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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家族全传-第8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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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宛平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同是这一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7人联名打电报给蒋介石:
  “庐山蒋委员长钧鉴:日寇进攻卢沟桥,实行其武装攫取华北之已定步骤。……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疏失。敬恳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成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7月9日,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等人率全体红军,打电报给蒋介石表示:“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名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
  由于卢沟桥战起,庐山训练团停办了,蒋介石留下办训练团的各省省长、各军总指挥及名流学者、大学校长等人,又把全国军政要人电邀到庐山,7月16日开始举行谈话会。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为代表,参加了庐山谈话会。
  7月17日,中国共产党人士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同国民党人士蒋介石、张冲、邵力子等在庐山举行会谈。此前中共代表已将一份题为《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宣言》提出了发动全民族抗战、实现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政治纲领。为了共赴国难,中国共产党提出如下四项保证: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发,担任抗战前线之职责。
  在与蒋介石的谈判中,中国共产党建议以这一《宣言》作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由国民党将其公开发表。但蒋介石表示只能承认陕甘宁边区,在红军改编之后的指挥权上仍坚持己见,坚持红军改编后的三个师直属行营指挥,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国民党方面指派。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对红军统帅机关名义问题暂作让步,但坚持“国民党不准插入一个人”的原则。拒绝国民党派人参与军事指挥。这时,蒋介石仍然“希望由和平的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因此,他对全面抗日尚未下最后的决心,故又把中共的提议暂时搁置起来。
  蒋介石一方面命令驻北平的二十九军抵抗日军进攻,一方面通过外交途径谋求和平解决,派外交部长王宠惠向日本提出书面抗议。同时,蒋介石从庐山致电桂林的李宗仁、白崇禧,声言中央已决心抗日,约李、白二人速赴庐山,共商大计。李当即复电蒋介石,表示“中央既已决心抗战,我辈誓当拥护到底,崇禧当即遵命首途,听候驱遣,我本人则暂留桂林、筹划全省动员事宜,一俟稍有头绪,亦即兼程北上,共效驱驰。”
  7月17日,蒋介石针对卢沟桥事变发表了较为强硬的讲话:
  “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继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
  蒋介石在7月17日的讲话中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7月27日,日寇向平津地区增调了约16万人的陆军部队和18个空军中队。至此,侵人华北的日军总数已达30万人。次日深夜,日军向我平、津两市大举进犯,二十九军虽英勇抵抗,终因长期以来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备战不足而致失利。7月28日至30日,北平、天津相继失陷。
  平、津失守后,蒋介石于7月31日发表了《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为其长期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进行辩解:“……这几年来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什么?实在为的要安定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黄帝子孙,只有齐心努力杀贼,驱逐万恶的倭寇。”
  蒋介石虽然认为抗日已到“最后关头”,但他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问题上仍是一再下不了最后的决心。8月9日,蒋介石针对7日中旬周恩来在庐山上交给他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最高国防会议,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席了会议。8月中旬,蒋介石与中共代表举行谈判,企图把宣言中的三项基本政治纲领删掉,只保留四项保证,周恩来拒绝了这种修改,并建议暂缓公布这个《宣言》。中共代表在谈判中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在红军改编后由国民党方面派任政治部主任的主张,坚决主张设立指挥部,并由朱德和彭德怀任正副指挥。
  正在这时,1937年8月13日,日军又发动了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总计投入的兵力达 20万人,大炮 300余门,战车 200辆,飞机300架,兵舰数十艘。日寇扬言,3个月即可灭亡中国。日军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直接威胁了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蒋介石知道单靠外交途径已经无法阻止日寇的进攻,这才下决心抗战。
  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抗战自卫声明:“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8月14日凌晨,蒋介石电令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对敌发动总攻击。此次淞沪抗战中,蒋介石先后调集了73个师参加作战,占当时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能够指挥的全部兵力的三分之一强。我国军队同仇敌汽,不怕牺牲、英勇抗敌,多次重创敌军,极大地鼓舞了上海和全国人民决死抗战的勇气。
  上海抗战进行中,蒋介石经常带领高级将领们亲赴前线督战,这一时期,蒋介石抗战的决心是非常坚定的。由于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上海保卫战坚持了 3个月之久,至10月底,日军死伤数字已达4万余人。这一数字是日本陆军省自己公布的,多半是大大缩小的。由于日军武器先进,火力凶猛,因此参战的中国军队伤亡更为惨重,达到近30万人。由此可见上海抗战的激烈程度。
  在上海抗战中,上海人民发扬了革命传统,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工、学、商、妇女、华侨等各界群众和爱国人士都积极参加了抗战工作,一时间救亡协会、战时服务团等民众支援抗战的团体纷纷成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形成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军队作战。
  中国参战的广大官兵,在极度恶劣的条件下,以落后的武器装备抗击日寇,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如守卫宝山的一个营,在敌人优势兵力的攻击下,坚守两昼夜,无一人后退,最后几乎全部殉国;坚守苏州河北岸四行仓库的以谢晋元副团长为首的800名壮士,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激战四昼夜,最后奉命撤入英租界。
  8月14日下午,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率27架战斗机与日寇13架轰炸机激战于杭州上空,一举击落敌机6架,而我空军无1架受损伤。此役成为抗日战争中空战史上最辉煌的战例。后来,根据宋美龄的建议,以每年的8月14日为国民党军队的“空军节”。
  8月19日,蒋介石表示同意共产党关于红军改编问题的主张。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正式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并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下辖三个师、第…一五师师长林彪;第一二O师师长贺龙,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全军共3万多人。红军改编后,即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8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主要内容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4)改革政治机构八5)抗日的外交政策;(6)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7)改良人民生活;(8)抗日的教育政策;(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l)抗日的民族团结。这个纲领全面地体现了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主张。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该社发表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蒋介石在谈话中说:
  “此次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与红军,皆为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且均与本党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相符合。而其宣称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更足证明中国今日只能有一个努力之方向。余以为吾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
  蒋介石以上的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蒋介石当时的态度,固然反映了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仍然坚持其国民党必须凌驾于其他党派之上的态度,但毕竟是其态度转变的一个明显标志他终于同意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这一基本纲领了。
  中国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公开发表,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开始。10月2日,国共两党谈判又达成协议,将原在南方坚持革命游击战争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政治委员,在大江南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改编后的工农红军,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指挥部的统帅下,立即开赴抗日前线,一路北上,迎击日寇。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一五师在晋北平型关伏击日军板垣师团一部,歼敌1000余人,取得了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军队的第一次大胜利,并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此役起到了灭敌凶焰、稳定战局的作用,扩大了中国抗战在国际上的影响。
  日寇扬言“3个月灭亡中国”,可是,在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下,一个上海就打了近3个月。上海抗战对整个抗日战争是极具军事、经济和政治价值的。对日本而言,上海抗日战争更挫败了日寇“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
  坚守上海的作战计划,是蒋介石亲自制定的。虽然有前敌总指挥,但作战的主要部署都要由蒋介石亲自决策。按原作战计划,上海抗战如果失利,到10月底,我军主力应撤退到吴江。福山一线,并以有力的一部占领江阴、无锡、海盐之线。这两条线是蒋介石于1934年至1936年投入四个师的工兵团,用两年的时间构筑的阵地,轻重机关枪掩体星罗棋布,全是钢筋水泥做的,还有许多半永久性的工事。如果及时撤守到这两条线,一方面可以节约兵力,使部队得到补充和整训;另一方面还可以迟滞日军的前进,以空间换取时间。这样,虽然丧失了上海等部分领土,但我们是个大国,有足够的回旋余地,可与敌人进行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按照当时的情况,这是我国抗日战争的上策。
  参加上海作战的中国军队,到了1937年10月中旬,每个师大部分伤亡过半,每师所存人数,多的不过三四千人,少的只有两三千人。这时上海的浏河、阂行、江湾、闸北、真如等地已被日军占领,中国后方又无兵力增援,敌我战斗力悬殊,我军疲惫不堪,已很难支持。再苦撑下去,只是徒然消耗兵力而已,对战局不利。但蒋介石严申命令:擅自撤退,军法从事。前线指挥官都不敢报告真情实况。蒋介石偶以电话盘询前方战况,部下多诡士气旺盛。倘有直陈实情者,即遭蒋介石训斥。到了10月末,守卫上海的中国军队已无法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大本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和作战组组长刘斐向蒋介石再三苦谏,说明上海会战应适可而止,即时向吴福线和锡澄线既设阵地转移,以便更好地打击敌人和保存我军的战斗力。蒋介石这才同意了这个意见。
  但在下达转移命令后的第二天,即11月1 日,蒋介石突然召集一次紧急会议,说根据外交部的意见,九国公约国家要开会了,只要我们在上海继续顶下去,九国公约国家就可能会出面制裁日本。因此,蒋介石要收回撤退成命,要各部队仍回到阵地死守。白崇禧、刘斐表示反对,指出部队已开始转移,在敌人的强大压力下要部队再回到原阵地,一定会引起混乱,后果将不可收拾。蒋介石坚持不肯,并于当天夜里带领着白崇禧、顾祝同等人,坐火车到了南翔,在一个小学校里召开了师长以上将领参加的会议。蒋介石讲了40分钟的话,他首先对前线官兵的英勇作战加以表扬和鼓励。紧接着他就说:“九国公约会议将于11月3日在比利时首都开会,这次会议对国家的命运关系甚大。我要求你们做更大的努力,在上海战场再支持一个时期,至少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利的同情和支援。”同时他又说:“上海是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基地,如果过早放弃,也会使政府的财政和物资受到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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