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宋史-第1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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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琦并不是一个狂热的激战派，他始终都很清醒。他命令任福等人从镇戎军出发，先向正西方行军，第一站怀远寨，然后转向南，也就是向自身的腹地前进，到得胜砦，最后的目标是羊牧隆城，这样就基本上与西夏军队的侵犯态势平行，决不做抵抗或者交战，那是我韩琦本人的任务。你们要时刻隐蔽自己，出敌之后。

这一路上，每隔４０余里，就有一处军寨接应你们，无论是物质，还是休息，或者据兵防守的据点，都随处可见。可以说立于不败之地。一直等待，直到李元昊攻城不克，精疲力尽时，才是你们出战的时候。那时就算不会全胜，也必定让西夏人狼狈不堪。

仓促之间，韩琦为这次战役立下了一个尽可能稳妥，但又杀机四伏的布局。以己方之险城，如镇戎军来消耗西夏军队的锐气，把自身处于最前线，来鼓舞本方的斗志，再安排任福等全部机动力量游走在战斗的边缘，在外线等待机会。从开始就为最后胜利的一击隐藏了实力。

不管战斗的结局怎样，他己经竭尽所能，把泾原路这一方之地的所有力量都发挥极致。至于成败利钝，难道只有孔明有资格说——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任福出战，热血沸腾，夜屠白豹城的凶狠仍然让他兴奋，他率领几千骑兵，以桑怿为前锋，杀向怀远寨，这一天是二月十日。

第二天，二月十一日时，他到达了怀远寨，就在这里，他得知了一个最新战报。附近的张家堡正发生激战，镇戎军西路都巡检常鼎、刘肃和西夏人遇上了。一个大战役中的小消息，却成了整个胜负的转折点。任福做出了一个勇将的选择，他闻讯即战，想都没想就率军冲了上去。

把韩琦写成书面文件的军令扔到了脑后，那上面清晰地写着——“……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如果你不听命令，没按照我事先安排的方式去作战，就算胜利了，我也砍你的头！

而任福的使命是隐藏，是等待，是游走于外线，可不是第一时间地杀向敌人。但战斗开始了，任福所部是宋军最精锐的部队，杀到之后砍瓜切菜一样的获胜，西夏人扔下几百具尸体，还有牛马骆驼开始逃命，任福下令追击。

这又是一个勇敢的决定，战而胜之，穷追不舍，他们居然一口气追逐了３天。３天之后，人困马乏，他们在行军中带口粮都不够了。历代史书写到这里，都要嘲笑一下任福的好胜以及短视。追击也是战斗，连口粮都成问题，难道还想打胜仗吗？但有两个问题他们都忽略了。

第一，之所以一直追下去，是因为这股西夏逃兵的逃跑方向与韩琦原定的游走路线暗合。任福是既追击又赶路，方向都是羊牧隆城，反正都要走，为何不杀敌？

第二，这一路上就像韩琦所安排的那样，每隔４０多里路就有军寨接应。军粮本是不成问题的，之所以会饿肚子，那是杀敌心切，没顾上吃！

这怎么能成为任福莽撞、幼稚的失败理由？到了第３天，也就是二月的十三日晚，任福命令全军停下，必须休整了，当时的地点是羊牧隆城的东南方数十里外的一片滩涂平地，名叫好水川。

这一夜，任福是在平静和期待中度过的。说平静，前方就是羊牧隆城，主帅指示的位置就要到达。他的友军也增援到位，朱观和武英就屯扎在附近的龙落川，与好水川只隔一个山头，相距５里。还有羊牧隆城，那里有勇将王珪，上一次在镇戎军城下痛击西夏军队的悍将，更是他的得力臂助。

说期待，他派出的探子回报，前方一直逃命的敌军己经跑不动，人数也变得更少。针对这种形势，他派人到龙落川联络朱观、武英，相约明早汇兵，一起追击，吃掉这股败兵。再去王珪那里休整，任务杀敌两不误，堪称完美无缺。

第二天，二月十四日终于来临。任福全军早起，出六盘山沿好水川向羊牧隆城前进。这时另一方向朱观、武英部也拔营而起，两军基本平行，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内汇合，为的是尽量快速行军，去追击西夏人。一路疾行，前锋桑怿经笼竿城北追到了距羊牧隆城５里的地方。

就在这里，他发现路中央摆放着五六个很奇怪的东西。是木盒子，每个都不太大，但里边传出了翅膀屈伸还有鸣叫的声音。他立即就停了下来，这是战场，是允许耍诈，越诈越高明的地方。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时出现在这里，到底有什么古怪？

他传令全军停止，通知主将来亲自观看。任福来了，他也觉得奇怪，但扔在一边继续前进更不妥。那么打开吧，一瞬间之后，几百只鸽子腾空而起，响亮的鸽哨声响遍山谷。中计了！宋军每个人都想到，这是军鸽，几百只鸽哨足以相比战鼓，传递消息。

那一天，飞越的翅膀越飞越高，鸽哨声渐渐升入高空，变得辽远悠扬。地面上大群的西夏军队涌了出来，一眼望不到边，那是西夏皇帝李元昊亲自带队的人马，又是十多万人，又是上次三川口之战的格局，两万余宋兵在本土境内面对近１０倍的敌人。

中计的一瞬间，不知任福想到了什么。是明白之前追杀的敌军是诱饵，他执勇前进，其实是自陷死地？还是说，能想到更深一层，为什么这么庞大的敌军一直运动到镇戎军与渭州之间的六盘山附近，进入宋朝泾原路腹地了，还一点都不知情？

不可能有答案，前锋桑怿己经率军冲了上去，那是在尽量争取时间，让他能布置军队，结阵自保。哪还有时间想东想西？战场在瞬间沸腾，桑怿的前锋部队显得那么孤单，就像用一只木盆来阻挡汹涌而来的洪水，西夏人淹没了他们，继续冲向了后面的任福部队。

激战开始，从最初时宋军就陷入了绝对的劣势，他们甚至连列阵的时间都没有（福阵未成列），就遭受冲击。任福的形势比一年前的刘平还要恶劣，一马平川的山谷地，中间没有任何阻碍，连那条作为缓冲地的冰河都没有。他唯一的办法就是亲自冲锋，连他的儿子任怀亮在战斗中落马都无暇顾及。

就算这样，也只是在拖延着最后覆灭的时间。从上午辰时到正午的午时，两个时辰４个小时之后，宋军终于崩溃。任福在败军中想到了唯一的一个解救办法，他命令桑怿和自己的儿子带队冲向一座高山，据险而守，希望能多挺一阵，或许会有转机。

但是匆忙之间，他忘了一件事，西夏人是比他先到的战场！如果是埋伏，那么仅仅只有对面的伏兵吗？宋军冲向高山，突然间在山头上树起了西夏人的军旗，向左指，左边的伏兵起，向右指，右边的伏兵起，居高临下，向爬到半山腰的宋军压了下来……

任福在山下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和桑怿堕崖而死，大批的士兵更是死伤无数。败局己定，这时一个叫刘进的亲信小校对他说，将军，你快单独逃走吧（劝福自免），或许还来得及。任福百感交集，逃，还要单独逃，在这样的生死场上，怎能是一个“人”的选择？

“吾为大将，兵败，以死报国耳！”——这是任福说的最后一句话。然后他挺身决斗，身中十箭，面受两伤，最后一枪从他的左颊刺入，咽喉刺断而死。

任福所部全军覆没，战斗却更转激烈，５里之外的姚家川成为新的焦点。朱观、武英部行军到这里，几乎与任福同时被西夏人伏击。

但他们比较幸运，先是意外地得到了增援，渭州都监赵律奉韩琦的急令率领２２００名骑兵从南方腹地处赶来，正赶上战斗打响。另一方面，李元昊在围攻任福，尽最大力量尽快地吞掉宋军的主将，没来及顾他们。

但这时不同了，西夏人大军合围，再没有半点侥幸的机会！战斗从任福覆灭的午时开始，直到午后３点到５点的申时，又两个多时辰过去，先是武英重伤，再是东边阵地的步兵崩溃，宋军的阵地终于松散了……最后的时刻到来，一个战士、一个宋朝人的本质在这时显露。

军队里有一位文官名叫耿傅，本职是庆州的通判，这时任任福军中的参军。危急中，武英把他拉到身边，劝他立即逃跑。但耿傅沉默，不回答。武英急了，对他说——英乃武人，兵败当死。君文吏，无军责，奈何与英俱死？

话说完，武英立即后悔，耿傅是位文官，但更是一位勇士。他仍然没有说话，但反而挺身向前，指挥士卒继续抵抗。可西夏兵潮水一样涌来，转眼间他死在了乱军丛中。

当天好水川没有生还者，姚家川最后只逃出了朱观和１０００多个士兵。他们很幸运地找到了一段当地土民遗留的残垣，以经为根基，四面放箭，才支持到另一支援军的到来。那是泾原路军方最高人物，泾原部署、安抚副使兼秦凤路军马总管王仲宝亲自率军赴援，才得以生还。

这时战场薄暮，天色将晚，西夏人渐渐退去，纵目所见，宋军尸横遍野，短短一天之间宋军泾原路帅司中的名将们损失迨尽，任福、桑怿、武英、赵律、耿傅、訾斌、李简、王庆、李禹亨、刘鈞等２００余名将校无一生还，士兵阵亡过万，比前一战三川口时还要惨烈……可这还不包括王珪和他的４５００名士兵。

好水川之战，英烈无数，但最忠勇顽强的人是王珪。他和主战场里的所有人都不同，因为他本不必战死在这里。

他是羊牧隆城的守将，５里之外的好水川发生激战，他立即带兵杀了出来。但赶到时西夏人阵势己成，铁桶般把任福所部围在当中。王珪只能隐约地看到宋军的将旗没倒，他疯狂冲击，要杀进去把任福救出来。但人山人海，４千多人面对１０万之众，要怎样才能杀进重围？

几次冲击，没有效果，王珪的部下们有的胆怯了，犹豫着不敢前进。王珪立即把他们军前斩首，以激励士气。但悲哀的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他的勇气。终究是血肉之躯，绝大部分的士兵仍然没有斗志。王珪默默地跳下了马。

当年的那些士兵们或许都松了口气吧，王将军终于也放弃战斗了。却看见他在震天动地的喊杀声中向东方跪了下去——“臣非负国，力不能也，独有死报耳！”

王珪上马再战，冲进了西夏军中。他独自击杀数百人，手中的铁鞭被打得弯曲，手掌破裂，鲜血满手，但仍然死战不退。战马被射倒了三匹，但换马再战，无论如何都决不逃跑。他最后的结局和郭遵一样，死于乱箭，致命的一箭射中了他的眼睛。

王珪死了，于宋朝而言，无论将士们怎样英勇，敌军怎样众多，好水川之战毕竟是完败。但看过程，再看看结果，就知道李元昊也是惨胜。王仲宝赶到战场后，他立即退兵，不再接战。而且直接返回西夏，途中攻击刘蟠堡，只是一座军寨，就让他当时的战力成色暴露无遗。

他打不下来，而且再不敢围攻，就此撤回了本国。就算当天的好水川、姚家川战场上，都留下了此战西夏人的狼狈。在失去战场控制权的情况下，王仲宝都收集到了近６００个西夏首级，战马１００余匹。杀敌一千，自伤八百，李元昊同样很疼。

战斗结束，另一个人的表演却刚开始，汉奸张元。这个在宋朝落第的秀才大喜若狂，在回西夏的途中，在界边的一座寺庙里留下了这样一首诗——“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

落款是“大夏国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随大驾至此题。”

万千同胞的鲜血，终于成就了他千古不灭的骂名。对他，我只有一句话，我替你妈难受，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畜生！

硝烟散尽，余事却未了。为什么会兵败，怎么会全军覆灭，这要有个说法。韩琦在镇戎军驻地第一时间引咎自责，上书朝廷，把败军之罪都揽在自己身上。

但陕西一把手夏竦派人去打扫战场，在任福的身上搜到了韩琦当初亲手写的军令，责任明确了，是任福违规，擅自行动，与韩琦无关。但他作为战区统帅，终究罪责难逃，处罚下来了，他被降一官、知秦州，掳夺他的泾原路主管官职。

韩琦长叹一声，只好卸职去地方上任。但他不知道，前面有一幕让他终生难堪的场景在等着他，那比好水川兵败还要耻辱。他快走到渭州的时候，突然有几千名百姓涌了出来，他们披麻带孝，举着灵幡，抛洒纸钱，都是好水川战死的将士遗属。他们攀住韩琦的马头痛哭，高喊他的名字——韩相公，我儿随你出征，现在你回来了，我的儿子在哪里？

韩琦泪如雨下，再也说不出话来。难道真的是错了吗？这一战到底该不该打？历代史书给出的答案是韩琦自不量力，好大喜功，直到面临这时的惨状，才知道懊悔。尤其是每当写到这里时，都不会忘了把范仲淹的一句话调出来对应。

延州城里的范仲淹说——此情此景，再难置胜负于度外！

可真是圣人有先见之明，宋代３００余年第一人真了不起。但事情要分开看，谁对谁错，根本无法分辨，有的，只能是韩琦是范仲淹的因，范仲淹是韩琦的果。从整个历史走向来看，这两人的做法截然不同，但又相铺相成。

哪儿来的谁高谁低、谁对谁错？

这是后话，单就这时拦路招魂事件来说，韩琦完全没有被这样污辱的罪责。

从公论上，好水川之战是败了，但败得壮烈又有意义。在当时，宋仁宗就只有抚恤追悼，绝对没有处罚。从任福、王珪、武英、赵律等统军大将，到李禹亨、杨玉等下级军官，死难殉国者无不厚葬丰赏，级别都到了武胜节度使、侍中这样的最高等级。

在后来的史书中，更是评价极高。蒙古人是识英雄重英雄的，他们在修宋史时这样评价——“好水之败，诸将力战以死。噫，趋利以违节度，固失计矣；然秉义不屈，庶几烈士者哉！”他们不是贪生怕死，而是为国尽忠，纵然打了败仗，可无损于烈士的英名。正如不能以胜败论英雄。

胜败能论的，只是枭雄！

于私人方面，以王珪为例，面对死亡，他逃避了吗？还有那些当场战死的无名士兵们，这些人中有多少是贪生怕死，死时诅咒韩琦和主战将军的？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里，尤其在一些妇女、老人的心里，始终都留存着一个非常龌龊恶心的念头——战争可耻，当兵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