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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列茨科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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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9年起担任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员的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在该集团军生活中起了杰出作用。当时在我国谁不知道有这样一位统帅！十月革命前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后来任工人支队政委和游击部队指挥员。国内战争年代任师长，还担任过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总司令、共和国军事部部长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至1922年）、军长、列宁格勒筑垒地域司令和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要工作人员（至1924年）、广州中国国民政府总军事顾问（至1927年）、乌克兰军区副司令（至1929年），以上就是布柳赫尔在军内和政府内任职的基本情况。从他开始帮助孙中山组建中国人民国民革命军和组织反对内部反动派的斗争以后，在国际上也是有名望的。
布柳赫尔在中国工作期间化名加林。在外国称呼这个名字时，定的是另一种音——加伦。法国电报局很想来这里弄个水落石出。电报局的通信人员很快发现在孙中山身边有一个身体很结实的人，他就是孙的总军事顾问。此人外貌很像欧洲人，经常面带笑容。这位提出高水平建议的外国人到底是谁呢？有传闻说，他是一位退役将军，名叫加伦。法国总参谋部的工作人员在军事人员查询处仔佃查找了这个名字，回答不了记者提出的问题。结果也只能耸耸肩。当时细心的报界工作人员着手从另一方面来寻找，终于发现，这个神秘的外国人不是别人，而是苏俄国内战争时期的一个英雄，他是应孙中山博士的邀请来中国的，他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治顾问、布尔什维克M ·M ·鲍罗廷、武官A ·и·叶戈罗夫和军事顾问伊万诺夫斯基（A ·C ·布勃诺夫）同属一个小组。
在苏联，布柳赫尔的名字是家喻户晓的，他的威信也很高。谁在1918年9 月在我国第一个荣获红旗勋章？是布柳赫尔。谁在中东铁路冲突期间反击了国民党右派队伍中的冒险分子？也是布柳赫尔。
1930年4 月设立红星勋章。第一枚红星勋章的荣获者又是布柳赫尔。那时还设立了列宁勋章，他又是首批获得这种苏联勋章的人员之一。那几年，荣获勋章的人是不很多的。只要看看集团军级指挥员军服上戴的五枚红旗勋章，你就会明白，党和政府对他的活动作出了什么样的评价。正好在1935年，我第一次和他见面的时候，他荣获了苏联元帅军衔。我们的结识是从互相吐露往事开始的，因为很容易地找到了共同语言。布柳赫尔是雷宾斯克的一个农奴的孙子、贫农的后代、梅季希工厂和索尔莫沃工厂钳工。幼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情况同我相近。我是扎拉依斯克的一个农奴的孙子、贫农的后代、莫斯科和苏多格达工厂的钳工。
作为军事首长的布柳赫尔，依我看在很多方面都像乌博列维奇。他采用了与后者大致相同的方式方法组织部队训练，经常进行战役战术演习，并作很有教益的讲评。他组织了军区和数个兵团规模的军事导演，并且时常在有总参谋部高级代表指挥的情况下亲自参加这些导演。他设法利用一切机会来训练部队和兵团，偏重的不是办公室或练兵场上的理论，而是按近似实战的实践。他认为红军的政治教育具有重大意义，而且特别强调，必须教育红军指战员树立我军胜过日军一筹的战斗优越感，但又不允许有轻敌情绪。
他同乌博列维奇又多少有些不同。布柳赫尔对下级既不放松教育又不严厉过度，他经常爱开玩笑，很平易近人。但亲近他的人认为，这些特点完全是一些外部表象，实质上他们两人并无原则上的区别。总的来说，乌博列维奇精神要集中一些，好象更有条理一些；布柳赫尔则是一个比较豪放开朗的人。但他们两人都具有军事统帅应有的最重要的素质——思路开阔。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员正是在这个方面始终要想方设法冲破老一套解决问题的框框。他无限地信任我，几乎从来没有检查过我的工作，我相信，他任何时候对这一点也不会懊悔的。至今在我的眼前还有他那粗壮清晰的字迹，工整的签名和签名后面必不可少的一点和一道。至今还能听到他那响亮的声音：“基里尔·阿法纳西耶维奇，你看下个月我们将从何做起呢？”
当时，我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第一，要研究部队的配置、工事构筑和保障问题以及在紧急情况下的任务。发现哪些东西不能适应形势和越来越高的要求，就地找出正确的解决办法。第二，详细研究关东军针对苏联远东地区进行的一切活动。第三，很好地研究远东战区，其方法是到本战区的陆上和海上区域去进行野外旅行作业和现地勘察。同时，还应着手研究主要方向，尔后再研究一般性的问题。在野外旅行作业和现地勘察中，要在掌握远东边远地区军事勤务上，尤其是在构筑道路、桥梁、通信线路、仓库和设立修理机构上，确定首要任务和后续任务，而在最重要方向上，还要在构筑防御工事方面确定首要任务和后续任务。当我要求早已在那里工作的同事提供情报时，可以获得很多情报。当然，不能尽如人意的一些感觉也是有的。这可能是因为不能亲眼通观全部材料造成的。
我决定去找布柳赫尔商量一下。他很快就理解了我。并建议我把司令部的日常工作推迟一段时间再搞，也可将这些工作交给我的副手，我自己则着手全面研究远东地区的情况。于是我们草拟一项详细了解远东地区的计划。我将计划送给布柳赫尔看。他不仅赞同这个计划，而且在勘察作业时常常亲自指导和帮助我。
第四，对我来说，要紧的是研究远东的通史，尤其是远东战区的战史，包括政治方面和军事方面的内容。我对研究战争的起因和发动战争的方法很感兴趣，侵略成性的日本军队发动的战争尤其是这方面的研究重点。这里顺便提一下，日本一定会对敌方主力采用突然袭击的方法，这就要求我们部队保持经常的战备状态。还要研究对日战争中战斗活动的进程、战役方向，并探讨许多其他问题，甚至包括邻国的经济问题和有特色的民间风俗习惯。因此，我常常久坐读书，翻阅各种参考材料，直至深夜。
从清晨起我就开始搞日常业务，如指挥员的作业和集训的准备工作，战术演习和联合演习的准备工作，以及部队的人员补充和各种给养的保障等。研究营房、食堂、各种车场和其它设施的修建问题，以及扩建远东地区的军事工程设施，都要花很多时间并要有创新精神。为落实各项措施要消耗大量的物资。我们都想多搞一些，但可能性有限。布柳赫尔非常细心地听取所有的建议，我们俩人要花很长时间寻求最正确的解决办法。我同布柳赫尔最后一次关于军区工作的长谈是在莫斯科进行的。当时我们是去莫斯科参加国防人民委员召集的工农红军高级指挥人员专门会议的。
可怕的事件迫近了。亚洲和非洲的战争策源地燃起了熊熊战火，在变化了的新形势下，必须确定加强红军的最重要方针，把重点放在掌握现代化的技术装备上，并准备将红军建设的混合制逐步过渡到建设一支有足够数量的基干正规军。这次会议开过后不久，我就患了咽炎，治疗了很长一段时间。而出院后，我再返回远东已不可能了。
后来我以应邀参加大型军事演习的我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的身份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和捷克的关系愈来愈好。我们了解了捷克的工农业情况，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道路维护得非常好，人民生活井然有序，这些都特别引人注目。捷克的军队已按现代化标准装备了新式武器和技术装备。正像大演习所显示的那样，可以认为捷军已完全做好反击侵略者的准备。只是由于拒绝同苏联红军共同作战以及英法政府的慕尼黑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才把这个国家变成了法西斯德国的牺牲品。
保卫马德里
巴黎通向巴塞罗那。马德里的现实。在利斯特尔那里作客。结识卡瓦列罗。坦克开到了！别尔津在工作。一些旅的组建。无政府状态的代价。特鲁埃尔与纪律。米亚哈的两个人。亚历山大·罗季姆采夫。
1936年秋……西班牙共和国正在进行反对法西斯叛军的殊死斗争。二十七个欧洲国家关于不干涉西班牙事务的协议成了一纸空文。德国和意大利公开为佛朗哥分子提供武器、装具和人员，准备进行干涉，以便把比利牛斯半岛变成又一个法西斯基地和他们的桥头堡。而英法两国政府阻挠西班牙共和国从国外获得武器，实际上是参加了对西班牙人民合法政权实行秘而不宣的军事、经济封锁。在共和国处境艰难的岁月里，开展了一场国际上支持共和国的运动。苏联人在这场运动中是极其重要的一员。我国载有粮食、装具和武器的船只从黑海港口驶往西班牙海岸。我国志愿人员和军事专家也乘轮船、飞机、火车来到西班牙。他们竭力帮助几乎没有正规部队的共和国建立正规军，击退反动派的联合部队，在法西斯的进攻下保卫首都马德里。
10月初，叛军开始从四面进攻马德里，而法西斯的地下组织——“第五纵队”则加强了它在城区内的活动。10月12日，西班牙人一年一度地庆祝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就在这一天，在托莱多的叛军头目佛朗哥将军准备带领自己的部队以分列式通过马德里的广场和街道。西欧各国报纸充斥着来自法西斯方面的种种报道，如说共和国政府不可避免地即将倒台，马德里与阿尔巴塞特和巴伦西亚之间最后的通道即将被切断。西班牙首都大概已处于敌军的包围之中，等等。
当我们苏联志愿军的两个指挥员——我和Б·M ·西蒙诺夫上校坐在沿莫斯科—柏林—巴黎这条铁路线去西班牙共和国的火车上浏览新近出版的报纸的时候，心中充满了焦虑不安的情绪。马德里真的已陷入包围了吗？或者这不过是资产阶级新闻记者的又一个谎言呢？
窗外的景色在变换着。我们驶过了波兰贵族、地主的贫瘠土地，消失在后面的是波德边境线，这时在眼前闪过几块德文标牌，上面标有：某某月台，售票处位于某处，军代表办事处位于某处，离某某地方的饭店若干公里，车站的方向，旅客散步时间为多少分钟，等等，柏林到了！
在去巴黎途中，使我们特别感到不快的是隔壁包间的一位太太，我们每次从旁边走过时，她都要瞧上一眼，莫非她是监视我们的？这一猜测是对的，但全然不是我们所设想的那样，抵达西班牙时，我们同另一批苏联指挥员又一次遇见了她，在那里才搞清楚，她是护送我们的，是保护我们平安到达的。
在巴黎，我们住在苏联大使馆，而首先要了解的是关于西班牙局势的新闻。同志们向我们传达了他们当时掌握的全部情况，但提醒说，这些情况是极不充分的，应该看成是初步的。的确，后来我们在西班牙查明，许多情报只是大致可靠，另一些则已过时。同资产阶级报载的新闻相比，大使馆的情报看来是非常乐观的。而真相则似乎是介于两者之间。
我们对巴黎感兴趣的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我们想借此机会观赏一下城市的名胜古迹。但由于时间有限，每次游览只能抽空进行。第二，我们手头缺少很多东西，据大使馆一位工作人员解释，这些东西在西班牙是必备的。因此不得不到商店走走。我们对法语懂得很少，况且在行动上要尽量做到不引起店员的怀疑，使店员难以从我们所买的东西上猜出我们是干什么的，向何处去。所有这一切给我们带来了不少麻烦。第三，因为不能往家写信，所以希望买一些“有意义”的纪念品，让自己的妻子猜到，这是丈夫寄回来的，他们身体健康，大使馆答应立即把这些礼物寄走。
我们很快地从巴黎抵达图卢兹。与肥沃的法国中部平原接壤的是地形平淡无奇的中央高原丘陵，随后便出现了绿色的加龙低地。从图卢兹开始，当地火车以慢得多的速度驶向西班牙边境。丘陵越来越高，土壤越来越干燥，植物也越来越少。后来，整个地平线被山脊遮住了。这是比利牛斯山脉，它的那一面便是西班牙。到了一个新车站，休息了片刻。
大概有人在等我们。有个人来到我们跟前用法语问：“你们是干什么的？”后来他又一次用带乡音的俄语问道：“你们是俄国人吗？”他向山脉方向指了指并朝前走去，我们跟在他后面。虽然走了不多一会，但路比较难走。最后，这个人终于停了下来，向后指了指说，“那是法国”，然后又指了指脚下说，“这是西班牙”我们就这样越过了边境。
我们去巴塞罗那乘坐的已是西班牙火车。铁路无人维护。在起初一段路上列车空着一半。几乎没有遇到携带武器的人员。车轮悠然地咚咚作响，车厢的刹车装置不时地发出吱吱的声音。像是在别墅里漫步，没有感到战争的存在。但是，当列车离开加泰罗尼亚山脉，沿海岸奔驰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车厢里坐满了穿卷袖冬上衣的吵吵嚷嚷的青年人，提着奇形怪状篮子的农民，穿着无可挑剔的小姐。圆形软帽、圆而高的制帽，无政府主义者的绦带和小旗、手榴弹和手枪开始在眼前闪现。
在巴塞罗那，我们遇见了苏联领事B ·A ·安东诺夫… 奥夫谢延科。最初我与他相识是在1924年，当时他是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而现在我马上就认出了他：稍带微笑的大咀，尖长的“鸭咀式”鼻子，眼镜后面是一双近视眼。此人的经历既丰富，又复杂。作为十月武装起义时期的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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