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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国际特工 作者:张晓宏 许文龙-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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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促的自动步枪连射注定会打断你的遐思。其中一次从她的左边响起，另一次是从右边，射击声嗡嗡地响彻在田野上空，并从不远的森林折回到射击场内。
野外射击训练，这是目前首要的课程。
汉布尔格用力握紧摩神逊步枪的前托，熟练地安上枪托，把它顶在肩上。现在，树与树之间就该出现目标了。总共只有几秒钟的时间，第一枪就要击中目标。
“砰”的一声枪响过后，身后的指挥塔上，忽然传来扬声器震耳欲聋的响声：“汉布尔格学员，停止上课，把武器交上来，返回基地”
汉布尔格站起来，把自动步枪扔到背后，径自走开。
汉布尔格从中国来到莫斯科后，便和七八个学员在这里接受无线电报务员训练。汉布尔格很快便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汉布尔格学习组装发报机、接收机、整流器和电波测量仪，还学习俄语。她自认是个用功的学员，但在这个领域里却不是最有天赋的人。
时光按照既定的计划在流逝着，汉布尔格不需要为任何事情担心，她唯一应该做的就是学习。
1934年2月，汉布尔格被召到阿尔巴特街。一位少校和汉布尔格谈话，他不会讲外语，汉布尔格必须用俄语向他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此时汉布尔格已经学习过六个月的俄语，所以做到这一点并不费力。少校向汉布尔格宣布说，她将很快被派出去，到中国满洲的奉天执行秘密工作。
在第二次谈话时，少校告诉汉布尔格，她将和一位德国同志一道去奉天，最好扮做他的太太，汉布尔格将得到一份相应的护照。这位同志同时也是汉布尔格的上级领导。汉布尔格感到很惊讶，她设法说服少校，这样做是不行的。汉布尔格和罗尔夫在上海到处都有熟人，上海人经常到奉天去，汉布尔格不可能在公开地回欧洲度假之后，突然又带着假护照以另外一个人的妻子的身份出现。
不久，汉布尔格又第三次被召到局里。她被告知，上级已经放弃了关于假夫妻的想法，并正式把汉布尔格未来在奉天的同事及上司介绍给她。那位同志的别名叫恩斯特，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职业是海员，和汉布尔格受过同样的情报技术训练。汉布尔格愿意和海员相处，他们坚强，有韧性，见过世面，在非常情况下能迅速适应环境。除此之外，他们都喜欢大海。
此后两周的时间，汉布尔格打点行李，与恩斯特一道搬进挨近森林深处由一栋栋小木屋构成的强化学校。
在训练结束之前，他们只有不多的时间相互熟悉，可这已足以让汉布尔格认识到恩斯特的长处。恩斯特在技术上比汉布尔格熟练得多。他是一个细致认真、非常具有韧性的人，在把一件事情完全弄明白之前，他决不肯善罢甘休。他似乎从来不看钟表，也不休息，每天都工作到很晚。与他相比，汉布尔格是个意志薄弱的人，愿意服从他的工作方式。但至少有一点令汉布尔格感到欣慰，在发报速度方面汉布尔格比他快。
在他们共同度过的这14天里，汉布尔格竭力营造一种友好的气氛，免得恩斯特为此花费脑筋；同时，她竭力做出一副经得住摔打的粗犷样子。她要让恩斯特知道：跟他一块儿走向未来风险的是一个合格的同事。
恩斯特和汉布尔格分头去布拉格。在那里，他们住在不同的饭店，然后乘同一列火车去特里斯特。汉布尔格的儿子米沙跟着爷爷奶奶住在捷克边境的山村木屋里，汉布尔格已经和米沙分别了七个多月，她非常想念儿子，做为她答应执行这次任务的条件，她要把儿子接出来，带在身边。她和恩斯特装作在旅途中新结识的旅客。从特里斯特出发，他们买了两张意大利轮船的二等舱船票，穿过苏伊士运河，途经印度，于1934年4月的第一周到达上海。
罗尔夫非常高兴地迎接他们。但事先汉布尔格没有机会告诉他，他们只是路过这里。当汉布尔格最终将要和他分手的决定告诉罗尔夫时，他显得十分沮丧，但依然像往常一样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现实。他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遇到危险随时可以退缩的同情分子，而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正是因为这样，与他分手使汉布尔格的心情格外复杂。
他们并未公开办理离婚，因为汉布尔格出现在奉天需要一个可靠的公开身份。汉布尔格走访了上海多家书店，成功地得到了一份工作，充当美国伊文斯驻上海书店的代理人。汉布尔格以批发价格购买了少量图书，拿到了图书目录，以及汉布尔格最需要得到的东西：一纸驻“满洲”公司代理人的证明。有了这个“代理人头衔”，汉布尔格可以在“满洲”境内公开旅行了。
离开上海之前，恩斯特和汉布尔格购买了许多组装发报机的零件，装在随身携带的箱子里。一路上，他们的视线时刻不离这只“贵重”的行李箱 。在“满洲”边境，箱子曾被打开检查，但最终他们还是有惊无险地幸运过关了。
1934年5月，汉布尔格一行到达奉天（沈阳）后，立即住进事先安排好的大和饭店。恩斯特搞来的莱因金属与打字机公司介绍信，汉布尔格从伊文斯书店弄来的证明文件，全都公开地放在起居室里，随时准备应付警察、特务的检查。在饭店里他们从来不谈工作。
他们在奉天的任务，是要配合“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特殊形势，在抗日部队和苏联之间建立电台联系，将抗联的处境和要求及时报告给苏联，同时向抗日武装传达苏联的建议。他们的工作一开始便遇到挫折：在奉天根本买不到组装整流器所必须的变压器。为此恩斯特又踏上漫长的旅程返回上海，在罗尔夫的帮助下，把购买到的变压器藏在一把沉重的安乐椅的底座内，用铁丝固定在弹簧上，托运到汉布尔格手中。
随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一处可以安装电台并使之运行起来的住宅。
庞大的日本官员机构把所有空住宅都贴了封条，剩余的都是些逃跑的东北军将领们的豪华别墅。但对于汉布尔格来说，这些孤零零的豪宅都显得太大。最终，汉布尔格相中了一栋石砌的二层小楼，据称原是一位东北军将领为情妇购置的香巢。在征得房东，那位已移驻北京的东北军将军的肯定答复后，汉布尔格以惊人低廉的价格租下了这座小楼，每月租金只相当于大约30德国马克。汉布尔格很快就迁入新居，与此同时，恩斯特的电台也已组装就绪。
1934年6月的一个深夜，奉天一座简陋的石楼里，仍然亮着微弱的灯光。不过这灯光从外面是一点也看不见的，因为吊在空中的灯泡被一个黑布罩紧紧罩住，一束只够阅读和写字用的亮光洒在办公桌上，窗户上还严严实实地插着护板。
灯光下，汉布尔格头戴耳机在静静地发报。嘀嘀哒哒的电波声，在小小的石屋内回荡。汉布尔格专心致志，一丝不苟地工作着。嘀哒，嘀哒她一口气发出了300组密码。整个城市都入睡了，只有汉布尔格一个人醒着，向太空里发送着抗日武装的消息。与此同时，在遥远的苏联海参崴，一名红军报务员正在接收这些消息。
这样的工作大约每周都要重复一两次。通过无形的电波，他们向中央汇报抗日武装的行动计划和执行成果，拍发关于政局和军队士气情况的报告，以及通报最新的、值得关注的动态动向。
工作之余，恩斯特偶尔也会带汉布尔格到沈阳郊外游玩散心。在一次去游览东陵的途中，不巧下起了小雨，恩斯特和汉布尔格跑进路边一家小杂货铺里避雨。小铺里有三名“满洲国”的“靖安军”士兵，正坐在炕头上和白胡子老掌柜扯着闲话。从他们的闲谈中，汉布尔格第一次听到了邓铁梅的名字。
不久，中央来电指示汉布尔格了解辽东一带抗日武装的活动情况，汉布尔格这才知道，邓铁梅就是活跃在辽东的铁血自卫军的创始人和领导者。
此时，邓铁梅的自卫军经过日寇的“讨伐”已经元气大伤。由于叛徒出卖，邓铁梅在上一年5月被日军逮捕，并于9月27日被秘密杀害于奉天伪陆军监狱。眼下，邓铁梅的战友苗可秀招集邓的残部，组织了“中国少年铁血军”，共千余人，仍坚持辽东三角区一带活动。
6月初，汉布尔格终于通过组织和苗可秀联系上，并亲赴他的营地岫岩参观。初次见面，汉布尔格感到苗可秀是位年轻英俊的指挥员，他穿着灰布军装，足蹬马靴。身上背着两支德国造的二十响毛瑟手枪。
苗可秀向她介绍了队伍的情况，“中国少年铁血军”共1000余人，分3个大队，12个分队。总司令是苗可秀，赵同是参谋长，其成员是各地的爱国青年，还有不少大中小学学生。他们的主要活动区域在辽东三角地带，根据地在凤城、岫岩之间的山林区域。
当汉布尔格谈到邓铁梅牺牲，共产国际表示非常惋惜时，苗可秀激动地表示，邓铁梅的血不会白流，前不久，铁血军已诛杀了出卖邓铁梅的叛徒沈廷辅。
接下来，苗可秀向汉布尔格谈起了请共产国际支持抗日武装的愿望。汉布尔格表示，一定会把他的请求转达共产国际。
中午，汉布尔格在苗可秀那里吃了一顿午饭，小米饭、炖狍子肉。虽然，她是第一次吃这种东西，但感觉还不错。
汉布尔格回到沈阳后，及时向中央汇报了苗可秀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有关情况。
6月下旬，中共党员杨靖宇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在安奉路以东转战，一度进攻到宽甸、桓仁一带，令日伪军大为震惊。共产国际立刻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上，并给予了积极的关注。
中央决定给汉布尔格指派一个新的联络员。
王济之，莫斯科军事情报学校第一期毕业生。1934年初奉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实为苏军总参情报部）的命令潜入安东，开展情报工作。
汉布尔格与王济之接头是在中朝边境的安东进行的。汉布尔格发现，他穿了一身长衫，头戴一顶礼帽，与自己在一起显得十分不协调。但当她指出这一点时，王济之却苦笑一下，告诉她，自己的家里很穷，供养妻子和两个孩子已非常困难，根本无钱添置衣服。细心的汉布尔格记在心上，在第二次接头时，汉布尔格将一套包装得很好的西服送给了他。
通过和中国联络员的接触，汉布尔格感到最大的困难是语言沟通的障碍。王济之不会讲外语，而尽管汉布尔格在上海学过汉语，但也只能借助手势谈些日常的会话。为了避免发生误会，汉布尔格必须违背地下工作的规矩，把情报写到纸上，偷偷地塞给接头的同志。在日伪统治下的东北，中国人随时都可能遭到警察和日本占领军的搜查，这种做法无疑增大了情报工作的风险，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当时没有别的办法。
于是，汉布尔格请了一位中国家庭教师学习汉语，每天学习两个小时，三个月后，她已经可以读写600多个常用汉字，而她四岁的儿子米沙，已经掌握了一个同龄中国孩子的所有词汇。学会了简单的汉语，母子俩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方便了许多。
在一次接头时，王济之告诉汉布尔格，现在行动队急需一批炸药，希望她能帮忙搞到。
汉布尔格爽快地答应了。她立刻和恩斯特一起，出入于沈阳城里的药铺、杂货铺，购买配置炸药需用的化学药品。由于恩斯特不会说中国话，出面购买的任务都由汉布尔格出面来完成。
一天，汉布尔格领着米沙来到一家杂货铺，发现有大量的硝酸铵，于是她准备买一些。不过，她打不定主意到底买多少合适，因为买多了可能会引起日伪当局的怀疑。尽管硝酸铵是农业上常用的物品，但日本特务们肯定还知道它的另一个用途，那就是将硝酸铵按比例配制一定数量的高锰酸盐或铅粉，就制成了炸药。
汉布尔格试探性地问：买10磅行不行？然而售货员把她的计量单位理解错了，竟拿来了50公斤。太棒了！汉布尔格心满意足地把买来的东西装到一辆马车上，运到了她的住处。很快，这批硝酸铵和一些硫磺、盐酸就经过王济之转到了抗日行动队的手中。
1934年9月，杨靖宇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在吉林江县三岔子附近活动，重创日伪军。他们要求共产国际派一名联络员将联系密码送过去，以便打通与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联系。
这个任务交由汉布尔格来完成。她首先乘火车由奉天出发，经抚顺、清原，然后进入吉林境内，在辉南下车。又换乘长途客车经杉松岗、抚长到达龙泉。此处属龙山区，再往前就是杨靖宇所部活动的江一带。
这时，等待她的一位中国同志出现了。像约定的那样，来人并未向汉布尔格表示问候。他赶来一辆平板马车，让汉布尔格坐在上面，便赶着车向前走去。马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走了大约40分钟，便进入山区。尘土像烟雾一样笼罩在马车周围。多年来这里似乎不曾有欧洲人来过，特别是欧洲女人在这里行走。老百姓都转过头来看她，好像看怪物一般。
最后马车驶进一片小树林中，有两个战士冲赶车的同志打招呼，顺利地放行。
出了树林，是条潺潺的小溪，溪边有一栋简陋的房子，汉布尔格在莫斯科见过这种房子，人们叫它木刻楞。
接应她的那位同志将她领进了木刻楞房内。只见屋子里，摆着一张木桌，几个树墩。四五个穿灰布军衣，绿布军衣的人正围在桌子上，看一幅带日文标志的东北地图。
这些人见汉布尔格进来了，便都站了起来，让她坐下。不久，一个身材魁梧的军人走了进来。他面带微笑，自我介绍：“我叫杨靖宇，欢迎国际的同志来我们这里看一看。”
汉布尔格站起来，仔细打量眼前这位军人。这是她第一次看到共产党的军事指挥员。令她吃惊的是，他竟有一副中国人难得见到的伟岸身材，高高的个头（近1。93米）在欧洲人当中也属上乘。他浓眉，大眼，腮边有些胡须，穿着绿布军装，腰扎宽皮带，腰间别了一把勃郎宁手枪，身后还背着一支德国二十响毛瑟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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