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中国-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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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外界环境并不是仅有的障碍。西方的自由主义在其自身范围内同它所赖以繁荣的多元文化并没有明确的区别。它的政治主张和方法都是不能输出给军阀横行的中国的。在早一些的时候就出现了例证，那时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翰？　杜威这位美国最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也是中国学术界许多青年头面人物的老师——在1919　年4　月30　日到了上海，并在中国各学术中心广泛讲学达两年之久（到1921　年7　月为止）。杜威游历了11　个省份，提供了西方民主国家所能提供的最好学说，正如贝特兰？　罗素在较短逗留期间（1920　年10　月一1921　年7　月）所做的那样。但结果如何呢？巴里？　基南的结论是：“杜威的实验主义给他的门生提供的策略不能用来影响政权。”他认为教育必须始终与政治分开，并且它只应间接地改革政治，但这在中国军阀专权的环境下是办不到的。
美国在以自由主义方法拯救中华民国方面作出的贡献和最后的失败，可以拿胡适（1891　一1962　年）的一生事业作为例证。胡在他老师杜威讲学期间是共主要的译员。他忠于实用主义，反对用抽象的“主义”来笼统地解决问题。他回避政治和革命，而是以批判态度重新评价消逝的过去，使中国从消逝的过去摆脱出来。正如杰罗姆？　格里德所说的，胡适代表了“稳健、宽容、学术自由、个人自由以及法治和理性，他所力求完成的许多事情，正是我们自己可能希望看到它们实现的”。但胡适的这种做法并没有打中中国人民的中心问题。30　年代集中在北平的新自由主义，越来越受到南京新官僚的压力。大学里安插了国民党特务。批评政府的学生常在清晨被侵入宿舍的警察抓走，送往监狱。教师和报馆编辑都受到威胁，不敢说话。1937　年后日军的轰炸和中国在抗战期间实行的大规模焦土政策的危害之烈，还不如政府对战争所促进的自由机构和自由思想横加的摧残。前10　年良好的开端受到了战时通货膨胀和政治当局专权的巨大压力。
　
战争到来时，爱国教师和学生团体随同政府迁往内地。南京和武汉的学府把他们的许多器材直接向长江上流运走。中央研究院把它十分珍贵的汉学藏书经由印度支那运往四川长江边上的一个村庄。但北平各大学则遭受惨重损失。北大和清华于1937　年迁到长沙后，新址不久就遭到日军轰炸，不得不依靠卡车和步行，翻山越岭再迁到昆明。那里在战争初期同外界的联系只靠印度支那的法国铁路，正如在战争后期只靠滇缅公路一样。大学师生能够活下去，主要是由于政府的米贴使他们有东西可吃。为了维持生存，他们必须出卖或典当书籍、衣服和家具。
国民党一直把教育看作政府的工具。1938　年国民党成立三青团，学生的政治思想越来越受钳制。每个学生团体内部都有三青团支部，他们的任务是吹捧官方的思想体系，谴责他们认为是不正常的思想。同时民众教育也得不到支持。陶行知博士的经验就是一个例子。陶在伊利诺斯大学就读和随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得到杜威的教导后，回中国从事乡村教育，并帮助开展“小先生”运动，使学童成为其他文盲的先生。这种识字运动形成连锁反应，特别是在1937　一1938　年政府迁到武汉时的统一战线时期。这项工作显然有点像政治炸药。国民党下令禁止了。
第13章　美国的政策和国民党的垮台
1912　年和1949　这两年标志着中国政治变化的两个阶段。清朝在19　世纪被迫在其东亚帝国给予条约国家以特权地位，但当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关心国家的命运时，异族统治的君主制就在1912　年瓦解了。君主制消失后，条约国家的地位变得更为突出，而国民革命却只能逐步积聚力量。1931　年日本开始侵略后，很多人认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抗战还有用处，这样的想法一直持续到1945　年美国卷入支持其政府的漩涡时为止。当这个政府在1949　年垮台时，西方参与中国政治生活的行动也随之瓦解，加在中国头上的长达100　年的不平等条约的时期，在到处一片咒骂声中宣告结束了。
这样，美国政府从英国继承过来的在华地位由于日本的侵略而相应地提高了。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展到1941　年12　月7　日之后，中国成为一个遭受重大挫折的战场。蒋介石未能使盟国以他为中心来协调战略。英国未能固守新加坡或滇缅公路。约瑟夫？　史迪威是美国最能干的将领之一，他刚到中国担任蒋的“参谋长”；　就承担防守缅甸这项没有希望完成的任务。缅甸在1942　年初沦陷，史迪威就担负起一项历时三年的艰巨任务，重新打开一条穿过北缅通往中国的陆路。然而，即使在这条公路和一并修筑的输油管线于1945　年初接通之后，越过喜马拉雅山空运的吨数还比通过这条公路的吨数来得多。还有，我国第2O　轰炸机大队由中国征用的民工在四川成都附近用碎石修建了五个大飞机场。为了供应他们B…29型轰炸机所需，由喜马拉雅山空运物资的吨位，1944　年要比分配给中国军队的多。但他们刚开始轰炸日本，基地就移到马里亚纳群岛去了，因为那里可由海路运送给养，并且离东京较近。进人战争，自由中国是作为盟军将来击败日本的基地的，但结果发现它的这项任务被海上的海空军力量顶替了，而它自己同外界割断，成为无足轻重的陪衬角色。美国这时的目标是使自由中国继续打下去。其结果是中国虽未战败，但也未获胜利。
中国的民族主义在日本战败后仍不能抬头。早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即在194l　年5　月，我们就自动提出，一旦和平了，我们便立即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1943　年1　月11　日，根据平等原则签订了一项新的中美条约。但不到五个月又签订了另一协定，使在华美军（到1945　年达60000人）可以不受中国刑法的约束。美军基地、补给和运输部门、无线电通讯网、航空系统和陆军邮局不久就在中国土地上开始工作，其规模之大和独断横行的程度是中国西南地区即使在不平等条约时代也从未见过。战争结束时，上海马路上有好几个月挤满了美国大兵和酗酒闹事的水手，其情景远非通商口岸时代所能比拟。这同中国新的大国地位是很不相称的。中国刚获得的主权也使人产生怀疑。右翼沙文主义者、共产党人和爱国自由主义分子都联合起来，猛烈抨击美国大兵与酗酒闹事、奸淫妇女和吉普车祸有关的事件。
美援与调处
从1943　年晚期起，美国外交人员开始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国共相争的内在危险——“将来不定哪一天会发生内战”这种担心可能会妨碍作战努力，并最后导致俄国支持共产党人。因此，美国人的目的是鼓励政治解决以避免内战（这也是蒋介石早在1943　年9　月就主张的），同时依靠建设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并让该政府自行改革的办法以加强它的地位。军队是建设起来了，但改革却证明是不可能的，其原因已如上述。然而，政治解决的想法却被各个政党所接受，至少在口头上是如此。于是在1943　年初恢复了国共谈判。
美国的政策在三方面进行。第一，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力图使中国成为一个形式上的虽非实质上的大国。它在1943　年8　月英美魁北克会议上被永远排除在高级作战统帅部之外，但同苏联一道被包括在10　月份的关于大国原则的莫斯科宣言之内。1943　年12　月的英、美、中开罗宣言保证把所有被日本占去的领土归还中国，并且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上坚决主张中国在将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应享有大国的地位。然而，这种把大国地位给予国民党政府的举动是美国完成的，并非中国、更绝非英国或苏联的成就。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对一个值得钦佩的伟大民族作出的一种漂亮的友好表示。但历史可能要以幻灭的眼光来看待那种举动，把它当作太平洋彼岸策划制造中国历史的一种并不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努力，也就是想从国外以言辞来加强一个业已在本国趋于没落的政权。
　
　
第二，我们的军事努力产生了一支现代化的国民党陆军和空军。史迪威对中国普通士兵的信心推动了在印度和中国实行的一项计划，即以1000名美国教官和顾问训练和装备39　个师。
第三，我们企图弥合国共之间的分裂。美国军方专心致志地力求打败日本，因此对国民党政府用20　万到4O　万军队封锁共产党地区之举是否有效，提出了疑问。1944年6　月，副总统华莱士访问重庆，建议国共军队都去对日军作战，不要互相监视。他使蒋介石同意让美国派一个军事观察组留驻延安，而那里早在5　月间就已允许西方记者前往访问了。此举给外界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机会，可以看到共产党地区的情况，但当时人们仍然明显地看出，重庆和延安互相防范的心情比防日本更加殷切。同时，日军已于1944　年冬经过湖南产米盆地向南推进，并从广州向西出击，企图夺取桂林的主要中美空军基地。在这危急关头，蒋介石坚决反对任命史迪威为中国战场总司令，迫使他在10　月被召回美国；他也坚持反对在中国统一作战中使用并武装共军的计划。统一和改革仍旧是遥远的希望，但我们的新任大使帕特里克？　赫尔利继续鼓励国共和解的手腕勇而无谋。在1945　年2　月雅尔达会议上，罗斯福企图以恢复俄国沙皇时代在东北亚地区的地位为代价，获得斯大林将来支持国民党政府的保证。我们到6　月才把这件事通知了蒋介石（事先曾向俄国担保能取得他的同意），并到8　月14　日日本投降时才由蒋批准了中苏条约。那时俄国已占领了满洲。美国采取了对抗措施，派5？3　万名海军陆战队在天津登陆，以阻止把中国分裂为苏联支持下的北部共产党地区和美国支持下的南部国民党地区。在这件事情的整个无限复杂的细节背后，可以看出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苏联和中共的军事实力各自能够伸展进东北地区和华北部分地区，并且它们是不可能仅仅靠我们用象征性地显示力量的办法加以阻止的。不久中共在苏联默许下用日本降军在东北交出的武器，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军后勤部门竭力从海上和空中把50　万国民党军队运回沿海地区，然后又运进东北，以便把中国统一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共军从陆路赶去代替日本驻防军，而蒋则命令后者击退共军，只准向得到国际承认的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投降。接着美国把120　万名敌军遣返日本，在中国战场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行动刚巧来得及为那久已预料到的内战腾出地方，让它爆发起来。
在这种背景下，杜鲁门总统派他的战时司令官乔治？　马歇尔于1945　年12　月去重庆。他在那里头几个月的活动是美国外交史上大有希望的一页。他的目的是调处即将萌发的内战，以期获得政治解决。对于自相残杀的战争，惟一具有政治家气概的取代办法是让中共在一个立宪政府中参与政治和军事领导，取得像西欧共产党那样的地位。互相抗衡的两党在以蒋介石为首的改组后的联合政府里各有个代表；他们的部队将在合并以后实行精简，在这基础上美国才会给予经济援助。1946　年1　月，重庆政治协商会议达成了政治协议。两军都发出了停战令。2　月商定了整军协议。同时设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三方机构：军事调处执行部，来监督扑灭次大陆一场内战的工作。美国飞机运载了吉普车、无线电收发报机、补给品和调处小组（通常由一名美军上校以及国、共将军各一名组成），飞到正在交战的偏远地点。战斗实际上停止了。
这一激动人心的成就是马歇尔将军个人的功绩。调处工作需要在中国内政问题上竭力保持中立，同时又要维护合法政府的最高权力而又不致被该权力所利用。和谈主要是在东北破裂的，因为那里仍旧是在有效的停火范围之外。在1946　年重新爆发内战的背后，是国民党执着地相信他们的优势兵力，以及共产党准确地估计到了国民党的实际弱点。虽然斯大林对中共很快战胜国民党这一点缺乏信心，他对西方突然发动的冷战却起了鼓励中共夺取政权的作用，并给了他们这样的机会。美国的调处是否终于有成功的可能呢？、中国人民需要和平，美国感到它有巨大的威望和力量可以对局势产生影响，共产党一定能从协议得到好处，国民党是完全依赖我们的。我们的问题是怎样使一党专政进行民主改革，以阻止一场革命。实际上，我们怀着一个自相矛盾的目标：敦促国民党领袖进行改革，以便削弱他们的专制权力而有利于国内和平；同时加强国民党所控制的政权，作为走向东亚政治稳定的一个步骤。我们卷进了一个继续在物质上加强国民党专政而同时又想使它在政治上自行解体的过程。但蒋介石和他的将军们宁可用他们手中的新式武器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行事。
1947　年马歇尔将军担任国务卿，我们用援助希腊一土耳其的计划遏制了那里的共产主义扩张，在此以后有些人觉得我们应该用同样的方法来“拯救”中国。中国比起希腊来，领土约大45　倍，人口约多85　倍。根据我们在越南得出的痛苦经验，我们现在知道，如果像对希腊那样来对待中国，那就需要动用几百万美军和几十亿美元，而且即使这样也仍然要失败。马歇尔将军最明白这一任务的艰巨。在1947　年后，除避免干涉中国的内战之外，我们别无他法。至于我们该不该在那段时期给予国民党以更多的援助，这是后来争论得很多的问题。负责的美国将领说，他们并不缺少武器。许多参加争论的人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从外部用物质援助去影响结局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
1949　年的结局表明，不是苏联的援助比美国多（事实恰恰相反），问题在于中共能够动员和利用革命的潜力，国民党却办不到。中共的胜利又告诉我们，美国三十多年的榜样，并不能像苏联的榜样那样有效地影响中国政权的组建。我们没有共产国际。比缺乏搞阴谋的革命机构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