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列茨科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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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在法兰西的一些战斗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当时进行的是阵地战，使用骑兵是不适合的。有人开始说，骑兵作为一个独立兵种，行将消亡已经是为期不远了。可是在我国爆发了内战。前方和后方这两个概念时常会颠倒过来。用铁丝网障碍物掩护的绵密的战线通常是不存在的。战争具有运动战争的性质，有大量军队进行远距离的调动，因而骑兵又重新复活了，重新发挥它的重大作用，有时能够决定会战的结局。我们暂时还没有什么值得夸口的地方。截至1919年6　月，红军南方面军在骑兵的数量上较邓尼金大约少五分之三。
　　从友军得到帮助已经无望。保卫察里津的第10集团军好不容易才击退了弗兰格尔分子的骑兵兵团。该集团军的布琼尼骑兵军后来被调到第9　集团军的阵地。配置于西边的第8　、14和13集团军甚至没有力量挡住经乌克兰跋涉而来的白卫军志愿兵的各个团，也没有力量去平定马赫诺的叛乱。
　　第14师作战地带内的战斗行动发展如下：5　月中旬第2　旅位于叶卡捷琳尼斯卡亚镇一带。南边靠近乌斯季贝斯特里亚斯卡亚的是第：旅。再往南北顿涅茨河注入顿河的河口处是第3　旅。5　月24日顿河哥萨克白匪第2　军的一万二千五百名步兵和骑兵向我右翼发起了冲击。几支仓促组建起的混成支队前来增援第2　旅，不仅打退了敌人的冲击，并且冲入叶卡捷琳尼斯卡亚镇。白匪斯塔里科夫将军被击毙，敌人一片张惶失措。
　　然而，更北面的我第23师没有支持住，撒了下去。于是哥萨克绕过第14师，把它压向顿河。为了不被装入“口袋”，必须采取行动，或者强渡顿河，与自己的集团军脱离，往南撒向第10集团军正在作战的马内奇河一带，或者紧急撒回已经向北移去的整个第9　集团军的战线。最后选择了第二种方案。但是还没来得及组织撒退，6月2日顿河第1　军的七千五百名步兵和骑兵就向我第3　旅冲来。在前一天晚上，一名负责修建渡口的师工程军官叛变投敌。他供出了警卫部队和第3　旅主力的位置。敌人迅速将第3　旅包围。红军勇士们都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据几个从哥萨克手中逃脱的人讲，当得知援救的希望破灭时，旅长谢苗诺夫、团长库兹涅佐夫和政委们为了不落入敌手全部殉职了。没有一个人向白匪投降。
　　于是，我在前面已讲到的撒退开始了。6　月4　日在莫罗佐夫斯克我们几乎损失了全部火炮。在齐尔河和库尔塔拉克河之间的草原上，经过多日的激烈战斗之后，6月13　日我们终于接近了顿河中游。又过了两天追上了第23师。这时我们队伍中的战士已经所剩无几。而马蒙托夫的哥萨克人都越来越猛烈地从后面逼近我们。我们一些零散的同志在草原上艰难跋涉寻找自己的部队时，落入了白匪的魔掌。当我们得知以师政治部主任丘贡诺夫为首的政工人员牺牲的消息后，深为悲痛。
　　第14师的后卫当时在谢列布良科夫车站附近甩掉了敌人。师长斯捷平和往常一样，这时与担任后卫的同志们在一起。其中还有我们司令部的几位指挥员。我们处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炮弹几乎就在身边爆炸。我在一次爆炸时被震伤。斯捷平看到我的情况后，向我说了一些什么，可我什么也没听到。于是他指了指附近的一个村庄，并拉起我的马缓指着那个方向。只好到那儿去了。我勉强骑在马鞍上。看情况射击似乎仍在继续，只不过我暂时被震聋了，什么也没听到。只是当马因为害怕附近的爆炸而向一旁躲闪时，我才稍有察觉。
　　突然我的马躺在了地上，我好不容易才从它身下把脚抽出来。原来马被弹片击伤了。马在地上抽搐了几下，向上跃了跃，又重新倒下去了。我好不容易才勉强走到村庄，跨进了第一所屋子。在正房的床铺上躺着一位妇女，她作了个手势不让我靠近。看来她正患斑疹伤寒。旁边有一桶牛奶。我没敢动它。只作了个手势表示想喝水。那位妇女向外室指了指。在那里我找到了净水，当我刚一喝饱，全身都瘫软了。哥萨克随时都有可能闯进村来。我在台阶上稍稍坐了片刻，便挣扎着慢慢向铁路方向走去。一到车站我便倒在了横七竖八的圆木堆中。
　　我躺了一会儿，然后站起身来，感到又重新能够听到声音了。开始时我只能辨别出机车的汽笛声，尔后我又能听出个别人的说话和喊叫声。一列火车在小车站停了下来，从车厢里下来一些红军战士。我认出这是从察里津开来的步兵营，他们是担任守卫通向波沃里沃方向的铁路的。我向营长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便命令他们在土丘上设防，从南面掩护车站。当步兵刚刚沿土丘散开时，我就望见了斯捷平和副官骑马奔驰而来。“这是什么部队？”他问道。我报告了这是些什么人和我下达的任务。师长对我的命令表不赞同，吩咐尽力守住高地后就走开了。不久就出现了白匪。我们用齐射数次打退了他们的进攻。这时子弹已经打光，再没有什么可用来射击的了。而在侧翼远处，影影绰绰地出现了敌人的骑兵。战士们立即跑回钻进车厢里。列车向北开去。营长让我跟他一起走，我没有去，因为我决定检查一下这个地区，看哪里还可能有我们的分队。在小车站后面有一匹不知是谁丢下的马正在吃草。我便骑上它向前边的哥萨克镇奔去。
　　我很快来到了一道深沟前。不论我怎样赶马，马都不愿下沟。我环视四周，发现哥萨克白匪已经不远。于是，我不得不扔掉马，滚下深沟，爬进了灌木丛中，我数了数七连发手枪的子弹，决心把子弹打光，绝不活着当俘虏。哥萨克匆忙地上下搜索，还一边骂着：“政委这家伙钻到哪里去了”。他们的叫骂声听得一清二楚。后来不知谁喊叫说，看见了一辆四轮马车，于是骑兵侦察队急起追赶马车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从沟底爬了上来，向四周望了望，便向最近的一个村庄走去。我从堆放干草和木柴的板棚旁绕过了住宅，开始观察。只见街上停着一辆大车，车旁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我认出来了：当我初到第14师时，我曾在这位同志家住过一宿，他是管理炮兵给养的。我叫了他一声，他向我挥了挥个也喊了一声，让我赶快到他那里去。原来骑兵侦察队正在追赶他们。于是我们迅迎套上马车，离开了村庄。
　　走了几俄里，就看见了我们向北撤退的部队。我被安置在马车上后，就陷入了昏迷状态。这样不知道躺了几个小时，等神志清醒过来时，我们已经到达谢列布良科沃车站了。我用凉水冲洗了一下全身后，随即着手了解周围的情况。
　　我师的一个旅正沿铁路向潘菲洛沃撤退。另一个旅据说在先诺耶村庄一带。集团军司令部政委彼得罗夫委托我先给斯捷平送去一车炮弹。然后再去先诺耶把该师的准确位置搞清楚。我把大车派出后（后来我了解到大车按照指示到达了目的地），就拉出一匹马寻找旅的下落了。这是一次名符其实的超越障碍的跑马。有几回我不得不在沟壑中藏身。一直等到哥萨克骑兵侦察队消失为止。在先诺那附近，我碰上了一队哥萨克的侦察员。我决定冲过去。主要不是依靠军刀，而是七连发手枪。我放开马全速奔跑，并用手枪向哥萨克射击。虽然我的手被军刀砍了一下，但到底冲过去了。当我甩掉哥萨克时，已经离村庄很近了。
　　在先诺耶见到了第9　集团军司令员弗谢沃洛多夫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两位委员。司令员开始向我询问。我们进行了一次永远铭记在我心中的谈话：
　　“您是谁？”
　　“第14师参谋长助理梅列茨科夫。”
　　“到这儿来干什么？”
　　“查明我们旅的位置。”
　　“从哪里来？”
　　“从谢列布良科沃车站。”
　　“往那儿去的路好走吗？”
　　“太糟啦。我看见室外有您的汽车。坐车走不过去，雨后道路太泥泞。”
　　“嗯，没关系，会过去的。周围安静吗？”
　　“到处都是白匪的骑兵侦察队，远处我也见到了较大的骑兵支队。”
　　“不可能，你说谎！”
　　“怎么是说谎？我刚刚同一队骑兵侦察交过锋，勉强才得以脱身。”
　　“您哄骗我。您是胆小鬼！现在我就坐车从这条路上走过去。那里连一个白匪影子也没有，白匪可能在谢列布良科沃，但不在这里。瞧，我们就要炮轰他们了。”
　　“这样走不行，难道您想要当白匪的俘虏吗？如果是这样，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占据谢列布良科沃的不是白匪，而是我们的人。请允许我走好吗？”
　　“走吧！”紧接着是粗暴的脏话。
　　随后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两位委员也走了出来，并责备我说：
　　“难道可以这样同集团军司令员说话吗，会把你关禁闭的！”
　　我回答说，关的不会是我。如果他准备像他所说的那样去作，那被关起来的可能是另外一个。驻在谢列布良科沃的是斯捷平指挥的旅。集团军司令员想向他们射击。他们会判明，射击是从这里发出的，如果再发现村庄前的田野上有白匪，就会误认为这里也是白匪，就要予以回击。这样一来，在自己人之间就要发生冲突了。
　　“您收起这些话吧！”一位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Б·Л·米哈伊洛夫说，“我们是在郑重地警告您！”
　　这时集团军司令员从室内走了出来，爬上和教堂并列的钟楼。我看出，他现在真的要发出射击的信号了。我请求米哈伊洛夫允许我从一侧绕过田野，穿过树林到车站去，并尽快同我们旅和谢列布良科沃的政委彼得罗夫取得联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听到我说在车站看见了彼得罗夫，就立即改变了腔调，并表示同意我去。我刚骑马跑到树林，炮兵对射就开始了，幸好这时我看到彼得罗夫手持司令部旗子在树林边缘奔跑。我拦住政委以后，向他讲述了发生的事情。于是他转回钟楼去说服司令员，我则到村庄的另一头去，在那里找到了旅部，并向该旅旅长说明如何更好地选择道路。不久就得到命令向波沃里诺撤退，这样我们就出发了。
　　一路上尽管我非常生气，我还是始终沉默不语。而其他人则下停地在谈论刚才发生的事。不少人是亲眼目睹的，但谁也不明白，为什么司令员还没有了解清楚，就想经过哥萨克白匪的头顶（从钟楼顶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们）炮轰连他自己也看不清楚的队伍，何况还有人告诉了他，那是自己人。对于我，尤其使我愤怒的是，我们又在作莫名其妙的退却。“向波沃里诺”——这是什么意思？要知道整个集团军在一个车站上是摆不开的。谁来掩护诺沃霍佩尔斯克？谁来掩护叶兰？谁又来掩护去巴拉绍夫的通路？为什么我们不采取自卫警戒措施，不建立中间防御地带？从谢列布良科沃向北缓慢行进，时间已经够长了，即使命令执行得准确，但这个命令是我们所需要的吗？也许是我从自己这个矮小的了望台上根本看不到全面，而集团军首长看得更清楚些？
　　接近黎明时，由于我一路上手握缰绳，在马鞍上摇晃，开始打起盹来。突然间我觉得有人晃我的肩膀，睁眼一看，是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
　　“您从哪儿得知弗谢沃洛多夫准备叛变？”
　　“什么叛变？”我没有听明白。
　　“您不要隐瞒，把您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您有什么材料吗？”
　　我仍然不能理解，他们具体指的是什么，心想，他们回到了昨天的事件上来。就说：
　　“随他们的便，我说了我心里想的。如果有人做了错事，对我们的事业有损害，又不倾听下边的意见，那他客观上就是帮助了敌人。当然，这和叛变也相距不远。”
　　“现在为这件事难过已晚啦。”米哈伊洛夫咂了咂嘴唇，“他在白匪那儿！小伙子，你别生气，你说：你从那儿知道的？”
　　司令员跑啦，叛变投敌啦！原来是这么回事！现在明白了，为什么他昨天的行为那样可疑。大概很早以前他就企图叛变，不然的话，第9　集团军在撤退时战斗队形的编成将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我由于完全出乎意料而惊讶不已，慢慢地才适应了这个可怕的消息。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两位委员仍然想从我口中间出某些消息。一场军事法庭对事件的审查看来是不可避免了。他们和叛徒在一起，而且不是一天两天，对叛变却疏忽了过去。他们将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或者完全有可能被开除党籍。遗憾的是，我不能帮什么忙。我一字一句地又一次重复了昨天同弗谢沃多夫的谈话。司令部的书记员马上将我说的话记录下来，我们都签了字。从那时起我连这件事的细节也记住了。
　　接近中千的时候，我接任了步兵第1　旅参谋长的职务。我师的一个骑兵团也配属给我们，命令我们从敌人手中夺回头天夜里哥萨克白匪夺走的丘马科夫斯基村庄。他们挡住了我们去波沃里诺的道路。必须把敌人从阵地上赶定。顿河人沿树林边缘在炫耀矫健的骑姿，企图引起我们从事无组织地仓促行动。而我们却沉着地进行着攻击的准备。于是敌人决定先发制人，自己投入攻击了。
　　哥萨克们将长枪斜挂在马上，呐喊着向前冲。步兵动摇起来了，需要鼓励鼓励他们的士气。骑兵团还没来得及展开，有一翼已勒马停止前进。为了使另一翼尽快地突向前去掩护步兵，旅长、旅政委叶弗宁和我跑到了骑兵队伍的前面，用刺马针向马刺了几下。根据哒哒的马蹄声，我感到红军的骑兵正紧随着我们急驰。开始我们三个并排奔跑，后来马自己以全速奋力疾驰起来，我的马看来比其他马更善跑。它猛力一冲把我带到了队伍前面，而其他的马则要数分钟才能冲上来。在奔驰中我一面用纳甘式手枪射击，一面躲闪瞄准了我的哥萨克长枪。哥萨克们飞快地从我身旁闪过，其中有一个猛然从背上抽出卡宾枪来，几乎是迎头向我射击。我感到小腿象烧伤的一样。把脚放在马镫内已感困难。有两个同志看到我要从马鞍上掉下来，当即把我扶住，抬到一旁，然后剪开马靴，草率地包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