来西安事变的消息　　　
　　1936年冬天，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保安，城里各机关和老百姓放起了鞭炮。我问黄祖炎：“首长啊！怎么放鞭炮呢？要是过年呢，大灶怎么也让我们吃一顿细粮吧！”　
　　黄祖炎说：“不是过年，是蒋介石被活捉了！大家放鞭炮祝贺呢！”　
　　我问：“蒋介石被我们红军活捉啦？”　
　　“不是红军捉的，是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西安临潼捉的。”　
　　“张学良、杨虎城不是国民党军队的司令吗？他们怎么抓蒋介石呢？”　
　　“这是我们党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个大胜利，张学良、杨虎城赞成抗日，不赞成‘围剿’红军，主张联合红军，共同抗日。蒋介石不听他们的劝阻，宁可再丢掉华北，也要‘剿灭’我们红军！”　
　　“这回可要杀了蒋介石这个坏蛋！”　
　　“还没有决定呢”　
　　正说话的时候，有人来喊黄祖炎去开会。保安的中央领导们喜气洋洋，许多人主张要杀了蒋介石。在苏维埃政府的院子里，听黄祖炎首长跟几个人说，我们应该学曹操我在四川家乡看川剧，知道曹操是坏蛋，搞不懂首长为什么这么说，所以把他的话记得很清楚。　
　　西安事变的第二天，保安城里军民都出动了，抢修飞机场。毛主席也参加了。大石碾子在黄土坪上轧来轧去。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在保安的上空转悠儿。飞机场太小，它降不下来，只好飞回去了。　
　　第三天一大早，周恩来和叶剑英、博古、李克农等二十多人，骑马从保安出发，去延安乘坐飞机赴西安。毛主席、林伯渠、谢觉哉还有我的首长黄祖炎都出来送行，边说边走，一直到了保安城外。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的军队从延安撤走，红军接管了延安。我和黄祖炎首长的夫人朝玉英先行一步，从保安去延安。　
　　西安事变的深远意义是许多许多年以后我才领悟的。当时，红军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陷入绝境，中共中央和红军向新疆转移的计划失败；西、北、东三方面是黄河天堑，南面有国民党百万大军封锁，中国共产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口。此刻，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和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发动“兵谏”劝蒋介石“联共抗日”，因此，张杨两将军确为民族英雄。　
　　西安事变平息之后，东北军和西北军被改编，蒋介石调动中央军将陕北紧紧包围，准备重现江西“围剿”的胜利，在陕北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彻底消灭。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只好暂时放下消灭共产党的计划。　　　
　　毛主席来给丁玲拜年　　　
　　大约这年的春节前，首长的西屋搬进了一个中年妇女。　
　　首长跟我说：“谢老说了，现在人手不够，让你顺便给丁玲打水打饭，好不好？”　
　　我问：“谁是丁玲啊，我也不知道她住在哪里呀？”　
　　黄祖炎用手指一指：“就是我们对面屋子里的女同志。”　
　　丁玲很瘦，满脸的皱纹，只是一双大眼睛有点神气，整天不声不响地闷在屋里看书。我每天顺便给她打洗脸水，送三餐饭。丁玲那时就不简单，和黄祖炎一样，都在中央政府的灶上吃中灶。　
　　有时，丁玲和黄祖炎在院子里聊天。说起西安事变，她恨恨地说：“应该杀了蒋介石这个刽子手。”　
　　那天清晨，我从教堂后院的大灶打来一壶热水，刚刚走进首长夫妇住的院子，毛主席的警卫员急匆匆跟进来，他问我：“你的首长在家吗？毛主席来啦！”　
　　说话间，毛主席站在院门口高喊：“老黄在这里么？丁玲在么？”我扭头望了一眼院子里的毛主席，转身推开东屋的门扇。首长夫妇正在炕上穿衣，我一边倒洗脸水，一边告诉首长，毛主席来了。随后去给丁玲送洗脸水。　
　　毛主席不停地喊着丁玲的名字，迈步跨进堂屋的门坎，迎面看见我，正要与我打招呼，丁玲从西屋迎了出来：“丁玲在呀！”　
　　毛主席说：“过年了，秀才们好吧！丁玲同志还好吧？”　
　　丁玲的脸色红了：“哎呀！你还来看我，我还打算去看你呢！”　
　　毛主席说：“行啦，我来看你，你就莫去喽。”说着，他走进丁玲的西屋。　
　　丁玲的房间里，一架单人木床，一张白茬木桌，一对白茬木椅。墙角下堆着两只破旧的皮箱，一些书籍散放在窗台和皮箱上。我一边往洗脸水里倒热水，一边听他们的谈话。　
　　毛主席坐床铺上，丁玲坐在对面的白碴木椅上。毛主席说：“你到延安这下好了吧，精神上、语言上不受压迫了吧，自由了吧！”丁玲只是点头，只是笑。　
　　毛主席见我站在门口：“嗬，你这个小娃子，又到这里来了！过年好啊！”　
　　丁玲问：“主席，你怎么认识他呢？”　
　　“我认识他，比你还在前呢！那次在保安，我专门看过他们几个娃娃。”　
　　丁玲：“哟，那是一个‘红小鬼’呀！”　
　　毛主席转过来问丁玲：“你现在写点什么文章？”　
　　丁玲瞟了我一眼：“啥子文章也没写，只是看书。”　
　　毛主席说：“有啥好书呀，也让我看一看！”　
　　丁玲：“没有啥好书，乱七八糟的随便看看。”　
　　毛主席要求丁玲：“你应该多写些‘馍馍’出来。”　
　　丁玲怔了一下，又笑了：“没有问题，早晚得有馍馍。”　
　　我站在一旁，听得纳闷：“白面馍馍也能用笔和纸写出来？那不神了？”丁玲和毛主席一齐望着我，沉默了一会，毛主席说：“好啦，我去给老黄拜年去！”他走到堂屋里喊首长的名字。　
　　首长在东屋里说：“老毛请进，老毛请进，我正在洗脸呐！”　
　　毛主席哈哈大笑：“啊呀，你们真是一个懒汉，一个懒婆。”朝玉英拖着滚圆的大肚子，倚在炕沿上，垂头不语。　
　　毛主席又问：“玉英几时生娃娃呀？在我们中央医院里生娃娃？还是另有打算呢？”　
　　黄祖炎说：“准备送她回延长，他的母亲家，让妈妈照顾她吧。那里条件还比我们医院好一点吧！”　
　　毛主席说：“那可够危险呢！”　
　　首长说：“这两天，我就让他俩走。”　
　　毛主席：“这小娃娃，又做勤务，又做警卫，还要作保姆！好啦，你可要尽心尽力哟，一定照顾好她，给我们抱一个‘小红军’来，有你一份功劳。”　
　　毛主席走后，我去问丁玲：“毛主席说写出‘馍馍’来？这是真事吗？”　
　　丁玲轻轻地笑：“毛主席说的‘馍馍’就是精神食粮呀，精神食粮就是书报呀，戏剧呀，电影呀，他是让我写书以后主席再来；或者别的客人来，你不要站一旁听我们谈话，这样不好，不礼貌。”　
　　我答应她：“还有这些讲究我记住啦！”　
　　我又跑去问首长：“毛主席怎么说过年呢？老百姓也没有放鞭炮，大灶也没有给我们吃顿大米饭呢？”　
　　首长：“毛主席高兴呗，他急着想过年呢。”　
　　我说：“该过年就是过年，还有瞎说的。”　
　　首长：“腊月二十三，也是一个小年，元旦也是一个年，农历元月初一也是一个年，毛主席可以随便说吧！”　
　　很快，我护送首长的妻子回延长县的娘家生娃娃，等我再回延安，没有再看见丁玲。　
　　再次遇见丁玲是在杨家岭上，她来参加文艺座谈会。丁玲看见我，好欢喜地打招呼：“你在杨家岭工作呀！”我正在张罗着杀鸡，为秀才文人们准备“百鸡宴”，顾不得与丁玲说话。　　　
　　毛主席等人议论中西医　　　
　　黄祖炎的胃病不知道有多少年了，进了延安，他就天天吐酸水，胃口痛。　
　　我陪他去东大街中药铺看病。药铺里有药匣柜子和鹿茸龟板。坐堂老中医，按住黄祖炎首长的手腕把脉，看舌苔，提笔写了一张药方，交给药铺的学徒。我俩回家不久，药铺小徒弟端来一只白瓷碗，里面少少的黑药汤。黄志炎和喝了三天汤药，病情不见好。我们就又去看中医。　
　　老中医说：“不见效果，反到好治，不然这病就麻烦了。长官啊，你是‘水胃’，必要断水治之。”　
　　黄祖炎问：“怎样断水啊？”　
　　老中医说：“每日三餐不能吃软饭，只能吃烤馒头片；不能喝水。渴到难受极了，只许抿一小口水，润润喉咙。一天不能超过三小碗清水，长官承受得了吗？”　
　　黄祖炎爽快地说：“那好办，我按您的方法试试。”　
　　老中医又说：“长官你的脉象肺虚啊！”　
　　黄祖炎说：“先治胃吧！”说完，他拿过毛笔，问了多少医药费，写了一张字条，签上名字，交给药铺老板，让他去边区银行领钱。　
　　黄祖炎戒水三个月，嘴唇裂了，声音哑了，胃口真的不疼了。饮食恢复正常后，他面色红润，人也胖了。黄祖炎说，中医‘偏方治大病’，果然不假呀！　
　　1937年春节后，丁玲从西屋搬走了。黄祖炎开始主管中央医院的工作，傅连暲一家人住在东门大街的对面。傅连暲常常来黄祖炎的小院串门。　
　　毛主席也常走出凤凰山，来探访黄祖炎，我和警卫员就坐在堂屋的门坎上听他们聊天。黄祖炎讲述治愈胃病的经过后，毛主席说：“你们两位院长要组织一个专家组织，把中西医结合起来，西医治表不治本，中医治病缓慢繁复，两者要取长补短。”　
　　傅连暲说：“按主席这个想法，可是一个大题目，需要一段时间。”　
　　毛主席又说：“我家乡有钱人讲究中药泡酒。你们医院研究研究哪些药材可以配酒，能治哪些病症，这样方便患者服用。”　
　　黄祖炎说：“城里的知识分子相信西医，乡下农民相信中医，我们国家现在是两个极端。”　
　　毛主席说：“中西要互相学习，联合诊疗，就像走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一样，走一条中国医学的新道路。”　
　　黄祖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