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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风云-第50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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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中德意协商的结果,安理会总共只有十四个席位,且中国、德意志第二帝国与意大利为常任理事国另外十一个为轮值理事国,原则上欧洲、亚洲、非洲、北美洲、拉丁美洲与大洋洲各分得三个、三个、两个、一个、一个与一个席位,且在联合国大会成员国中轮流推举产生基本原则是在得到五分之一以上联合国大会成员国支持以上的国家中产生,轮值国的任期为两年且任何一个轮值国都不得连任在安理会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三个常任理事国有一票否决权在此基础之上,其他成员国才具有表决权,而且任何决议都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支持
    做为核心机构,安理会是联合国的最高权力机构
    说得简单一些,成员国说赋予联合国的所有特权,包括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权利都需要通过安理会行使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联合国要出兵维护某个国家或者某个地区的和平,就必须由安理会授权某一个成员国或者某几个成员国组建联合国部队,并且由其代为行使维护权
    当然,这也意味着,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联合国拥有通过军事行动维持和平的权力
    这涉及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即联合国的军事力量从何而来
    虽然德意倾向于组建常设的联合国部队,即由联合国的所有成员国派遣军事力量,组成一支联合**队,以行使联合国的维和权力,但是中国倾向于在需要的时候,才以委托的方式成立联合国部队,即联合国不设常备军事力量,而是临时由联合国的成员国提供用于维和的军事力量
    最终,因为在经费的分派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中国的主张得到了多国家支持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时期,即联合国设立常备军就存在军费开支,而当时用来维持联合国正常运行的经费都还没有搞清楚,又如何来分配军费呢?显然,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且谁来承担这笔开支,决定着其在联合国中的地位
    事实上,这也是联合国成立之前最为严重的问题
    虽然所有国家都承认,只要是联合国的成员国,就必须承担起维护联合国的义务,也就需要为联合国提供经费,但是并非所有国家在联合国的地位都一样,也并非所有国家的国力都一样,因此责任有大小之别,那么支付的经费也就有多少之差,强大的、富裕的国家自然应该负担多的经费
    当然,中国对此持肯定态度
    关键就是,该用什么办法来衡量各个国家所应负担的经费
    显然,中国当局并不认为,应该由中国来承担全部经费,也不应该由中国来承担大部分经费
    问题是,其他国家都认为,中国应该承担联合国的主要开支
    不管怎么说,成立联合国是一件小事,也不是通过一次首脑会议就能解决的,而且很多细节上的问题还需要进行反复磋商
    在这次大会上,只确定了成立联合国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大会结束之前,中国江南制造集团的董事长,也是中国首富首先站了出来,答应把上海外滩的一块土地捐献给联合国,用于建设联合国总部,而他也将为建设联合国总部提供全部经费
    这样一来,联合国总部的选址问题就解决了
    事实上,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要知道,外滩是上海最繁华的地段,可以说是寸土寸金,而修建可以供数千人同时办公的联合国总部,也需要不少资金
    最终,仅建设联合国总部就花掉了五亿华元
    这是个什么概念?如果把通货膨胀计算上的话,这笔钱在二十世纪末的时候相当于一百四十亿华元
    不管怎么说,在这次大会之后,成立联合国的事情基本上确定了下来
    只是,最终要到五个月之后的曼谷首脑会晤中,与联合国有关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联合国也将在这个时候正式诞生
    在积极推动成立联合国的时候,中国必须争取获得每一个同盟国的支持
    也正是如此,针对同盟国的军事援助问题也基本上确定了下来
    三月二十七日,在由中方举办的一场宴会上,刘伯恩向所有与会的首脑表示,中国将在战争结束之后,为所有友好国家提供无偿的军事援助,帮助这些国家建立起现代化的国防力量,使其拥有保卫本土所需要的最基本的军事实力,而中国也乐意在战后为所有友好国家提供安全保证
    显然,这意味着中国要在战后建立的同盟体系
    重要的是,与会的不仅仅有同盟国集团国家的首脑,还有战败国的代表
    也就是说,刘伯恩的承诺不仅仅针对战胜国,也针对那些愿意在战后与中国友好交往的战败国
    只是,在刘伯恩做出这个承诺的时候,中国内部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这就是,只有中国海军表示愿意为友好国家提供无偿军事援助,而中国陆军与空军依然保持沉默
    显然,刘伯恩的表态,把陆军与海军逼入了死胡同
    总统已经表明了政治立场,如果陆军与空军表示反对,那就只能失信于人,而且让外界知道中国内部并不团结显然,这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而吴铁生与刘亚光都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来
    在这个问题上,吴铁生与刘亚光只能做出让步
    只是,这是有代价的让步,而不是无条件的让步未完待续)

第六百零九章 国防部
    (请牢记)(请牢记)同盟国脑会晤结束之后,顾祝同没有离开北京,而是按照冯承乾的吩咐,留下来参加国防部的筹备工作。
    当时,刘伯恩下了死命令,国防部必须在战争结束之前成立,而且必须在两个月内拿出详细的组建方案,在六月底之前开始试运行,而其第一个任务就是对三军的武器装备情况做全面调查。
    有趣的是,三军司令都没有亲自参与筹备工作。
    到四月初,顾祝同已经得知,冯承乾没有留在青岛的海军疗养院,在三月底就已经秘密回到北京。此外,吴铁生与刘亚光也回到了北京。在四月初的时候,刘伯恩以准备参加曼谷脑会晤为命离开了总统府。
    显然,这四位大人物去商量成立国防部的事情了。
    顾祝同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海军在即将成立的国防部争取到更多的好处,即确保海军在三军中的地位。
    可以说,这是一件非常棘手的工作,也非常容易得罪人。
    要知道,在阻挠建立国防部的努力失败之后,陆军肯定希望在国防部中占主导地位,而空军也不会甘于人后。
    忙到五月底,筹建国防部的工作总算是有了眉目。
    这就是,三军代表都认识到,国防部只是一个文职管理机构,即便掌握了军队中最重要的人事任免权与军费分割权,也不具备指挥军队作战的能力,因此必须建立一个以指挥作战为主的军事机构,而这就是总参谋部。
    当然,细节上的问题依然存在。
    比如,三军代表都认为,总参谋部应该是一个与国防部平行的机构,并不受国防部的节制,但是政府代表却认为。总参谋部不可能拥有与国防部平等的地位,最多只能算得上是国防部的一个下设机构,必须受国防部节制。说得简单一点,在平时,总参谋部只有制订战争计划与军队联合训练演习的权力,而到了战争时期,在得到了国防部的授权之后。总参谋部才有指挥军队作战的权力。
    在这件事情上,顾祝同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这就是。正是他改变了立场,站在了政府这边,才迫使陆军与空军妥协,而代表陆军的张文渊与代表空军的骆崇明都把顾祝同当成了叛徒,认为正是顾祝同的转变,使军队的利益受到了极大损害。
    要知道,这等于完全放弃了自主权。
    当然。顾祝同的理由只有一个,即军人必须放弃权力,更得通过制度使军人不具备干预政治的权力,中国的政治环境才能得已改善,也才能够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社会,并且不受野心家的威胁。
    成立总参谋部的事情确定下来之后,又有了一个新的问题。
    这就是,有总参谋部,自然就应该有总参谋长,那么由谁来担任总参谋长呢?
    虽然在和平时期。总参谋长只是一个虚职,基本上没有实权,最多只有建议权,但是总参谋长实质上是最高军事统帅,在军队中肯定拥有最高的威望,而且在战争时期将代替总统指挥军队作战。
    甚至可以说,即便只是建议权,也有着十足的影响力。
    原因很简单。文职官员未必懂得如何管理军队,更不可能把握好军队的展方向,而总参谋长则拥有这样的能力。并且通过建议权来影响国防部长,从而对军队的建设与展产生重大影响。
    问题是。谁来担任总参谋长?
    显然,陆海空三军的任何一名将领担任总参谋长,都会影响到军种平衡,也就会引军内矛盾。
    更重要的是,军队不是民主社会,不可能通过选举产生。
    讨论到最后,三军代表最终达成了一致,即在原则上,总参谋长由国防部长任命,而实际上则由三军轮流坐庄。更重要的是,不使用“总参谋长”这个称呼,而是称之为“参谋长会议主席”。
    当然,这涉及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这就是,在军事改革之后,三军司令部都将撤消,仅保留参谋部,而三军的实际最高指挥官都是参谋长。更重要的是,三军参谋部都隶属于总参谋部,并且由三军参谋长组成总参谋部的参谋长会议。
    既然是会议,就应该有主席。
    这样一来,参谋长会议主席就是实质上的总参谋长了。更重要的是,这个主席是三军参谋长轮流坐庄,也就不存在哪个军种独大的局面。
    原则上,参谋长会议主席每两年更换一次。
    当然,这并不是硬性规定。在必要的时候,总统做为军队的最高统帅,可以撤消与任命参谋长会议主席。
    最终,海军陆战队以独立兵种的身份在参谋长会议上获得了一个席位。
    有趣的是,在海军陆战队参谋长是否拥有成为主席的权利上,陆海空三军的态度非常一致,即海军陆战队只是独立兵种,而不是军种,因此就算其参谋长列席会议,也没有资格成为会议主席。
    结果就是,参谋长会议有四名成员,但是只有三人有资格成为主席。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当时,陆军与空军还提出,在国防部下还应该设几个与总参谋部类似的,由军人当家做主的机构,比如总后勤部、总装备部等等。陆军与空军提出的理由也很简单,这些机构都直接影响着军队的战斗力,更决定着军队的展,因此应该由更懂得军事的人来做主,而不是让文职官员当家。
    只是,陆军与空军的要求都被否决了。
    原因很简单,不管是总后勤部、还是总装备部,都与军费有直接关系,而掌握军费是文职官员的事情,因此不可能让军人来管理这两个部门。
    当然,政府也做了妥协。
    这就是,在国防部的后勤处与装备处,各设有三军种办公室,由三军种各派将领担任要职,专门为部门领导人提供建议。只是,最终的决策权掌握在部门领导,也就是文职官员的手里,而重大的装备研制与采购项目则需要得到国防部长的批准,某些极其重大的项目则需要由总统批准。
    总而言之,这是新中国建立之后,波及范围最大的一次军事改革。
    要知道,在此之前,陆军司令部与海军司令部都是部级单位,与中央政府的其他部级单位平起平坐。更重要的是,陆军司令部与海军司令部都拥有很大的影响力,甚至连后来成立的空军司令部也是一个强权机构。这种三军分立的局面,除了导致军队拥有的权力过于庞大之外,还造成了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即三军单独申报预算,导致军费开支难以降低,极大的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结束三军分立的状态之后,由国防部统一申报军费,能节约不少钱。
    当然,成立国防部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军费开支,或者说是更加合理的利用每一分钱。
    六月中旬,国防部试运行。
    所谓的试运行,就是处理一些必须立即处理的事情。事实上,当时国防部连基本框架都没有,甚至没有确定由谁担任国防部长。此外,国防部的办公机构也没有成立,甚至不知道设在哪里。
    只是,有些事情确实需要由国防部出面来处理。
    这其中,就包括为友好国家提供无偿的军事援助。
    当然,在此之前,必须搞清楚中**队到底有多少剩余物资,特别是多出来的装备,以及这些装备的性能。
    显然,顾祝同得感谢李向龙。
    在张文渊与骆崇明忙着去整理装备资料的时候,顾祝同已经在走下一步了,即如何合理第分配过剩装备。
    当然,这不再是中国海军自身的事情了。
    原因很简单,援助出去的装备,自然有援助对象,而援助对象的国力、与中国的关系等等都将成为决定援助多寡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在双边关系中,关键不是看过去,而是看未来。
    说白了,受援国必须有明确的政治与外交立场。
    显然,这是外交上的工作。
    这个时候,顾祝同不得不干一些外交家的工作,即与各个受援国的外交武官,特别是海军武官进行交涉。
    所幸的是,张文渊与骆崇明没有拖后腿。
    两人在整理好了各军种的装备资料之后,也开始与受援国的武官接触,以确定援助的规模与级别。
    这些烦琐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七月初。
    到此,组建国防部的事情终于落实,刘伯恩安排了中国的第一任国防部长,即原外交部长闵文灿。
    让外交部长担任国防部长,这是绝无仅有的一例。
    当然,这也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安排。
    要知道,中国国防部是在大战末期成立的,而在大战结束之前,也就是军事改革全面开始之前,国防部的主要工作是对外,而不是对内。要到大战结束之后,国防部才会成为推动军事改革的主要力量。
    也就是说,闵文灿只是临时担任国防部长。
    在闵文灿完成了使命之后,肯定需要一位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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