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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幽灵-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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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曾被日军俘虏的上尉军医梁廷芳的证词完全一致。
——几所大学建立的难民安全保护区。英、美、法等国的国旗徐徐飘拂，各种帐篷和木屋拥挤在操场上。五、六辆载着日军的卡车驶到安全区门口停下，几百名发情的畜牲扑向大门。救委会主席雷伯挡在门口：“这是国际安全区，是得到你们的最高司令批准的，你们不能进来。”他遭到了日本兵的暴打。魏特琳女士手中的美国国旗被日本兵夺去扔到地上。
就像恶狼扑向羊群，日本兵扑倒了一个又一个妇女。他们迫不及待地扯去散发着脏污的分泌物刺鼻恶臭的兜裆布，掏出黑漆漆的刀子一样的物件，狠狠地插进人体最柔弱的部位。惨叫声。皮靴和飞舞的皮鞭。几位少女含辱跳楼。柔弱女子脸上的血和下身的血
这直接就是许传音博士出庭作证时说出的那一幕。他当时在安全区担任红十字会副会长。
。。。。。。
在法庭证人席上，站出了一个又一个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金陵大学医院外科主任、美国医生威尔逊述说了他目睹的被日军杀伤的中国军民的惨状。在那些恐怖的日日夜夜，威尔逊把目睹到的事实写进了日记，日记内容于1995年译成中文后，首先在南京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昨夜金陵大学一位中国员工的住所被捣毁，他的亲属、两个妇女被强奸。在一所难民营里，两个大约16岁的女孩被轮奸致死。上午我花了一个半小时为一个8岁男孩做了缝补手术，他有5处刺刀伤，胃被刺穿，一部分大网膜流出了肚子外。
“今天我处理了一个有3处子弹孔的男人。他与其余80人是从‘安全区’的两幢房子内被带出来，在西藏路西边的山坡上被残杀的。80人中只有少数几个是退伍军人，其他都是平民百姓。他是唯一的幸存者。
“每个商业区都被放了火。昨天晚餐前我数了一下，共有12处起火，今天同一时候有8处，有些地方整幢建筑被烧毁。
“一个40岁左右的妇女住进了医院。她被日本人从难民营中带走，名义上是给日本军官洗衣服，带走了6个妇女。她们白天为日军洗衣服，晚上则被日本人强奸，她们中有5个人一晚上要受到10至20次的强暴，而另一个由于年轻漂亮，每晚要受到大约40次奸污。第三天两个日本兵把她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想砍掉她的头，其中一个砍了她4刀，但只削掉了她的颈背部到脊柱的全部肌肉，另外她的背部、面部和前臂还有6处刀伤”
梅奇牧师是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主席，他从人道的立场，控诉了日军杀人、强奸和抢劫的事实：
“日军占领南京后，就有组织地进行屠杀。南京市内到处是中国人的尸体。日本兵把抓到的中国人用机枪、步枪打死，用刺刀刺死。
“强奸到处都有发生，许多妇女和孩子遭到杀害。如果妇女拒绝或反抗，就被捅死。我拍了照片和电影，从这些资料上可以看到妇女被砍头或刺得体无完肤的情形。如果妇女的丈夫想救自己的妻子，他也会被杀死”
梅奇牧师滔滔不绝地列数了一百多件罪行，件件冷得让人见血见泪，令人发梢生寒。他回答了萨顿检察官的讯问，又接过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布鲁克斯扔过来的白手套。在整个审判过程中，被告们的美国律师异常卖力，为了开脱被告罪责及拖延审判的进程，他们盘问、攻击检方提供的证人证件，驳辩、非难检方的论证主张，可谓无孔不入，无隙不乘，态度张狂而龌龊。布鲁克斯一出剑，就可看出他是一个有经验的对手。
…
观音不度屠城元凶（3）
…
布鲁克斯：“你看到过强奸的现行犯吗？如果有，那么是几个”
梅奇：“我看到过一个日军在实际进行这种行为，还看到过两个日本士兵把一个十五岁的女孩按在床上。”
“一个是现行犯，另一件未遂，是这样吗？”
“他们两人把女孩压在床上。”
“你看到抢劫或者你本身被强盗抢过的事件有几回？”
“我见过偷电冰箱的日军。另外”
梅奇停了一下，他在考虑战斗的严肃性。但这种事对日本人来说委实是十分难堪的。没容他考虑成熟，布鲁克斯就催促了。于是便有了下面的一段话，由于细节的生动及与法庭庄重气氛的不谐，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梅奇说：“一天夜里，一个日本兵竟三次闯进我的住宅。他的目的是想强奸藏在我家里的一个小女孩，另外就是偷一点东西。他进来一次，我就大声斥责一次，但每次他都要偷点东西走。为了满足他的欲望，最后一次，我故意让他在衣服口袋中掏去了仅有的60元纸币。他得到了这笔钱后，便满足和感谢了我，然后一溜烟似地从我家的后门窜出去了。”
二十天里唯一的一次，审判席上的法官和旁听席上的群众哄堂大笑起来。如同一个小丑在一出小小的正剧里掉了出来，演出了一幕滑稽戏。连被告席上的战犯们也失声笑了出来。但他们张开的嘴巴里像被塞进了一撮猪毛，随着吃吃的笑声往里走。这是魔鬼的笑，像哭。
检察方面的证人证词和各种材料堆起来有一尺多高。广播电台每晚穿插着音乐，向日本人民播送关于南京暴行的《这就是真相》的专题。中外证人的口头证言及检察与被告双方的对质辩难常常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法官席在认真倾听。旁听席的上千人屏住呼吸聆听。被告席也在阴郁的气氛中仔细地听着。
英国人罗伦斯和中国证人尚德义、伍长德、陈福宝站到了证人席上。他们庄严地向法庭宣誓，他们陈述的都是事实。被称为“日本通”的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贝德士站到了证人席上，陈述着他目击的凄惨情景：
“日军进城后的几天间，我家附近的马路上被他们射杀了无数平民，尸体比比皆是。
“一大群中国士兵在城外就投降了，被解除了武装，三天后被日军的机枪扫射死了。
“我的朋友亲眼见到一个中国妇女被17个日本兵轮奸，九岁的女孩和七十多岁的老太太也被强奸了”
松井石根不得不供认道：
“余于1937年11月被任命为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攻击南京时不意若干青年军人竟于占领南京时有残暴行为，实属遗憾。”但他并不服罪。他想避重就轻，推卸责任。于是他使出第三招。
松井石根大言不惭：“我始终坚信，日中之间的斗争是亚洲大家庭中兄弟间的争吵，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动用武力，以拯救旅居中国的日本侨民，保护我们的权益，这同哥哥经长期忍耐后赶走不听话的弟弟没什么两样，目的仅仅是促使中国回心转意。驱使这一行动的动机并非仇恨而是爱怜。”
他说：“由于我多年宿愿乃是使日中共存共荣，因此在占领南京时采取种种预防措施，以避免这一战争给全体中国人民带来苦难。”
松井石根的辩护人、曾驻南京的第九师团第三十六纵队长胁坂次郎大佐在宣誓证词中说：“松井大将常常训示部属要严守军纪风纪，宣抚爱护居民。”
难以置信的是，松井石根怎么竟能承受住事实与谎言之间如此巨大的反向力量。在暴行达到顶峰时，国际安全区的负责人竭力对兽军进行劝阻，同他们讨价还价地谈条件，通过新闻记者向世界舆论揭露兽军的暴行，同时将暴行整理成备忘录，两次通过外交途径向兽军当局提出强烈抗议。
检察官诺兰并没有受到干扰，他讯问道：“国际委员会送交的日军暴行备忘录，你看到过吗？”
松井石根回答：“见到过。”
“那么你采取的究竟是些什么措施呢？”
“我出过一张整饬军纪的布告，贴在一座寺庙的门口。”
“你以为在浩大的南京城内，日军杀人如麻，每天有成千成万的男女被屠杀和强奸，你的一张布告会有什么效力吗？”
松井语塞。他想了想，说：“我还派了宪兵维持秩序。”
“多少宪兵？”
“记不清了，大约有几十名。”
“你以为在几万日军到处疯狂地杀人、放火、强奸、抢劫的情况下，这样少数的宪兵能起到制止的作用吗？”
松井又想了想，说：“我想能够。”
当证人证实当时南京只有17名宪兵，这些宪兵本身也参加了暴行时，松井烟鬼般的脸上又重重地刷上了一层死灰色。
松井企图逃脱罪责的努力落空了。
早于开庭审判前的调查讯问期间，松井就力图推卸自己的责任。面对莫罗法官的讯问，他说要把日军在战场上的行为同作战外的不法行为区分开来，犯罪分子当时已被处置。他强调说，他并非是要谴责朝香宫，但南京暴行确实是朝香宫任司令官的部队干的。为了表明自己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具有积德行善的情怀，他告诉莫罗，他从南京回国后，即在热海市附近的伊豆山上修建了一座神殿，塑了一尊观音菩萨的全身像，并将从长江盆地运来的染血的泥土撒在基座上。他曾昼夜不息地在这神像前为两国军人的亡灵得以安息，为世界和平得以实现而祈祷。
…
观音不度屠城元凶（4）
…
这在无意当中透露出日本政府对南京大屠杀的态度。迫于世界各国舆论的压力，松井石根及其部下80名将校被召回国内，但没有受到任何处罚。松井回国后被任命为内阁参议。由于在战争中的“功劳”，日本政府还于1940年给他授勋。他对人说，他回国不是因为他的军队在南京犯了暴行，而是他的任务到了南京业已终结。
夫人矶部文子陪着他到伊豆的山淙淙园静养。陶瓷观音像落成后，他写了一篇《兴亚观音缘起》的文章刻在它的基石上。文章写道：
“中国事变，友邻相争，扫灭众多生命，实乃千古之惨事也。余拜大命．转战江南之野，所亡生灵无数，诚不堪痛惜之至。兹为吊慰此等亡灵，特采江南各地战场染彼鲜血之土，建此‘施无畏者慈眼视众生观音菩萨’像，以此功德，普渡人生”
抑或松井石根真的要立地成佛了？臂带“MP”标志的国际宪兵在巢鸭监狱宽大的走廊里来回走动，粗重的皮靴踏下去，传出响亮的震感。松井感到不安了？感到恐惧了？而生反悔之心了？他用血腥气犹烈的手，在牢房的墙上挂了一幅观音画像，每天早晚在像前合十礼拜，诵读《般若心经》和《观音经》。他在等待着最后的命运。
因南京大屠杀而作为甲级战犯同时受审的，还有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武藤章。
武藤章协助松井指挥日军攻陷南京后，奉命安排日军宿地。他借口“城外的宿地不足”，“由于缺水而不敷使用”，命令城外的日军可随意在南京城内选择宿营地。堤坝开了，亢奋的洪水撞击着，嘶喊着，带着巨大的破坏力昼夜不停地在大街小巷奔流，给市民带来了灭顶之灾。12月17日，日军举行盛大的“入城式”，他陪同松井石根穿过中山门，进入血雨腥风的南京城，分享着兽兵们对统帅的欢呼。第二天，他又陪同松井参加了“慰灵祭”。对于发生在他身边的烧、杀、奸、掠，他只是狞笑，狞笑。他给了狂兽们更大的勇气和更野蛮的欲望。
残暴是他的性格。1945年初，武藤章任驻菲律宾的日本第十四方面军参谋长，指挥日军同美军作战。美军到达之前，他的部下在马尼拉市抢劫、强奸、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马尼拉惨案”。
在“马尼拉惨案”中，最为残忍的是日军在圣保罗大学一次杀害800多菲律宾儿童。兽兵们在大学餐厅里摆放了一些点心，把800名孩子哄骗进来。正当孩子们吃点心的时候，一个兽兵拉动了藏在灯架内的集束手榴弹，悬挂在儿童头顶的五盏枝型吊灯轰然一声巨响，屋顶掀开了，孩子们被炸得血肉横飞，没死的在奔跑中倒在了机枪的火舌下。多么残酷的游戏，只有灭绝人性的疯兽才能干出这样的勾当。还有，日军士兵强迫一名美国俘虏把自己手背上的皮剥下来吃掉。一批平民像圈羊般被赶到一起，四周堆满浇上汽油的木器，一把大火点燃，烧干了人血。日军在光天化日之下恣意奸淫年轻姑娘。反抗被斩首，颅腔里往外喷着热血的尸体也遭到奸淫。可怜的姑娘，他们连一个干净的尸体都不留给她！值得提出的是，日军制造“马尼拉惨案”，是在指挥官的命令和准许下进行的。美军缴获到一份这样的日军命令：“杀死菲律宾人时，尽量集中在一个地方，采用节省弹药和人力的方式进行，尸体的处理很麻烦，应把尸体塞进预定烧掉或炸毁的房屋里，或扔进河里。”
二战期间发生的“三大惨案”，即南京大屠杀、菲律宾大屠杀和泰缅铁路战俘事件，武藤章主谋参与的就占了两个。
1948年4月，旷日持久的庭审终于结束了。法庭进入起草判决书的阶段。经过梅汝璈的争取，由中国法官负责起草有关日本侵略中国的部分。在起草过程中，中国法官们经受着持续的震惊和痛苦，泪雨连绵。在一次法官会议上，梅汝璈慷慨陈词地说：“由法庭掌握的大量证据，可以看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比德国在奥斯维新集中营单纯用毒气屠杀，更加惨绝人寰。砍头、劈脑、切腹、挖心、水溺、火烧、砍去四肢、割生殖器、刺穿阴户或肛门等等，举凡一个杀人狂所能想象出的残酷方法，日军都使用了。南京的许多妇女遭强奸后又被杀掉，日军还将她们的尸体斩断，对此种人类文明史上罕见之暴行，我建议，在判决书中应该单设一章予以说明。”
梅汝璈说完刚刚落座，又站起来用压低的嗓门说：“我的这个请求，务请各位同仁予以理解、赞同。”
法庭庭长韦伯同意了，其余九位法官也同意了。
松井石根捧着《观音经》，在他的所谓生死由天的境界中等来了对他的宣判。
在两名高大宪兵的监押下，他摘下眼镜，笔直地站在了审判席上。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根据大量的人证、物证，确认南京大屠杀是现代战史上破天荒之残暴纪录。在长达1218页的《判决书》中，用两个专章，作了题为“攻击南京”和“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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