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谍海恋情-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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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国家安全部的人事局长正打算在关于吉朗尔德的处理报告上批示“枪毙”二字时，突然他又有了新的打算。他知道，他的国家不仅需要精明的利客，也需要有普通的刽子手。眼下，吉朗尔德就是这么一个可以身兼二职的专额，再说他也确实愿意奉献技艺。如果医生们说的话是对的，那么他的威力一定很大的。
考虑了一番，人事局长在吉朗尔德的处理报告上写了自己的意见，并将该报告发往“锄奸团”二处。
专门从事策划行动和执行暗杀的“锄奸团”二处，接收了多诺万吉朗尔德，给他改名为格兰利特斯基。
从这以后的两年来，吉朗尔德受到了异常艰苦的训练。他不得不复返学校。在他原来的心目中，学校是绿头苍蝇嗡嗡叫，松木课桌乱放的地方。那儿的气氛轻松活泼，让人无拘无束。而列宁格勒郊外的外国谍报人员学校却是一个严肃紧张的学校。课堂里满满地坐着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人。个个都是一副勇于献身的严肃面孔。他们全神贯注地记笔记，使吉朗尔德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受这他生来最讨厌的洋罪。
使他最头痛的是理论课以 “政治常识’ 主要介绍工人运动史及共产党党史；“我们面临的阶级敌人”保专门讲述资本主义和法西斯；“宣传鼓动战术”课主要讲述少数民族的有关问题，什么殖民地问题、黑人和犹太人问题等等。每个月底他们都要进行考试。每次考试，吉朗尔德总是耐着性子坐在教室里，乱涂乱划，胡乱写着各国历史和拼错了的共产主义口号。每次他都把卷子揉得不成个样子。有一回他气恼了，竟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卷子断了。
他最喜欢的是那些“技术课”。他总能很快搞懂密码、暗号之类的玩意儿。他的“通讯”课学得非常出色，能够迅速识破对手设置的迷障、看懂残缺不全的资料，还能迅速抓住信使、攫取邮箱。他的“野外作业”课成绩最好。上这门课，每个学生都得设计一个假想行动，在列宁格勒郊外实施，以警惕性和判断力作为考试内容。“安全第一”课的考试考查学员的沉着、勇敢和冷静。他这一课程的成绩名列全校第一。
当吉朗尔德的成绩单送到“锄奸团”时。给他的评语外“无政治倾向，工作能力极强”。这些条件正是“锄奸团”所看中的。
第二年，他去了莫斯科郊外库契罗镇的一所专门教授恐怖和颠覆手段的学校。在苏联现代间谍之父著名的阿卡笛·弗罗耶夫上校的指导下，吉朗尔德顺利地通过了柔道、拳击、竞技、摄影和无线电通讯等课程。在该学校，吉明尔德还得到全苏步枪射击冠军尼可莱·哥德罗夫斯基中校的亲传，他掌握了各种轻武器的使用方法。
这一年中的每个月圆之夜，吉朗尔德都要去莫斯科监狱。他们给他蒙上黑头巾，让他用绳子、斧头、冲锋枪等武器杀死死刑犯。不论在杀人之前、杀人过程中还是杀人之后，医生都要对他进行心电图、血压及其它各项体检，但他自己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进行这类检查以及检查的结果是什么。
不管怎么说，这一年过得还真不错，他对这种生活极为满意。
1949年至1950年，吉朗尔德被派往东欧各国，和一些活动小组一起进行小规模活动。他们的任务主要是除掉那些可能会背叛或越轨的间谍。吉朗尔德事事干得总是干净利落、不留痕迹。上头在暗中对他进行监视，也没有发现有任何偏差。当然，是不能在月圆时派他去单独行动的，因为这时他不服从指挥，无法控制自己。所以，总是在他的安全期派他去执行任务。每当月圆时，就让他到监狱去杀人。久而久之，去监狱杀人变成对他圆满完成任务的一种奖励。
在1951年和1952年里，吉朗尔德充分展示了他的才能，上司也愈发赏识他了。鉴于他的出色表现，他获得了苏联国籍和每月五千卢布的工资。1953年，他被授予少校军衔，获得了高额年金，工龄从他首次与地雷斯上校谈话开始算起。此外，还给他提供了克里米亚的别墅和两名保镖。这两个保镖的任务既是保护他，也是防止他的越轨行动。每个儿他都可以到附近的监牢去一趟。无论那儿有多少死刑犯，他全包下了。
吉朗尔德没有朋友。与他接触的人都恨他、怕他、嫉妒他。不过，他并不在乎。他所感兴趣的只是他的攻击对象。
从那以后，他有“锄奸团”这个守护神。在苏联，谁要是得到了“锄奸闭”的棋种．谁好不在乎有没有朋友。作为一个间谍，他只关心如何保住自己在“锄奸团”里的地位。
飞机在上希罗机场的雷达引导下徐徐降落。这时，吉朗尔德还在回想着他过去的兴旺发达史。
吉朗尔德正值盛年，又是“锄奸团”的头号杀手，自然可以说是全苏的头号杀手。在这一位级上，对他来讲，已没什么g可奢望的了。
他觉得，自己的地位在他自己的这一行中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不知是否在其他国家里还有能与他搞密的人物。要是有，必须把这人除掉，他方能保住自己的霸主地位。
第四章 软硬兼施
“锄奸团” 是苏联暗杀政敌的一个组织。 它既在苏联国内，又在海外活动。1955年，“锄奸团”雇佣的男女职员总数达四万之多水的名称只用于“锄奸团”内部和苏联政府官员中间，其它场合一般不用。
“锄奸团”的总部设在一幢外形丑陋的现代化大楼里，位于宽阔冷清的斯雷特尔达大街的十三号。手持冲锋枪的卫兵站在两扇大铁门的两边。行人从这里路过时，总是放轻脚步。他们不愿直接从它的大门旁走过，一破的人即使从这条街上走过，也全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穿过大街，绕过它的大门。
“锄奸团”的各种指令均从这幢大楼的三楼发出。其首脑的办公室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官方办公室一样宽敞明亮。房间的墙壁是淡淡的橄榄绿色。隔音门的对面有两扇落地富。窗外是大楼的后院。地板上铺着色调雅致的高加索地毯。左边角落里放着张厚实的橡木办公桌，一块玻璃板放在红色的丝绒桑布上。
在桌子左边有两个盛放公文的文件格。在办公桌右边放着四部电话。
在该房间的另一角上有张会议桌， 正好与办公桌构成一个T字形。会议桌的周围放着了一圈红色高背皮椅。桌上铺着丝绒桌布。桌上放着几只烟灰缸、两只玻璃水瓶和几只玻璃杯。
四周的墙上都挂着金色像格。左边墙上的布尔加宁像下，有一个放着一台大屏幕电视机的很气派橡木柜。柜子里藏着一台能从办公桌上遥控的录音机。会议桌底部四周都安有微形话筒，其导线镶在桌子腿里。里面是单人盥洗室和一个秘密影片放映室。
在谢洛夫元帅的肖像下，放着一个尽是些马恩列斯著作及有关间谍和反间谍方面的书籍的书橱。书橱旁有一张长条桌。桌上放着十二本烫金皮面相册，里面贴着被“锄奸团”处决的人的像片。像册是按被处决的人的时间顺序排列的。
晚上十一点三十分，吉朗尔德乘坐的飞机在士希罗机场着陆。
这时候，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人正在长桌前翻阅一九五四年的像册。他看起来粗鲁，壮实。
这个人就是“锄奸团”的局长，斯契柯夫上将。这栋楼中的人都称他为“柯将军”，或简称为“柯”。他衣冠整齐，身着高领卡其军服、深蓝色的马裤，胸前佩带着三排各种各样的勋章。这人长了张刀条脸，眉毛浓黑，圆鼓鼓的棕色眼睛象磨光的大理石，脑袋刮得一毛不剩，紧绷的头皮在灯下溢着青光。他的阔嘴和突出的下巴让人感觉他刚愎自用，独断专行。
突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起来。他大步走到办公桌前，在高背靠椅上坐下，拿起标志着“高频”字样的电话话筒。拥有这种电话的，全苏联仅有五十个人左右。他们是各部部长或某些特别重要的司局头目。总机接线员都是专职保密人员，他们无法听到电话里的声音，而且每次的通话都自动地由录音机录下其内容。
“喂？”
“我是谢洛夫。今天早晨总部会议后，你们都采取了哪些行动？”
“元帅同志，我们几分钟后在这儿开会，外交部情报司、总参情报局和苏联国家安全部都要参加。如果提案通过，我会再召集执行司司长和计划司司长开会。我已经把执行人员叫到莫斯科来了。这次，我将亲自参加全部准备工作，绝不会让哈克洛夫事件再次发生。”
“好的，会开完后，请给我打个电话，我明天一早就要向总部汇告这一计划。”
“放心吧，元帅同志。”
柯将军放下听筒，按了一下桌上的电铃按钮，然后按下了录音机的录音键，准备开会时录音。他的副官，苏联国家安全部的上尉走进屋来。
“人都到齐了吗？”
“到齐了，将军同志。”
“请他们进来。”
几分钟后，六个人从门里进来。他们之中有五个穿着军服。他们都没和柯将军打招呼，进来后就坐在会议桌旁。这里面其中三个人是司局级的高级军官，每人带着一位副官。
斯林温中将坐在会议桌的一侧。他是总参情报局的头子。他身旁坐着位上校，他的副官。桌子的另一端，是维辛斯基中将，外交部情报司的司长。他身旁是位穿便服的中年人。坐在会议桌旁，背对着门的是国家安全部的情报司司长艾克林上校，他身旁坐的也是位少校。
“晚上好，同志们。”
那三位高级军官出于礼貌含糊地问了声好。按理说只有柯将军才知道这儿装有录音设备，但实际上到会的人都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们尽量压低声音，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这里可以抽烟。”柯将军边说边拿出盒莫斯科牌香烟，用一只打火机点燃一支香烟。桌边也传来了打火机的声音。柯将军狠狠地拿起香烟，叼在嘴边。他的声音短促而有力。
“同志们，这次会议是在谢洛夫元帅同志的关怀下召开的。他要求我向你们谈几个有关国家政策方针的问题。我们必须商讨一下，并要提出一项行动方案。这关系这项政策的执行。我们必须马上作出相应的决定，而且一定要万无一失。”
柯将军停顿了一下，想让在坐的人充分领会他刚才所讲的意思。他的眼睛挨个儿打量着桌边的三个高级军官。他们全都木然地望着他。他们马上就要知道一件国家机密了。可对他们来说这也许并非是好事。他们在这静静的房间里感受到了铁腕人物聚集的最高权力中心发射的炽热光芒。
柯将军排了一下落在他身上的烟灰，把烟头熄灭，丢进烟灰缸中。然后他又点上一支烟，接着说
“根据总部的要求，三个月中我们要在敌人的领土上进行一项举世瞩目的恐怖行动。今天把大家叫来，就是要讨论实际的行动方案。”
桌子周围的六双冷淡的眼睛盯着这位“锄奸团”的头子，等着他的下文。
“同志们，”柯将军靠在椅背上解释道，“苏联外交政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以前，我们实行的是强硬策略，一种钢铁般的策略。这种策略尽管有效，但它是建立在与西方的紧张关系上的，例如我们和美国的关系搞得越来越僵。美国人总是那样咄咄逼人，让人难以捉摸。情报部门的报告表明，我们之间的紧张关系迫使着美国准备与我们进行一场核战争。这里有份报告。上面证明了我所讲的一切。我们不希望发生这样的战争，但真是要打，主动权也应在我们一边。那位著名的海军上将拉德福特为首的五角大楼的那一帮人，针对我们的强硬政策，向他们的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强硬策略。所以，现在我们该改变我们的策略。”
“我们应该推行一条新政策，即软硬兼施的政策。日内瓦会议就是给这项政策开了个头。在那次会议上，我们使用了软的一手。我们对外开放了边界，允许大批记者和艺术家进入我国。当然，我们明知那些人当中有不少间谍混了进来。在莫斯科的各类招待会上，我们的领导人谈笑风生。而与此同时，我们却进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核试验。布尔加宁同志、赫鲁晓夫同志和谢洛夫元帅同志访问了印度和中东一些国家时，把英国人骂了个狗血喷头。但他们回来后，却又友好地对英国大使说，他们愿意访问伦敦。说得简单点，这种政策叫胡萝卜加大棒，或者叫做棉里藏针。西方国家已被我们的玩笑乐开了怀。他们为我们出访的足球队欢呼跳跃。我们的确放掉了几名战俘，他们竟高兴得直流眼泪。但我们只不想再背上这个包袱。
桌子边上的人都露出得意的微笑。他们为自己明智的策略和西方国家的愚蠢而感到得意洋洋。
会场上气氛热烈起来了。柯将军非常高兴。他接着说：“我们这样做，并不是说我们要向西方妥协。在暗地里，我们仍在积极地行动，例如声援摩洛哥的革命，援助埃及，搞好与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在塞浦路斯制造混乱，挑动土耳其的暴动，支持英国工人的罢工等等。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世界的领导地位将被别人占据。”
在座的人的抵触情绪已渐渐消退。柯将军心想，现在该是施加压力的时候了，应该让他们感到自己重任在肩，谍报系统必须全力以赴投入这次行动。柯将军身体向前倾了倾，右肘支在桌上，吞了一口口水，头脑中准备着下面的发言。
他语调温和地说，“同志们，我们应该看到，在执行国家政策的过程中，哪儿存在着漏洞呢？当我们想采取强硬手段时，又是哪儿总是软弱无力呢？在其它部门高唱凯歌之时，遭受挫折的又是哪个部门呢？而且是由于谁的愚蠢，苏联在全世界面前丢尽了丑？大家想想，这些人都是谁？是哪个部门？”
柯将军开始怒吼起来。他如此成功地传达了上司的痛斥，不禁洋洋挥意起来。要是这些话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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