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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是宋史-第2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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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看的不是于丹把《论语》解释成了什么样子，我看的是她通过《论语》想说明的那些道理。
这些，才是她这本书的精要。
好了，切入主题，先说一下她的头两章。一，天地人之道；二，心灵之道。
这两章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学术的精华之所在，于丹先是这样开场：“我们说孔夫子是圣人，圣人就是在他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最有行动能力，最有人格魅力的人。”
“神圣神圣，神基本上是接近天空的，是像李白那样的人；而圣是接近土地的，是像杜甫那样的人。”
“与西方不同，中国哲学崇尚的是一种庄严、理性和温柔敦厚之美。《论语》中孔夫子的形象，就是这样一种审美理想的化身。”
等等等等，不一一列举了。从上面可以看出，于丹很诗性，她的确写的是自己的心得，无论是什么，她都要从自己的出发点、感觉上去往上靠。
李白是天空的，杜甫是大地的。无非就是想说李白的飘逸，杜甫的沉厚。她非得说成天、地之别……这通常上是距离名词，不是感性词好吧。
与西方不同，中国的哲学是庄严、理性和温柔敦厚之美。
这句话很让人无语，是凡看过点西方哲学的人，都要承认，其重点就在于庄严与理性，与中国所谓哲学相比（很遗憾，中国古代那点东西，最多只能是朴素原始型的哲学），就像中医与西医的区别。想看病？那就必须得拿手术刀剖开了研究，绝对没有半点按手腕子听脉跳，再拿心思去猜的可能。
而我们的祖先们，喜欢的就是坐在大地上，庄重地声称要“天人合一”。至于天是什么，人家愿不愿意和人类合一，怎么合一，就不管了。
哪个庄严，哪个理性？
好了，这些都不必较真，还是那句话，跳过一切，看她想说明的道理。她着重说了心态。于丹说事，喜欢举各种例子。
文章里的例子超多，比如——“小和尚跟老和尚下山化缘，走到河边，见一个姑娘正发愁没法过河。老和尚对姑娘说，我把你背过去吧。于是就把姑娘背过了河。
小和尚惊得瞠目结舌，又不敢问。这样又走了二十里路，实在忍不住了，就问老和尚说，师父啊，我们是出家人，你怎么能背着那个姑娘过河呢？
老和尚就淡淡地告诉他，你看我把她背过河就放下了，你怎么背了二十里地还没放下？”
于丹得出的结论是——“这个故事的道理其实和孔夫子教给大家的一样，该放下时且放下，你宽容别人，其实是给自己留下来一片海阔天空。
所以什么叫“仁者不忧”呢？就是让你的胸怀无限大，很多事情自然就小了。
在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可能遭遇失业，婚变，朋友背叛，亲人离去等等这些事情，它对你是大事还是小事，没有客观标准。”
分析一下，先说这个小故事本身。它很老套了，各种心灵鸡汤类杂志，比如《读者》之类的早就广为流传。其实这是个骗局，只要是读点佛经，有点脑子的人都会摇头苦笑。为什么呢？老和尚看着很高，２０里之前，过了河就把美女从身体到心灵都放下了。
他用来教育小和尚，感觉很高明。
可是，之所以要放下，根源在于当时放在了心里。也就是说，老和尚背美女过河时，他从心灵到身体都觉得这是个美女！
这就出大事了，犯戒就是犯戒，那比犯罪还可怕。犯罪只要服刑就算了结，而犯了戒是要转入轮回，不得超脱的。
正确的方式是，老和尚告诉小和尚，他从来就没背过女人，他背的是众生。和蚂蚁、母猪没区别的东西。何来放下不放下？当时就没注意过。
再说她得出的结论，所谓的“心态”。让你的胸怀无限大，于是很多事情自然就小了。这简直让人气得发疯。说来心态这个词真是万恶不赦。
人生在世，只能凭着自己的知识，自己的性格，说到底就是自己的感觉去认知这个世界，去应付身边的每个人、每件事。从这个准则上，就可以得出唯一的结论——准确。
不准确，就必定会出错。
像于丹说的：“在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可能遭遇失业，婚变，朋友背叛，亲人离去等等这些事情，它对你是大事还是小事，没有客观标准。”
借用圣经里的话，这真是恶魔才说得出口的谎言。无论是像“失业，婚变，朋友背叛，亲人离去”这样的大事，还是今天买菜时多花的两块钱这样的小事，都有它们的唯一性，决不会、更不应该去根据所谓的胸怀大小而有所变化。
照她这样说，大富豪就不在乎几个铜板吗？两个实例，华人首富李嘉诚曾经在停车场趴到地上，把自己超豪华房车下面的一块硬币捡起来；目前纵横神州大地，无所不在的温州太太炒房团，她们都是身价超大的阔太太，可是在屋子里放着床，工人说要８０块钱的手工费，她们二话不说，操家伙自己就干了。
这才是真理。
无论在谁的面前，一块钱就是一块钱。人生更是这样，必须直面。危险来临，问题到了，如果我们紧张了，说明它的危险性大到了让我们必须紧张。这种紧张是可贵的，让我们自然而然地提高警觉，发挥力量。
我也举个例子，说明讲究“心态”的操蛋。
中、韩足球对抗。中国队上场之前，领导讲话，以我为主，放松心态，正常发挥……这真是个疯子！韩国人那边都两眼血红，不惜动用各种场内外阴招了，中国这边还要放松，这纯粹是找死。
于丹在第二章“心灵之道”里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宋朝苏轼在《留侯论》中也曾经论述过勇敢，他把那种真正的勇敢叫做“大勇”。他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于丹得出的结论是——“在苏轼看来，真正的勇者有一种“过人之节”，他们能够忍受像韩信那样的胯下之辱，而成就辅佐刘邦决胜千里、扫平天下那样的大业。他不会像平常人逞一时之勇，图一时之快。这是因为他的内心有一种在理性制约下的自信与镇定，这是因为他有着宽广的胸怀和高远的志向。
所谓“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是很难做到的。我们可以要求自己做一个有修养的道德君子，不去冒犯别人，但当别人没有任何缘由地时常冒犯你，你能做到不怒吗？
我们经常看到的是这种情况：
比如一个人在星期一莫名其妙地遭了一顿暴打，他星期二就开始向各个朋友复述这件事，到星期三的时候，他已经郁闷得不想出去见人了，到星期四的时候就开始找碴儿跟家人吵架了……
其实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每复述一遍就像又被打了一顿，意味着事情过去之后，你每天还在继续挨打。
当一个不幸降临了，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尽快过去，这样你才会腾出更多的时间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你才会活得更有效率，更有好心情。
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生活中会有许多不如意甚至不合理，也许凭我们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但我们却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和态度。”
苏轼是什么人呢？先不说，我会在宋史里一点点用真实事例来分析给大家看。看他说的道理，和于丹总结出的道理。
既然“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是不足道的勇敢，那么下面所说的“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就是大勇了。
于丹举了韩信受过的胯下之辱。
说来这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大毒瘤。韩信复活了都会痛哭流啼。他生前有那么多的牛Ｂ事大家都不提，非得用这件超丢脸的事来当他的人生标签。
“他们能够忍受像韩信那样的胯下之辱，而成就辅佐刘邦决胜千里、扫平天下那样的大业。他不会像平常人逞一时之勇，图一时之快。”
这说的都是哪儿跟哪儿，韩信的胯下之辱只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他的单兵做战能力太差，如果够强，直接杀了那个无赖小子，又有什么坏处呢？
他以后就成就不了大业了？！
开玩笑。
至于苏轼所说的“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更是放屁的话。我的看法是，不管是匹夫，还是一个国家，必须得做到见辱即拔剑。这样才能保住起码的国格、人格不堕。
至于为什么，看大家感不感兴趣，看大家同不同意。同意了，我就没必要多费笔墨，不同意，说出来为什么，我再接下去不迟~~~~~~~
王安石来时是一块许愿石，满足了宋神宗所有的愿望；王安石走时变成了一块肥皂，经过反复搓洗，他自身变小了，混合着众多的污垢泥沙俱下。
留给神宗皇帝的，是一个相对干净健康的宋朝。
面对这样的局面，宋神宗显露了一个非常高超的心智。他的所作所为，真切地体现出什么才是纯粹的中国人。证据是两个概念。
第一，请问职场中，最有想法的是谁？很有趣，不是一把手，通常是二当家。他们隐身在一人之下，外面广阔精彩天空，都隔在一张窗户纸的后面，与他们无缘。这个过程越长，他们的想法就会越多。
觉得老大太笨，自己被埋没。
于是乎只要机会到来，他们都会疯狂地表现自己。不管是多年压抑一朝释放，还是才华暴发不可遏制，其行为都是井喷效应。
可宋神宗不是这样，他的行为非常符合中国最传统、最高深的审美观点。即第二条，花未全开月未圆。它是一种修养，一种境界。
花全开之后就是枯萎，月满圆之后就是损蚀。只有将开未开，将满未圆之时，才是最美丽最长久最值得回味的时刻。
这七个字是清朝末年挽回满清命运的汉臣曾国藩一生的信条，同时也是从远古就一直存在于我们中国人心底里的准则，直到２１世纪的现代仍然根深蒂固。
比如中庸思想。
不要左倾冒险，也不要右倾极端，力不可以出尖，思不可以不成圆。之后世界才是和谐的，人生才是幸福的。参照这一要点，宋神宗做得极其出色，他在王安石的背后当了近８年的二当家，突然面临一片巨大的天空，想到不是张扬自己，而是平衡。
在他看来，王安石之前做得太猛太狠了，８年过去，纵观全局宋朝需要微调一下。怎么实施呢，当务之急是找个新宰相。
以中国之大，俊杰浩如烟海，无法胜数，可千万人之中，唯有这一个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前首相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吴充。
吴充是个老资格官员，标准的宋朝高官，同时也是职场中的另类。在生活里，总会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学问很高，人品很好，向任何人微笑，但没人能走近他三尺之内。在他们身上，冷淡和礼貌融为一体，在一大群人之中，显示出绵里藏针的个性。
吴充就是这样，他面对司马光时表示尊敬，可不趋附；面对王安石时，敢于表现自己的想法，公开阐述新法的不便。这样的一个人，天生地造在这时上台，给宋朝各部位矛盾轻轻地淋下点清水。
以吴充为主搭配的领导班子，都在为这个思想而服务，只是谁也没有想到，当上了首相的吴充突然间摇身一变。以前的谦谦君子，那轮未满的圆月、未开的鲜花变得尖锐了起来。
他向神宗建议，把司马光、吕公著、韩维、苏颂等反对派从外地招回来，连同当年与王安石势不两立的孙觉、李常、程颢等数十人也一起回京，大家一起商讨国事，力图振作。
……振作你个头啊，这些人扎堆回京，结果只会有一个。废掉新法，走回头路。
神宗很失望，吴充怎么会这样呢？之前几十年的修养都是假的？也是做过枢密使的人了，怎么算也有工作经验的人，怎么会突然失常。
其实不需要奇怪，这就是一把手效应。谁当上首相，谁就会原形毕露，性格里一直以修养、矜持、道德来约束的本真东西，都会自发地跳出来，彻底还原自己。
而世界很奇妙，它有自己的周期变化，除非您是能翻手为云覆手雨的乾坤人物，不然，不必皇帝来打压你，逆流者自己就会撞中礁石。
吴充撞中的那一块，名叫蔡确。
蔡确大家应该还记得，在王安石上元夜骑马进皇宫事件里，他义正严辞地教训了王首相，连带着把皇帝也顶得够呛。而顶人，是官场中、人生中非常高难的技术，大家可以向身边看一眼，不管顶的技术高低，只要敢顶人的，都受人尊敬。
最起码没人敢轻易招惹。
蔡确是北宋神宗年间的顶人高手，顶王首相让他得到好印象，顶吴首相他得到了光辉的前程。他这样说：“汉朝时的前两位宰相萧何、曾参是冤家，曾参接班时却不改动萧何的成法。现在新法是陛下亲自建立，由上一任首相王安石协助完成，下一任首相吴充就要以私仇败坏，这是什么品德？何况来回变动，让下面的老百姓怎么适应？”
一句话，吴充你的人品有问题！
吴充下课，接任的是王珪。王珪是神宗朝里的一大活宝，这人号称“三旨宰相”，即上朝“取圣旨”，在朝“领圣旨”，下朝“已得圣旨”，是一位非常难得的贴身秘书，至于首相的权威、责任、义务，他全都扔到了一边。
其余的官儿跟他也差不多，基本上都是些废物。想介绍他们都不知从哪儿下手。为什么会这样呢？
到南宋时圣人朱熹出世后有句话是经典的答案。那时朱熹的弟子问，王安石为何没能第三次拜相，继续改革，反而让一群乌合之众立于朝廷？
朱熹一笑，这位圣人有个爱好，他身在南宋，资料不多，可把北宋的每一位皇帝、每一个大臣都尽情品评了一遍，其中就有这时满朝皆废物的答案。
他说，神宗已经尽得荆公技俩，何必再用？熙宁十年之后，事无大小，都由自做，所谓的大臣，只是用一群庸人留在身边，随时指使而已。
一语道破天机，这才是王安石走后宋朝政治格局的真相。同时也是中国历史里一个颠簸不破的真理——除开国皇帝和第一首宰相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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