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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幽灵-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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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已由天津西站附近攻入天津,攻势极其猛烈;日军集中炮兵密集轰击,挫败了共军的攻势,使其遗尸400具;此乃共军在苏蒙军队支持下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前奏。冈村称:如果仅是华北共军进攻,他可以按蒋介石的命令坚决抵抗,但如果苏蒙军队参与联合进攻,他的军队只能撤退。冈村宁次的报告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也刺激了麦克阿瑟。在蒋介石的请求下,为了避免平津及渤海港埠落入共军之手,麦克阿瑟断然下令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在天津附近港口登陆。
  冈村宁次见此招颇灵,进而向蒋介石建议:“中国最大的内患,是共军部队的实力庞大,不可小视。现华中长江与黄河之间尚有30万日军,建议暂不缴械,由我本人率领,在贵军的统一指挥下帮助国军剿灭共军。贵方只需负责供应给养,其它武器、弹药、医务方面概由我们自己解决。”
  蒋介石以大人物的风度,抖落黑大氅,登上一座小山头,展示了他宏大的眼界:“中日两国应根据我国国父孙文先生之遗志,加强协作,长期共荣。目前看来,实为重要。”冈村宁次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期间,对抗日根据地实施残暴的“三光”政策和层出不穷的野蛮战术,早就受到蒋介石的仰慕。其时正在积极准备打内战的蒋介石心里发虚,他需要冈村宁次的帮助。
  但国际与国内的风声日紧。解放区战犯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吴玉章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横行霸道东洋数十年,其野蛮暴行,中国人民首当其冲。在‘九·一八’以来的侵略战争中,应当惩办的战犯何止千万,而自盟军占领日本三个多月来所捕大小战犯不过三百十八人。这个数目实在微乎其微。并且尚未加以审讯惩办。而更令人愤恨者,至今还有许多重要战犯仍然盘踞要津,继续从事威胁远东和平阴谋活动。如与中国人民不共戴天之仇的冈村宁次现仍安居南京,指挥着武装的日军,维持秩序”
  为了把这个大战犯掩藏好,蒋介石拿出他在上海滩上练就的看家本领,施展了障人眼目的幻术。他要在阳光下藏住黑影。
  冈村宁次于1945年12月至1947年10月,担任“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班长”,名目是处理日俘日侨遣返事宜。
  在这段时期,冈村宁次不能像过去那样打网球、骑马、打猎、钓鱼了。但照常可以坐禅静养、下棋消闲,喝绍兴酒、散步、洗澡、听留声机。养足了精神就竖起耳朵打探情报,刻意琢磨两件事:一是拉关系巴结蒋介石。他隔三差五地与何应钦、汤恩伯、白崇禧、陈诚们走动,设顿丰宴,送派克笔和咖啡具,对起袖口过小九九,盘算国军怎样才能避免挨共产党的打。二是走门子替战犯鸣不平。今天是徐州战犯拘留所给战犯戴手铐脚镣,十分残酷,因此向国防部提出抗议;明天又说田中久一中将替人受过,枪毙了实在冤屈;再就是说广州军事法庭一次判死刑者达四十人太过分,恳切要求重新审理。矶谷廉介判得蹊跷,斋藤弼州判得荒唐。他有一张马粪纸做的面具,时常拿出来戴在脸上作生气状,这非但不会惹起朋友们的不快,相反会因其戏剧性的合作而使彼此间的纽带显得更有必要。这段时期也有些别的事干,比如联络班的人饮醉酒出门与中国人打架斗殴,伤了对方,要费些口舌调解;也有时生个病,让汤恩伯们拎着甜酒来探慰。蒋介石对他优渥有加。




一号战犯摇身变为功臣(2)



  冈村宁次逍遥自在,他在日记中多次写道:“班内我是最有闲的人,因此能细心收听东京电台广播,并作好记录,隔一天向班员传达一次。”“我为消磨时光,开始自学中国话。”嗜血成性的暴徒品嚼着寡淡的时光也感到无滋无味。
  到了1947年的10月,联络班的人因无事可做都回国了。冈村宁次一个人支撑着空空荡荡的联络班。其实,不如说联络班在支撑着空空荡荡的冈村宁次。
  为什么还不审判冈村宁次?民众和舆论界越来越急迫地发出质询与抗议。
  1948年3月29日深夜,冈村宁次爬上一辆被棚布蒙得严严实实的重型卡车,终于离开了他长居的南京。次日上午到达上海,他头戴大沿礼帽,架着深色墨镜,裹着风衣,一头钻进黄渡路王文成宅邸。在这座深宅大院里,内有日本医生中山高志给他治疗肺结核病,外有穿黑衣的便衣保镖为他提枪警戒。
  冈村宁次的转移是隐秘的。新闻界像一群追捕逃兽的猎人,他们发现逃兽的足印失踪了。冈村宁次是被解往上海战犯监狱了?是中国政府顶不住国际军事法庭的压力,被遣返回国了?还是藏在一个秘密的洞穴养伤?抑或是肺结核病致使其口吐污血暴亡了?新闻媒介猜测着,把住山林的每一处津道隘口,举着刀叉与火把大声呐喊,要把冈村宁次轰出来。
  躲在王文成宅院中的困兽竖着惊恐的耳朵挨时度日,又像是在等待着噩运的来临。
  何应钦派人给他送来了法庭庭长石美瑜的训令副本,上面写道:“冈村宁次病已痊愈,应立即开始审理。”
  果然,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送来了传票,命令他于7月12日上午10时到庭受审。冈村宁次感到他在疾速下沉,耳边响着嗖嗖的风声。整整一夜,他都在清理纷乱的思绪。虽然心中有谱,但毕竟是人家的俎上之肉,刀口刀背毕竟在一霎那的翻转之间。
  然而这只是一次走过场的预审。倒是狡猾的冈村宁次利用了这次预审,在法庭上为应该怎样处置自己定了调子。他说:“我的部下犯罪纵属事实,但也仅是下层发生的零星不法行为而已,这与军司令官、方面军司令官、总司令官无关,不属于共同责任犯罪问题。虽然如此,我仍应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旁听席哗然。
  一小时后,冈村宁次退庭。庭长石美瑜与施检察官、刘翻译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应否将冈村宁次关进战犯监狱。
  石美瑜认为,冈村宁次是地地道道的战犯,且健康状况良好,应依法立即将其移往战犯监狱临押。刘翻译官则坚持冈村宁次身患肺结核病,应慈善为怀考虑给予监外治疗,且现在寓所为国防部指定,任何人无权擅自更动。
  恃才倨傲的石庭长愤怒地拍击着桌面说:“我以法律的名义申明,任何人无权亵渎神圣的法典!”
  有恃无恐的刘翻译发出一声冷笑:“请庭长先生自重,法律是公理,而不是你的歇斯底里!”
  气氛达到白热化,施检察官的调解无异于往白炽的金属上泼凉水,使之定型。无奈,石美瑜只好来到何应钦的公馆,以求公允。
  听了石美瑜的来意,何应钦以平静的语气公断道:“石庭长依法从事,早已仰情。然冈村宁次虽系战犯,但在投降以来再无新罪,而且对我国民政府唯命是从,多献良策。故而对其处置,似以宽容为妥。”
  石美瑜明白了,此路亦不通。最后法庭与国防部协商的结果,准予申请保释。但法庭请来的京沪医院朱院长经过诊断,拒绝以病由为冈村宁次担保。于是由冈村宁次的辩护律师钱龙生出具担保。
  一直拖到8月9日,石美瑜提出的“冈村应扣押于战犯监狱,于该处就医”的申请,才得到国防部的批准。在8月14日对冈村宁次又一次预审后,将他送入了上海高镜庙战犯监狱。
  9月14日的预审更为神速,前后只用了半个小时,除了招来一群记者的追问外,冈村宁次没有受到任何触动。
  这种沥沥拉拉的难堪局面,老谋深算的蒋介石不会预料不到,他之所以要忍受这种难堪,是因为庇护冈村宁次实在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冈村宁次是侵略中国历史最久,罪恶最大的战犯之一,与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一道,被日军誉为“中国通四杰”。他参与制造过“济南惨案”,“上海事变”,代表日本政府在在塘沽仓库楼上签定过“塘沽协定”,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累累血债。1941年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后,为了镇压沦陷区人民,他别出心裁地推行“治安肃正”运动,把华北分为日军占领的“治安区”、建立了根据地政权的“非治安区”和双方争夺的“准治安区”,对三种地区采取了不同的残暴政策。对“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实行连坐法,发展伪政权,加强掠夺物资和奴化人民;对“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惨无人道地制造“无人区”,把游击区的人民赶进“人圈”,毁掉原来的村庄,割断抗日武装与人民的联系;对“非治安区”以“扫荡”为主,实行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河北省丰润县的潘家峪大屠杀中,全村有1035人遇害,其中妇女儿童有658人,幸存者无几;而在阜平县的平阳村持续屠杀了87天,700多人魂断,5000余房屋化为废墟。1941年8月,冈村宁次调动十万日伪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共烧毁民房15万间,抢掠粮食5800多万斤、牲畜一万多头,杀害抗日军民4500余人。




一号战犯摇身变为功臣(3)



  钢刀的白光一闪,一位16少女的头落地有声。兽兵将它放入少女的母亲的怀中。女儿睁大死去的眼睛,看着母亲怎样悲痛欲绝。女儿最后的鲜血在母亲怀中凝固成浆块。
  一位孕妇被按在棺材里,棺材四周围着20多名赤身裸体的青年妇女,刺刀慢慢地切进孕妇,切进了青年妇女们的知觉。刚成形的胎儿被挖了出来。
  冈村宁次有一颗长着狼毛的心脏,他是地狱的象征,他走到那里,就把地狱带到那里。
  比之一般的恶魔,冈村宁次更擅长使用残忍的智慧。在“扫荡”中,他怪招迭出地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新异战术,什么“铁壁合围”、“梳篦清剿”、“马蹄形堡垒线”、“鱼鳞式包围阵”等等,尽管在与八路军试阵时连遭败绩,却足以使蒋介石眼花缭乱,自叹弗如,钦敬有加。
  所以蒋介石要把他当成个宝贝来保护,而为这个宝贝蒋介石也确实费尽了心机。
  蒋介石的心思被监狱长孙介君兜溲了出来。14日预审结束后,冈村宁次初进监狱,孙介君就带着翻译来套近乎。孙介君说:
  “蒋总统本无意使先生受审。然考虑国内外影响,不得不这样做。但绝不会处以极刑,至于无期也好,有期也好,结果都一样,请先生安心受审。不过,希望先生在受审时对中国人民所受灾难,要以表示痛心为宜。判决后可根据病情请求保释监外治疗。无论是审理或入狱都只是形式而已。”
  既然是狼狈为奸的一出戏,那就要配合着演才好。而且还要发旁听券,招待中外记者、外交使团和国内社会名流。敲锣打鼓,鸣金放号,大戏要开演了。
  8月23日上午,上海吴淞路商会礼堂前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气氛极为冷峻。礼堂内聚着一千多名前来旁听的中外人士和新闻记者,座无虚席,坐在第一排的两名全身戎装的少将高参显得尤为突出。石美瑜感到纳闷,过去在南京审判战犯,国防部从未有人来旁听,此次远在上海,国防部缘何反倒派人来旁听了呢?
  冈村宁次出庭了。短小精悍的冈村浑身透出矜持和傲慢。这也怪不得他,被告席一侧的那把舒适宽大的扶手椅就证明了他有资格端架子。那把椅子是特为他预备的,好让他在感到累了的时候坐在上面休息。随他而来的还有落合甚九郎等四名作为证人的在押战犯。
  开庭后,检察官宣读起诉书、质询被告及证人。当进入与律师的辩论阶段,气氛趋于紧张激烈。
  中午休庭的时候,石美瑜宣布辩论结束,下午宣读判决。法官们按惯例到四川北路海宁路口的凯福饭店进餐。石美瑜与陆超、叶在增、林建鹏、张体坤几位上校法官喜形于色。冈村宁次已被内定判无期徒刑,就要对这个罪大恶极的刽子手绳之以法了。这时饭店招待进来请石美瑜去接电话。石美瑜回来时,脸上变了气候。“刚才接到国防部秦次长的电话,冈村宁次一案暂停审理,听候命令,法庭人员一律不能擅离职守。”饭菜像锯末一样难以下咽。
  在另一处,冈村宁次与四个证人为丰盛的午餐而大为满意。
  下午开庭后只得继续辩论。江一平、杨鹏和钱龙生三个律师可谓咄咄逼人。尤其是江一平,他老子还要个老脸,叉开膀子挡他,以免遭万世唾骂。江一平一把将他老子掀到一边,跑到法庭上大放厥词,竟然说冈村宁次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曾为供给农民棉布而打击过奸商。旁听者嗤之以鼻,冈村宁次感激铭心。
  对冈村宁次战犯案的审理又搁置下来。
  《申报》披露了审判中断的原由:“由于证据不足,审判可能延期。又因经费不足,须待申请批准后才能重新开庭。”
  这个理由是疲倦而脆弱的。真正的原因是原定的无期徒刑不符合蒋介石的心情,而改判无罪一是太突然,二是时机未到。孙典狱长向冈村宁次透露:“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将于10月以后结束,故而对先生的公审势必推迟。”预定的8月23日的公审闹出了声势,又不好取消,于是又演了一出过场戏。
  不多日,由国防部两名少将高参联名具保“准予保外就医”,冈村宁次又出狱住进了邵式军宅邸。
  11月23日,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终于对甲级战犯作出了最后判决。
  蒋介石紧接着主持召开了高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防部长、次长、司法部长、军法局长、法庭庭长等人。
  一种意见认为:自停战以来,冈村宁次有功于民国,应判其无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根据国内外舆论,特别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等人的判处,对冈村宁次量刑应当一致,可判其无期徒刑。
  国防部长何应钦对蒋介石琢磨得最透,他说:“此事应慎重考虑,国内外舆论不得不予以关注,且有国际关系须要借鉴,为此不可立即宣布冈村宁次无罪,可以徐图善策,以待时机。”
  这正是蒋介石要把握的尺度,他因此首肯道:“敬之言之在理,就这么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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