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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纪实:596秘史-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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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绿灯。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怕出事故,怕伤人。幸好这一段没有什么大的事故,虽然产品质量中间出现一些问题,但我们从分析化验入手,最后从工艺上解决了。
  苏联断绝援助以后,许多技术资料也同样断绝了来源,铀矿冶所的人只好转向英文资料。郑群英说,这一段时间,整个国家配合得比较好,我印象特别深刻。我每天晚上拼命看英文书。部里得到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出版的一系列文件,也给我们好多帮助。因为,我们对铀标准不是那么清楚,看看美国标准和有关资料受到启发。当时有本书,叫《铀生产工艺学》,写得非常好,把美国原子弹生产、核原料生产解释得非常清楚,我把它看得滚瓜烂熟。当然这就要靠个人的发奋图强了。因为你要克服英文关啊,当时好多人已经把英文放弃了,像我就得重新捡起来。很快大批大批的英文文献需要看,看了以后,自己要去调研,再加上大家凑在一起讨论,一起摸索,就会有点儿创意吧。比如有一个设备,设计图纸就是我们自己弄的,是在摸索中设计出来的,加上不断地改进,结果挺成功。
  1960年11月,铀矿冶研究所用全民办铀矿时土法生产的重铀酸铵做原料,超额完成了两吨二氧化铀的生产任务。紧接着4号厂又用2号厂生产的二氧化铀做原料,于当年12月生产出了80公斤四氟化铀。几十年后,刘杰对他们的评价是,用简法生产搞出了二氧化铀,使国家研制第一颗原子弹至少提前了一年。

  第84节:第二十三章 虚惊一场(1)

  第二十三章
  虚 惊 一 场
  简法生产六氟化铀——想法很好;水平不低——铁道部长下令保证运输——磅称显示:3。3公斤——检验结果不合格原来是取样不对——“高级流浪汉”一觉醒来不知在哪个地方——简法并不简单——杀猪庆贺——差点漏掉一个项目
  先建铀浓缩厂生产铀…235,后建生产堆和六氟化铀厂,在六氟化铀厂未建成投产之前,铀浓缩厂所需的原料六氟化铀由苏联供应——这一点是当年聂荣臻率领中国代表团与苏联谈判时就明确了的。但过了两年,等到宋任穷和刘杰于1960年3月前往莫斯科,要求苏联原子能工业部长斯拉夫斯基按照协定提供六氟化铀时,斯拉夫斯基却改口说,六氟化铀现在苏联都不够用,难以供应中国。
  周恩来听了宋任穷的汇报,即于1960年5月23日给赫鲁晓夫写信,请求苏联为中国供应一部分六氟化铀,以保证兰州铀浓缩厂初期投产所用。随后宋任穷也给斯拉夫斯基写信,希望苏联能按照协定供应六氟化铀。但这两封信发出后,都石沉大海,苏联始终没有答复。一个月之后,二机部党组开会研究,认为必须抛弃依赖思想,彻底实行自力更生,抢时间把自己的一线工程建设起来。不久,苏联于1960年8月撤走全部专家之后,二机部考虑到原子能所内设有气体扩散试验室(代号615),拥有氟气电解槽,于是决定在那里简法生产六氟化铀。
  黄昌庆说,当时非常紧急,条件也很差。我们也没做过这个工作,领导上征求意见,说你们能不能承担这个任务?我考虑了一下,因为以前对于这个问题有所了解,觉得国家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承担这个任务。局里面有个王世盛,后来当局长了,他就把我的意见告诉了615的总支书记常勇,说黄工程师说可以承担这个任务。常勇很高兴,接着就向所党委去汇报,所党委接着向部里汇报。那时候刘杰是部长,就把这个任务交给原子能研究所承担,所里就宣布由黄昌庆同志具体组织技术工作。那时候,吴征铠还没有来,组织决定一个月内要把实验室建成,出产品,这个任务很艰巨。我把工艺提出来,其中遇到了一个困难,就是别的设备可以借用,原来有的东西拿来也能用,但反应炉这个东西,原来没有,非做不可。这个反应炉温度比较高,又要耐腐蚀,又要密封性好,不能漏水,漏出来不得了,当时,把研究所所有的仓库都找了,找来找去就找到一根铜管,别的耐腐蚀材料怎么都找不着。
  原先苏联设计的生产装置是两层炉子,可以控制三段温度,但615的人费了很大劲,翻箱倒柜才找到一根两米长的无缝铜管,只能根据这仅有的一根管子来设计,所以他们因陋就简,只能设计成一层炉子,控制两段温度。
  随后从复旦大学调来负责六氟化铀简法生产的吴征铠教授说,这个简法生产装置,是黄昌庆、李仲芳他们根据初步设计简化了的。本来应该是上下两层炉子,它有三段温度不同,现在简化成两段了。这个设计虽然简单,但想法很好,水平不低,是一个成功的设计。
  当时一般工厂只能电镀小的零件,没法在这根长2米、粗30厘米的铜管上镀镍。后来他们打听到山东有个仪器厂,能做这件事,就把铜管送去。那个厂非常重视,想尽办法,解决了镀镍的问题。
  黄昌庆说,只要铜管有了,反应炉这个主要材料基本上就有了,就可以具体设计。大机修的老李李仲芳是设计组组长,设备要在他们那里加工,于是就请他做结构上的设计。要求由我来提,具体制图由他们去做,做好了以后,耐腐蚀性还不够,铜还不行,当时也没更好的合金。要的合金那钢铁部门还没有呢,要花10万块钱试制费,得一年以后,可我一个月就要进车间,就要出产品啊,来不及。所以,后来大家商议,盯住镍,镍是很耐腐蚀的。当时参加讨论的人多了,二局的文处长,王世盛,都到我们那儿去,因为这是重中之重啊,都在一起做这个工作,铜管在山东镀镍以后要往回运,但是铁路上规定不允许,后来铁道部部长亲自下令,叫沿途铁路放行,放到客车里运,因为这东西是新的,没放射性也没危害,就下令从客车带回。带回以后,拉到我们实验室,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做了一个大罩,把它罩起来。再把原来615的一些能够用上的容器,全拉来。筹备阶段用了一个月时间。在第一次试用前,钱三强亲自到研究室去,给我们鼓励。我们没有干过,他怕我们没信心,就说,第一次啊,能出一克产品,就算胜利。那时候部长每个星期都找我们去汇报,只要有问题,立刻支持解决。生产24小时不能停,我们提出要人,部长立刻就指示工厂,把将来生产的全套人,总工程师、车间主任、工段长、老工人调来615参加工作。所里又从别的研究室抽调骨干技术人员参加。刘允斌是十室主任,他说你们需要什么人,我把最好的同志叫去支援。这些骨干力量业务上非常强,政治上也表现挺好。喂料工作有毒,有放射性,搞不好要死人的,他们不在乎。大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尽力完成这个任务,为国争光。有的同志,这一班工作完了,见下一班缺人,又连着工作。苏联专家曾经说过,搞这个工作,几年下来人就报销了。所以,工厂来的同志心中没底。第一次装料的时候,操作员把料送到设备里去,心里害怕得手发抖。大家都聚精会神地看这次实验行不行,副部长也亲自到实验室来了。管这个产品增加重量的老工人一看,装置底下的大磅称上反映出来了:3。3公斤!这说明有产品。赶快去实验室啊,化验一部分,证明是六氟化铀。这是1960年的10月11日。

  第85节:第二十三章 虚惊一场(2)

  黄昌庆说,这次实验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虽然还有问题,但证明我们的路线可行。但是,有人怀疑它的根据和可靠性,说我都不这么干,你干行吗?有不少人,包括有相当地位的负责人,看不起我们的工作。这是中国人自己搞的,你没有抄人家的这个那个就变成了没有根据,阻力相当大啊。一直到最后,生产任务完成了,产品要往兰州运了。一检查,质量不行,说615的产品不合格,不能用。这个事就大了。大家那样的努力,干了这么长时间,出了一个研制原子弹要用的产品,最后却说是质量不合格不能用。部党组对这事很重视,立刻下令,让原子能所检查质量。这一次找到我了,我了解了一下情况,什么不合格?原来做检查的人说镉化合物不合格。那不可能啊,你这样品是怎么取得的?一检查,所取的样品不能代表产品。一个容器几百公斤产品,要讲质量合不合格,就要说这几百公斤的产品合不合格。取样怎么取呢,他就取一点,因为这瓶子不能装满,装满不安全,所以,中间有点儿空气,空气里有六氟化铀、氟化氢、氟气等杂质,它们的挥发性整体比六氟化铀高。尤其他在这个空气里取样,一检查就说不合格。很明显,这个取样方法不对。我们商量的结果是要以几百公斤样品做标准,不能以瓶子上面就像汽水瓶上面那点儿汽水作样品。然后就每10公斤取个样,总的一平均,显示产品的杂质比规定的杂质含量低得多,这个问题就算解决了。部里批准,运到铀浓缩厂去,进入下一道工序。
  对于这一阶段的试验性生产,刘杰认为,原来习惯讲简法生产,实际上并不简单。我们所从事的并非一般的,而是尖端事业的简法生产。因此,简法生产的困难不但在于没有经验,而且还在于有许多特殊要求,如耐高温、耐低温、耐腐蚀,高真空度、高清洁度以及安全防护和产品质量等都有严格特殊的要求,这些特殊要求尤其是涉及产品质量的特殊要求,并不因简法而降低。所以,说起来是简法,其实里边有特别复杂的问题,都不简单。在当初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对产品质量标准要求从严,就必须加强化学分析工作。试验性生产产品质量不稳定,有生产工艺和操作问题,而没有成熟稳定的分析方法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白文治说,当时我们需要一个比较高一点的长于分析检验的专家型领导干部,钱三强推荐了两位。我看了这两位专家的档案,考虑各种因素之后,选中了陈国珍,因为他有教学经验,是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又有在一个新的领域勇于探索的精神。1962年5月,陈国珍动身到了福州,却碰上当地发大水,闽江水位大涨,铁路桥断,水淹福州,汽车几乎无法开行。刚到省交际处,还没有住下,碰上厦门市长,叫他赶紧一起回厦门,他只好又回去了。到8月份,他赶到了二机部。
  陈国珍到部里不几天,刘杰约见了他,在座的还有几位副部长和局长。刘杰对他说,我们争取1963年至1964两年内搞出原子弹,请你来负责杂质元素分析检验。原子弹一定要响,如果不响,首先检查设计有无错误,如果设计有错误,打设计者屁股。如果设计没错,而是杂质元素检验错误,就要打你的屁股。陈国珍说,我一定尽力做好,但指标你要定下来。刘杰告诉他说,指标已经有了,共有二十几个项目。
  陈国珍是分析化学总工程师,局里也想让他兼原子能研究所化学分析室的主任,使他有个实际的工作,更方便一些。白文治说,当时是一个星期六天工作日,他在原子能研究所三天,在通县矿冶研究所两天,在部机关一天,所以他到处跑,一天换一个地方睡觉。我们招待所的房子还没有盖起来,他家属又在厦门,所以住在外面。我听说后,马上找到他的助手侯卓,到西郊一个饭店去找他,他那时正在科学院开会,和化学家杨承宗住一个房间,杨承宗跟他开玩笑,说他是个高级流浪汉,坐汽车到处跑,一天换一个地方睡觉,一觉睡起来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也确实是这样,三个地方轮着睡,睡醒了一时弄不清究竟是在什么地方。陈国珍自己也说有一次他到铀矿冶研究所,中午到食堂吃饭,饭后有人领他到一个地方休息,他睡醒之后,怎么都搞不清自己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只好等人来接。
  其后,试验阶段暴露出的工艺技术和设备上存在的问题逐一得到了解决,并陆续开始了正式生产。
  在615乙取得初步成功后,1960年9月,二机部又在原子能所建了一个六氟化铀科研生产装置,命名为615丙,基本上完成了六氟化铀生产厂试车前的过关任务。这之后,六氟化铀大工厂也试车投产,满足了第一颗原子弹所用原料的要求。
  湖南衡阳有一个处理铀矿石第一道关口的水冶厂,无论是工厂规模还是人员的配备,在当地堪称第一,因此也叫湖南一厂。因为在这附近发现了金银寨铀矿和大浦铀矿,水冶厂便建在了这里。

  第86节:第二十三章 虚惊一场(3)

  刘坤说,刘杰原来是察哈尔省的省委书记,他那时候对我也知道一点儿。1960年调我到厂子来的时候,苏联专家刚撤走。那个时候厂子很乱,搞运动,厂长书记都撤了,许多中层干部也靠边了。没地方调人,只能靠现有的人工作,该解放的都解放了,后来才上了轨道。刘杰在一次会议期间,把我们厂五个人叫去,把工作交代了一下,说两年试原子弹,必须拿出来。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总参谋长罗瑞卿来了,和出席会议的同志见面。罗瑞卿非常严肃地阐明了完成任务的重要意义和不可动摇性,并指出,谁如果延误了时机,将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我一下子就感觉到重负千钧。我们厂处于龙头地位,必须提前完成任务,才能保证爆炸时间。原子弹要响,就要有燃料,要有燃料就必须去生产,我是第一关,我求谁啊?有十几个人是苏联学习回来的,我就跟他们谈。我那时候身体不行,血压有点儿高。两年拿出产品来,这个压力太大。我怎么办啊,我只有钻啊。
  建厂开始很艰苦,当时没办法机械化,主要是靠人力。湖南雨季雨水特别多,工地上特别泥泞,两只脚陷进去很难拔出来。刘敬裘说,当时我们没搞过,根本谈不上什么经验,比如说建设过程中萃取塔的问题,按设计要求,塔与塔之间要有一个垫片,少一个都不行。那你把这个垫片垫上不就行了?并不这么简单。因为垫片有多种,是用橡胶垫片还是用聚氯乙烯垫片?不知道。它里面是硝酸介质,还有一个有机项叫磷酸三磷脂,这些介质到底对这个垫片腐蚀、溶涨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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