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宋史-第1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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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是一个国家吗？

可这时的宋朝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来逐条细分一下，来真正明白范仲淹讲的都是些什么事。第１，“明黜陟”。这条讲的是改变宋朝当时做官最重要升迁制度，即“磨勘”。

磨勘是指宋朝的官员中，文官每３年一次，武官每５年一次，可以把政绩呈交给京师考课院去审查，如果没有重大的过失，并且没有同僚、上司的指责，那么就可以升官一级。

这个制度首创于真宗年间，是赵祯的父亲赵恒发起的。它有针对性，在早期是绝对有必要性的。比如在太祖、太宗时期，没有这个制度，那么官员们的升迁就得由皇帝、宰相、枢密们说了算。好处是帝国初期的皇帝和两府大臣们都是硬角色，什么都懂，并且都怀有创业的激情，没有那么多的猫腻想法。

选上来的官，都是真才实料。

但到了真宗时期，和平的时间长了，人，难免就坠落了。连皇帝都天天跟神仙聊天，宰相们也各有各的丑事，还怎么能清晰公平的分析出下面官吏的成色呢？于是就需要制度。可制度时间长了，就一样也显出了它的弊端。

即磨勘使人钝化。它考核的不是谁有多优秀，而是谁犯了什么错误。于是人人都在避免着犯错误，没错就能升官。这样谁还敢去做事呢？这样，宋朝的官场说白了就是佛经《金刚经》里的神妙境地——“使人坐荆棘丛中，动即被刺，不动即不刺，所以动不如静也。”

都这么静，国家的事谁去办？

所以范仲淹要改的，第一条就是这个。从官员的办事精神上去革新，从奖惩条例上调动积极性。具体的做法是：把太祖、太宗时期的保荐制度和真宗的磨勘结合起来。看一官员的优劣，不仅要看他是否出错，更要看他的成绩，这个成绩就由上级部门，宰相、枢密们来确定。

同时规定，做官要分出京、外两种的区别。京官里，经保荐的３年一次磨勘，自己申请的，要达到５年才准磨勘。这针对的是富家子弟，这些人有门路，就是压制他们。

还有就是完善出惩罚条例，以往的磨勘，只要不犯错就能升官，现在别想了。无能即是错，考课院以后会专门评定官员们的才能等级，是凡无能的……别怕，不是罢官，是另外安排。

第２，“抑侥幸”。

说侥幸，只这两个字，范仲淹就得罪人了。不仅是官员，还有皇帝。因为那本是皇帝的恩典。还是从伟大的慷慨的真宗皇帝赵恒说起。

从他开始，宋朝官员们每年都热切地盼望着年关附近的南郊大礼，还有皇帝的生日。那两天，宋朝从两府大臣到各路的提点刑狱以上官员，都可以向朝廷申请，请恩荫我的儿子侄子们吧————从此，这些官崽们就正式当官了。

并且恩荫制度还有丰厚的等级观念在里边。比如翰林学士以上的官员们，每做一年，就可以恩荫一人。请想象年少中举，３０岁以前就进入两制的高材生们，只升不降的官场生涯，做个２０多年有什么难处？那就是２０多个不经科考就进官场的二世祖！

再凭着老关系往上爬，长此以往，宋朝的官场是个什么样呢？

所以要改。范仲淹提议，以后转运使和边防上的文官，到任满两年才可以提请恩荫；两府以及两制高官，每次大礼时只许申请恩荫一人，并且必须是亲生儿子，连侄子都不行，从此下考场去；并且阁馆要职，从此不许两府、两制高官的子弟们轻易进入，不仅要考，更要经过保荐，才可以。

第３，“精贡举”。

这一条，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现状。范仲淹作为过来人，他发现在文、武两途，宋朝现在都人才断档了。人才，来自科考；科考，取决于考题。而考题，就决定了人才平时都学什么。

全国各路，无数的学子们，都还在背诵四书五经，学作诗词歌赋，这样的“人才”对治理国家，都能说得头头是道，无非都是以仁治国，与民休息，勤政爱民之类的老生常谈，说白了，就是在背孔夫子孟夫子当年的语录。对于抵御新生的胡汉杂交品种的契丹，还有奸诈狡猾的党项，半点实用价值都没有。更别提怎样为国家生产财富，让民有钱，国有钱，大家都过好日子这样的终极大问题了。

要改，要从底层教育模式上就改。但细节方面，就说得实在笼统了。只是说到要“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要先取策论再考诗赋，少一些虚夸词饰之臣。”这让人看着迷糊，这是方针，而不是细节，如果要说到细节，倒真是有一个，还非常的有魄力。

把弥封卷制度删除，以后的考卷都要露出考生的实名。理由嘛，是看不见名字，就失去了乡里举荐选才的本意了，以后谁还会为朝廷选才，怎样鼓励民生士气呢？

至于作弊，你们考官是干什么的，监察院、开封府是干什么，只要仔细察，狠处理，就一定能刹住歪风斜气！

为了节省篇幅，更为了清晰内涵，下面的７项新政，可以分为两大类。即“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减徭役、罼恩信、重命令。”等６项为一类，余下的一项自成一体。

“修武备”。它放到最后才说。

那６项之所以能归纳到一类里，它们有个共同点，择人。就是选什么人来当官。这件事，在中国古代，不仅是宋朝的梦魇，一直到封建社会的晚期，满清时，都是无解的毒咒。它的官方说法，就叫做“吏治。”

怎样来治理官吏。

这一条基本无解，因为人这种动物天生的本能，就是追求生活的完美。而完美的生活，怎能抛开物质的享受呢？不必讳言，就算社会发展到了今天，这都是每时每刻都要注意的地方。在宋朝，仁宗年间，它就具体工作表现在了这６项里。

“择长官”——要选出合格的官员。范仲淹的办法是以人治人，从上至下，由两府宰执来选荐转运使、提点刑狱使等路级干部１０，大州的知州１０人；两制官，即翰林学士、知制诰来选一般州郡的知州１０人，以此类推，层层推荐，环环相扣，直到最小的知县。

这样利害相关，应该所选得人了吧。

“均公田”——为了让官员清廉，给他们田产，但是问题也产生，田地好坏不一，你给谁好的？官员的田紧挨着老百姓的田，侵占了几亩、几顷、几十顷的，不是很正常吗？于是纠纷出现，官员跟百姓打，官员跟官员打，天圣年间刘娥愤怒了一下，公田就取消了。

范仲淹建议恢复，怎样消除不公呢，参考上一条，吏治好了，大家才会好。

“厚农桑、减徭役”两条顾名思义，是农民的事，可官府的责任更大，怎样让农民专心种田，国家要有奖励，更要少折腾，给农民干活的时间。

最后的两条“罼恩信、重命令”是件让人无语的事。人无信，不知其可也，这是做人最起码的准则。一个国家呢？居然早上说一套，晚上做一套，根本就是朝令夕改，而且毫无处罚，这不是国家的法令世界，而是孩子们在玩过家家！

怎么办？一个字，罚！见了血的猴子才知道恐惧，才能认真干活。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综上所述，问题很严重，解决的办法很简单。范仲淹的方案说白了就是“责任制和处罚制。”用举荐制度把官员层层捆绑，再设立些以前没有的处罚制度，让官员们稍微懂点事。

如此而已，管不管用，甚至有没有比原来的制度更不妥的地方，要从以后的实践中，才能看出。这时能肯定的，就是处罚的力度不是够不够重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力度的问题。

连处罚的具体条款都没有，你让犯事的人怎么害怕啊？！

现在来说“修武备”。这一条，按说范仲淹是最有发言权，而且肯定言之有物的问题，因为他刚刚从战场归来。宋朝的边防问题严重到不能再严重了，辽国不去说，党项人己经变成了西夏人，开始和宋朝分庭抗礼了，这在太祖朝、太宗朝，甚至真宗朝都是难以想象，决不可能发生的灾难！

要怎样解决？

先要分析问题出在哪儿。范仲淹从实战出发，归纳出两点。一，禁军都挤在京城里，有事才派往边疆。这在应急的速度上就丧失了宝贵的时间；二，从京城养兵、派兵，那么在边疆上就始终没有足够的粮饷。不论是抵抗，还是杀进敌方腹地，就都得千里运粮。这一点，其实就是幽燕之战、雍熙北伐、五路征党项等外战失利的根本原因。所以要改。

怎样改？

范仲淹建议在京师附近招募５万名民兵，派往边疆常驻。每年三季种田，一季练兵，自给自足。这样一举数得，把前面的问题都解决了。

这个办法好不好？看着仍旧简单，似乎还是范仲淹的拍脑袋想法。但这一条自公布时起，就让宋朝朝野大哗，一片震惊。所有人一致认定，如果真的这么办了，宋朝就会国将不国，很快就会天下大乱。

因为他改变的是宋朝安全设施方面的最基本国策——“募兵制”。这个制度，简单地说，就是在水旱年，农民们没生活时，政府出面，把灾民们都收编成军人。给他们粮吃，让他们为国家出力，同时也就没法造反了。当年赵匡胤得意地说，这样做，“在造反时，有乱兵而无乱民；在灾年时，有乱民而无乱兵。”他的天下，怎样折腾都出不了大事。

范仲淹的办法，却是唐朝的“府兵制”。它让唐朝的军队拥有极强的战斗力，可危害性也是致命的。军人们有自己的收入，根本不用政府养，于是藩镇林立，大家都是土皇帝！

明目张胆地动摇国家根本，范仲淹却安然无恙，找理由有一大堆，其实一条就足够了。宋朝不杀言事大臣。但对他仍然很特殊。

他的１０条建议，只删除了“修武备”１条，其它的全部采纳。在１个月之后，就全国推广实行。这样的速度和力度，是宋朝近３０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由此可以看出，仁宗皇帝对改变国家现状是多么的迫切，同时也让以范仲淹为首的新党君子们兴奋异样。

“为天地立名，为百姓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个所有孔圣门徒，儒家子弟的共同心愿，从这时起，就要变成现实了！

很激动人心，真该马上切换到更热血沸腾的革新现场上去，看一下广阔天地里正在进行怎样的天翻地覆的巨变。但是稍等一下，历史是一门学问，其严密性不比任何物理化学方程式差，就比如这时庆历三年所进行的……不叫变法，而是新政。

要在这时就给它定性。

在事情开头时，就能看到它的结果。仔细端详范仲淹这１０个条例，除了“修武备”那１条之外，没有任何一条是改革性质的，都只是在补充和完善。

这就确定了这次地震的级数，和本次斗争本应该有的剧烈程度。之所以以后会出现那样的结果，纯粹是有人吃饱了撑的，没事儿找事儿。

另外还有一点，要注意到，天章阁问策，不仅是范仲淹提交了新政意见，富弼和韩琦也都有各自的奏章。富弼写了当世之务十余条，和安边十三策，把军政两方面都论述了一遍。韩琦先上了７个条款，随后改成了８个。是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不才、去冗食、谨入官。

看着和范仲淹的差不多，还粗略了一些，所以历史上一般只以范仲淹的条款为准。但是要小心，里面另有文章。韩琦也发过言了，他也开过会，并且头衔很高。这就又造成了一个事实，范仲淹有多高，他就有多高，无论如何都差不了多少。

大家是平级。甚至富弼也同样。君子们，他们“和而不同”，没有谁是绝对的说一不二的领袖。

新政就要铺开，但问题还要先讲。还有些别的事没有交代清楚，因为每当看到这里时，我的脑子里总会冒出一个问号。

如果范仲淹等人说的都是真话，那么宋仁宗时代，还能被称为中国五千年封建社会里“最美好、最富足、最文明、最自由”的时代吗？难道都是乱讲的？

这是个问题，涉及到了阶级。其本质就像这本书开篇时所写的那句话一样，“快乐就像金钱，世上只有那么多，你多得了，必有别人少得。相反也一样。”

对某些人来说，这时是“最美好、最富足、最文明、最自由”的。相应的，对另一些人来说，就是“最不美好、最不富足、最不文明、最不自由”的！

后一种人，是武官，是农民，小手工业者，奴隶，像奴隶一样的佃农等等等等。前一种人，是文官，是大商人。

我们必须得先知道富的有多富，牛的有多牛，才会清楚穷的有多穷，怒的有多怒，范仲淹等人的所谓新政，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暂且认为所有条款都完美无缺地被执行。

说富裕，先说文官。这要找出一个合适的个案来，他不仅要说明宋朝的文官有多幸福，更要能衬托出大商人们有多嚣张。这样一些极品例子，就都被排除在外了。比如寇准、吕蒙正、宋祁、晏殊等大佬，他们的圈子还是太窄，并且事迹也太人所周知了，总拿他们说事，让人烦得慌。

我举出的这个人叫石延年，字曼卿，官并不太大，光禄大理寺丞、太子中允，做的实事很多，包括在河北、河东、陕西练了几十万民兵，防备西夏和辽国。他出名的地方，在于他的诗词非常美，画也很高雅，但这些都不是他最大的特点。

他最为世人所传颂的，是他的酒量。

宋朝官员喝酒享乐，花样真是太多了。寇准能包起大幕，喝到烛泪满地，跘人跟头，一场酒局下来，赏给舞女们的钱，就是普通人家几年的积蓄；吕蒙正寒酸了些，他喜欢独饮，只是下酒菜特殊了些，他喜欢鸡舌。

于是吕府后巷里天天遍地鸡毛，鸡尸成片……宋祁、晏殊两人很风雅，富得不露痕迹，没几个人看过他们喝酒的样子。石曼卿则不同，他的喝法在人类史上也不多见。

披头散法，赤脚戴枷喝，叫囚饮；爬大树上蹲在树杈上喝，叫巢饮；全身脱光光，跳进一大捆稻草里，在里面躲好了，伸出头来喝，喝完了再把头缩回去，叫鳖饮。各种动物喝法都玩腻了之后，他也能像神仙那样飘逸潇洒。

某次，他和另一位酒坛大将刘潜去酒店，脱落痕迹，举杯即干，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