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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纪实:596秘史-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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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分析，苏联专家给的这个数据可能是说错了，或者译错了。周毓麟认为，苏联人在计算过程中，对某一瞬间的步长取得不是足够小，因而导致了这个数据的突跳。
周毓麟说，它那个数据是不对的，而且我们也通过计算弄清楚了它为什么不对。在计算过程中你处理不好，就会出这个东西。我是1960年5月份调到九所来的，那时候我在北京大学微分教研室当教员，主管一点儿教研室的事。有一天我上课下来，十一点钟下课，总支书记说找我谈话，我说什么事？他说要调你工作，我听错了，以为要调我的人。我说你要调我什么人？他说不是调你的人，是调你。他说要调你到二机部，搞保密性质的工作，今天下午两点钟报到。我说没意见。我要告诉我爱人去，她在讲课还没有下课，我告诉她我调到二机部，很快要到三线去，下午就去报到。她知道我要搞的工作是保密的，她不问，我也不说。到了二机部以后，邓稼先他们开始找我谈，谈了半天我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因为原子弹这个词始终没出口。直到一个多月后，宋任穷才说，我们是搞原子弹的。1964年原子弹爆炸，到1984年庆祝原子弹爆炸成功20年，我们所里在新影礼堂开庆祝晚会，家属也去了，这个时候才说我们所搞原子弹。所以我老婆回来说，啊，你是搞原子弹的呀？那个时候我到这边已经工作24年了。我说那你以为我是搞什么的？她说我以为你是搞导弹的。来了之后他们分配我搞爆炸力学，我当时也不懂。很快就进行计算，和彭桓武讨论各种办法。美国搞原子弹氢弹的时候，那个泰勒，以后不是叫氢弹之父嘛，他说有一座不可逾越的计算高山，如果这个不解决的话，原子弹氢弹就出不来。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研制出来每秒1000次的计算机。可我们当时只有104计算机，第一台放在数学研究所，各个单位已经分好了，两年里的时间都排满了。到第二台104出来的时候，东直门外738厂造的这个机器准备给上海，机器已经在北京车站了，二机部知道以后，就求柯庆施，当时他是上海市市长，求他帮帮忙，把这台机器给九所，这样咱们才用上一台104机的主要时间。秦元勋和姜德培都是数学领域这个年龄档次最尖端的人。人家说南边有个任叶千，北边有个秦元勋。姜德培去苏联以前，是北大概率论教研室主任，也是数学研究所概率室主任。他到苏联待了几年回来了，点名要他到九所来。为什么到九所来呢？就是我比他来得早，来了以后，周光召和我们理论部的人看美国的那种解密的科研报告，科研报告里面有很多数学文章，数学文章里边有百分之六七十的文章，是蒙特卡罗写的。蒙特卡罗是搞概率的，咱们一想搞概率的就是姜德培，让周光召去跟学校说要调姜德培。那个时候的机器和现在还不一样，当时的机器就是手编程序。开始编的时候，你编哪一部分，我编哪一部分，都分好，组长汇总，但怎么也通不过，毛病多得不得了。后来支部下决心一部分一部分通，而且试验不能超过三次，要不你的程序重编。编了程序写好了以后，在里边修改还是怎么样，是不敢随便抄一遍的。抄一遍的话，你要把抄错的东西查出得花一个月，机器才能算出你的错误来。所以这个东西很复杂。当时这个东西是精密仪器，机器程序有好多盘，上海有一个100万次的，叫655。做好了以后规定，不是八级工，不许碰它。磁盘专门有一个空调，老出毛病，刚研制好的时候，进机房脚步重一点儿，它就出毛病了。那时所里的研究环境非常好，最容易出成果。
后来的实验都证明，九次计算的结果是正确的。
发愤苦战的岁月，也正是全中国极度饥饿的时候。在所里，有时候干到深夜，忽然见一个同事拿出几个火烧，大家便一哄而上乱抢起来。年纪稍大的邓稼先忍了半天，咽着口水说，你们吃，也给我留一小块吧。饥饿往往使一切身份失态。在当时，抛开信念，仅从生理角度讲，能填饱肚子，便是最大的愿望，也是最大的满足。直到第二天上班，大家还在津津有味地谈论着那几块少得可怜的火烧。似乎虽然不能经常吃到火烧，但仅仅从嘴里多说几遍，便能满足那种饥饿难耐的欲望。
1959年的三八妇女节，食堂只给女同胞会餐。饥肠辘辘的男子汉们闻着食堂飘出的香味，止不住一个劲吞口水。其中一位忍不住感叹道，唉，今天我要是妇女就幸福了！邓稼先一听，说不出话来。临到下班，他对满屋子的男人们说，走，我请客。办公室里顿时一片欢呼。到了城里，邓稼先花了十元钱，众人在饭馆里狼吞虎咽，猛吃了一顿。
1962年9月，九所提交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初步理论设计方案。
第74节：第二十章 狼爪子伸到了被窝里（1）
第二十章狼爪子伸到了被窝里炮轰学在中国还是空白—— 做成第一块聚焦元件：坐标一号—— 一个窝头两个人分着吃——“从振兴民族这一点来说也要干好”—— 两个方案的争论—— 事实说话，民主决策——以陈能宽方案为主取得成功—— 王淦昌方案后来也做成了爆轰物理试验研究，有两个目的，首先是验证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对部件进行动态考核，从理论与实验结合上来完成和完善理论设计；其次是要靠试验来解决原子弹研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摸索产品设计的基本规律和各种参数的设计方法，解决理论计算无法解决的科技问题。
1960年1月，经中央军委批准，九所同当时还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列杰涅夫商定，开始在工程兵科学实验场一角建设小型爆轰实验场，代号为17号工地。实验场位于燕山山脉的长城脚下，曾经是一片古战场。4月上旬，当试验场工程正在紧张修建时，为了抢时间，吴永文就领着人马在临时工棚里开始了试验。参与初期爆轰试验的孙维昌说，我那时刚到二机部报到，宋任穷从苏联一回国就来看我们，说是苏联靠不住了，中央决定自力更生。我当时任二室副主任，陈能宽任主任。我主要分管炸药成型工艺的研制工作。吴永文副主任先到西安抓雷管研制工作。一开始，我领着二、三组的同志消化苏联设计二分厂各子项的资料，提出了一些疑难问题，请苏联专家答疑。可是，凡涉及到工艺、炸药、材料等方面的技术问题，苏联专家都是一句也不讲。我们当时通过总参借用工程兵的试验场，叫17号工地，在官厅水库那边，加工工房才刚开始建，但上级要求我们五一节前一定要拿出炸药柱，打响第一炮。看样子五一节以前工房还交不了工，我们只好搭起帐篷做工房，在帐篷里搞注装炸药。那时我们国内就两种注装炸药，主要的单质炸药一个是TNT，再一个就是黑索金。容器都必须用铝和铜的，不能用有色金属的。那时候没有啊，我们就到新街口商店去跑，买那些铝盆铝锅铝勺什么的。熔药桶是两层的，夹一层，中间要通蒸气。我们在车间焊接这个熔药桶时没有模具，就想了个笨办法，用牛皮纸把它卷成圆筒，然后把炸药熔化以后装在圆筒里边，成了。4月份的一天，上游又是大风又是大雨，下来一场山洪，把我们的帐篷工号都冲掉了，我们刚焊接好的熔药桶也都给冲到了官厅水库，去找回来一看，全碰坏了。大家心里难受，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只好重新搭起帐篷，不分白天晚上，在那从头开始搞。到4月底的时候，我们终于做出了两三发药柱，打响了第一炮。随后，边生产边研制出各种不同规格的炸药零部件，满足了四、五组同志做爆轰试验的需要。在这期间，我们上了混合炸药，要求爆速高、能量高、密度大。这个时候就遇到一个要解决质量上缩孔的问题。药柱不能有缩孔，也不能有裂纹。我们加工车间条件不具备，做不了那个球，因为球模具要求精度很高，特别不好做。我说我回我们厂子去吧，回娘家求援去。回到我们厂子，把情况一说，厂长书记二话不说就给了两套小球模具。我本来跟他们说明白了，我们该交多少钱就交多少钱，但他们一听我们是搞这个东西的，不要钱，白送。
爆轰现象的发现可追溯到1881年。中国是黑火药的发源地，有许多应用进展，但以高能炸药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爆轰学，在中国一直都是空白。当时为爆轰实验提供炸药部件的工程师张寿齐说，爆轰试验开始时，熔炸药用的蒸气锅是在护国寺买的一个普通的茶水炉，熔药桶是从工程兵借助来的，用马粪纸做的药模代替金属药模，用人工搅拌代替机械搅拌。蒸汽熔化的炸药气味刺鼻，毒性大，帐篷里满是雾腾腾的粉尘和蒸汽，让人窒息，但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尽快搅拌，只有这样，炸药部件密度才能均匀。靠这些土办法浇铸出了第一批炸药部件。17号工地那里正好是个风口，一刮风，就沙尘呼啸，什么都看不见、听不见，夏天冰雹有乒乓球大，能把羊打死，冬天接雷管启爆线要不断跑到工号去烤手，否则手冻僵了，接不上。
第75节：第二十章 狼爪子伸到了被窝里（2）
刘文翰1960年从北大数学力学系毕业后，于9月份到九所报到。按那时的规定，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先要下放劳动一个月，刘文瀚下放的地点是在顺义县。虽然是强度很高的体力劳动，但粮食定量却一下子从36斤减到28斤，有些同学饿得不行，只好到地里捡老百姓摘剩下的豆子，打兔子，挖老鼠洞。挖老鼠洞并不是为了吃老鼠，而是可以从洞里挖出好多粮食来。一个月后，刘文瀚来到了二室主任陈能宽手下，搞爆轰试验。
刘文瀚说，过去有这样的说法是不妥当的，说美国搞原子弹用了多少年，苏英法用多少年，意思是中国用的时间短。美国的洛斯？阿拉莫斯是1943年成立的，到1945年爆炸用了一年七个月，而我们从1960年到1964年用了4年。美国是从无到有，响不响从来不知道，而我们是知道了肯定能响，并且也多少知道一点怎么把它弄响，因为苏联专家讲过一点基本的东西。搞科学就要有科学态度，只凭时间，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说到当时搞爆轰试验这个事，爆轰属于流体力学里面的不定长运动，当时国内没有教材，国内专家只有郭永怀一个人，我们刚开始提出的口号是边干边学，干成学会。那个时候我们自背行李，冬天两床被子两床褥子都要背着，打一个很大很大的行李卷，坐公共汽车，中间换一趟车，到西直门火车站，在东华园下车。一下车就发现塞外情况跟关内不一样，黄沙扑面，有时没车接，自己要扛着行李卷迎风走20里地。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军营，一共有二三十人在里面住，三张大通铺，每人不到二尺铺位。一天只吃九两饭，还不够我一顿吃的。我们的同事有的能吃二斤炸油饼，长期挨饿，不知道饱饿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走六里地去试验场。
刘文瀚说，试验场有一个碉堡，山上还有烽火台。我们是搞启爆元件的，原子弹要用炸药来引爆，要实现同步启爆，一块往里压，才能把里面的核材料从亚临界状态压到超临界状态。核武器的原理一般的都知道，两块铀…235都是亚临界的，对在一起就是超临界。两块一对，接触的部分能量非常大，马上就推开了，核反应就马上停止了，你必须把这两块压在一起，让它有足够的反应时间，后边就靠炸药来推，这就叫枪法式，美国投在广岛的原子弹，就是枪法式的。它的结构简单，但是核材料利用率太低了。美国还在长崎扔了一颗内爆压紧型的，核材料利用率就要高得多。必须在一个炸药球面上同时启爆，这是一个比较难的事。完全靠计算算不出来，只好从试验入手，当时我跟陈能宽一起做这个工作。那时只有两台上海出的手摇计算机，我手摇计算机的技术是相当过硬的，后来我练得比电动计算机速度可能还要快一点儿。第一块聚焦元件是陈能宽起的名字，叫坐标一号。这个坐标一号聚焦元件真正是中国自己的，而真正攻关的，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一代年轻大学生。第一次试验就证明，通过坐标一号聚焦是可行的。不过，当时在我们九院内部也有争论，因为这个问题在国外现成的资料里没有人给出现成的解法来。王淦昌认为这个问题还要探讨一下，陈能宽坚持可以走这条路。结果第一炮做试验就证明这条路是可通的，这是一个跃进。虽然没有达到坐标一号各个部位同时打在球面上，但说明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陈能宽是留美的博士，人特别好，有一次我们晚上算数据算得非常晚，一直算到午夜，他家在这，他也没回家。我倒没关系，因为我住单身宿舍，我可以陪着他算。那时候是饿着肚子算的，到半夜陈能宽感到有点儿疲劳了，我也疲劳了，他打开抽屉拿出一个窝头来，说这个是我晚饭省下的。他拿窝头分给我一半，说吃吧吃吧。我当时还不好意思吃，因为粮食定量那么紧张，人家陈能宽是很有名望的专家。他说不要客气，吃完了咱们还得算呢。结果吃完了以后又算，算完了大概是第二天了。陈能宽说他1947年出国的时候，轮船上所有不文明行为的警句，像不许随地吐痰不许大声喧哗之类的警告，都是用中文写，他挺生气的。那天他想去理发，船上的理发师说没时间，后来别人告诉他其实是不为有色人种服务，可是日本人例外。陈能宽说国破方知人种贱，他说咱们这事儿一定要干好，从振兴民族这一点来说也要干好。
陈能宽是在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毕业的，原来学的是矿冶系，1947年到美国耶鲁大学，学的是物理冶金系，随后在耶鲁大学念完博士学位，当时他做的毕业论文更多的是偏向金属物理，即所谓金属单晶体的换型形变工作。1950年他本就想回来，但是由于发生了朝鲜战争，中美关系紧张，中国留美学生回来很不容易，所以很多人在那时都没有回来。在美国留美的中国同学组织了一个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尽量争取得到美国社会上的支持。当时是麦卡锡时代，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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