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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军司令笔记 作者: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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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系列周密的勘察以后，方面军军事委员会认真地审查了炮兵进攻的整个计划。一批卓越的炮兵军官参加了会议，既有我们方面军的炮兵，也有配属给我们部队的炮兵。他们中有这样一些年高望重的将军，如突破炮兵军军长П·М·科罗利科夫和Л·И·茹霍夫，他们具有良好素养和丰富经验，以及在多次进攻中得到锻炼的突破炮兵师师长В·Б·胡西德，С·С·沃尔肯施泰因，Д·М·克拉斯诺库茨基，В·И·科法诺夫等。
在回忆这次会议的时候，我自己都很惊奇，在一天的时间里，我们竟能讨论这么多极为复杂的问题。其实，那时我们并不知道七小时工作日，如果按现在的工作日讲，那么，我们的会议实际上开了大约三天。
在计划炮兵进攻的时候，我们尽量以强大火力不断压制敌防御的整个战术地幅，和实际上配置在18—20公里纵深处的敌浅近战役预备队。在此之前，我们已搜集到准确的侦察情报，敌人的整个防御，事先经拍照，而那里最近发生的变化，又立即作了标记。简单地讲，在敌人占领的区域内，我们划定了一个纵深为18—20公里的区域，作为全部炮兵对敌压制区域。
为了可靠地压制某个区域，需要多少发某种口径的炮弹，我们有个计算，但我不想以此麻烦读者。所有这些，我们是完全根据炮兵的深奥道理计算的，无疑，后来德寇在这方面是吃够了苦头的。
但是，会议就是会议，它好像提出了计划的一个总的轮廓。然而，该计划还要传达到最下面，直至团炮兵群。我们没有放过研究所有细节，我们认为、既然上级炮兵首长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就应该使这些经验为炮兵营、连所接受，应该像通常说的，使它传达到基层。同时，它不是作为一般的指示，而是作为具体的实际经验传达到基层。为此，在进攻准备过程中，上级炮兵首长要在具体条件、具体地形的发射阵地上去教会战士，不要对此不好意思。我们不能认为，这是某人不合理地代替某人：这里指的不是指挥的替换？（战斗中要由应该指挥的人挥指），而是指科学地——我不怕在战争条件下运用这个词——运用积累起来的集体的全部经验。
在组织良好的炮兵进攻中，我们看到了我军强大威力的具体体现。我们认为，我们在以炮兵代替步兵方面所做的一切，将是我们的巨大优势，将会避免军队不必要的损失。也就是说，其直接含义是，要毫无怠倦地、不惜时间、不惜气力地研究炮兵的进攻准备。归根结底，如果从道义方面讲，那么，在战争条件下，这种工作是最大限度地关心人的一种特殊表现，一般来说，“关心人”这个词组与“战争”这个词是并行不悖的。
在谈到炮兵进攻的准备时，我不能不提到方面军炮兵首长在这一工作中发挥的良好作用，特别要提一下方面军炮兵参谋长斯克罗博夫上校。战争开始时，他是炮兵营长，后来成长为优秀的计划工作者、参谋人员，他以其处理事务的才干，良好的司令部工作素养，赢得了所有同他共过事的人的尊重，他那良好的司令部工作素养是和军人的精确性融为一体的。
集团军制定的炮兵进攻的所有计划，都由我审批。我总是以我一切可能的谨慎态度，去研究炮兵问题。或许，这里还表现了我对炮兵职业的依恋（在旧军队里，我曾当过炮兵），但是，主要的当然是平时和战时的经验。在评价我们炮兵的巨大能力时，只要可能，我总是尽量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能力。
为了使读者了解炮兵进攻前准备工作的规模，我要补充交待一下，在即将突破的整个地段上，给每个炮兵连长和步兵连长准备了专门的素图，图上标有关于敌人的侦察情报。素图是地图的复制品，只是它带有一系列补充的详细情况。现在，每张这样的素图上，都标上了敌人的一切工程构筑，整个火力配系和该地段上的所有冲击目标。
原则上，这样能使炮兵在射击时连一发炮弹也不会耗费在空地上。步兵连长同样也能准确地了解他可能碰到的工程障碍物和火力障碍物。素图是按敌人防御战术地幅的全纵深绘制的，这就既可使炮兵，也可使步兵看到他们前面大约10公里处敌人的一切东西。
关于登陆场的工程准备问题，也来谈几句。它花费了方面军所有部队的大量人力和器材。为了说明这一工作的规模，不妨列举几个数字。
在登陆场，挖掘了1，500公里长的堑壕和交通壕；构筑了1，160个指挥所和观察所，修筑了11，000个炮乓阵地，1万个土屋式掩体和各种部队掩蔽工事；重新铺修和整修道路2，000多公里；以便进攻开始前，每个师和每个坦克旅有两条道路。这样就可、避免交通阻塞。此外，工程兵在维斯瓦河上架起了13座桥梁，还准备3处大载重量的门桥渡口。还应加以补充的是，为了进行我们预定的佯动机动，工程兵制作了400个坦克模型，500个汽车模型和1，OOO个火炮模型。
毫不夸张地讲，指挥这一切的方面军工程兵主任伊万，巴甫洛维奇。加利茨基将军，是一位真正的行家里手。他以灵感和真正革新者的勇气工作着。
战役的准备在所有方向上进行着。我和各集团军司令员、军长和师长，进行了司令部导演演习；为了明确参加突破的各集团军今后的协同问题，方面军参谋长瓦西里·丹尼洛维奇·索科洛夫斯基组织了携带通信工具的专门的司令部演习；各集团军、军和师进行了部、分队指挥员的集训；在部队，进行了实弹战术演习。还专门组建了强击营，装备有突破敌防御的一切必要装备：坦克、火炮、迫击炮。强击营配属有许多工兵组。
强击营从一开始就应对冲击产生影响，为此，要挑选有经验的，果断的军官作为指挥员。问题是选谁。到1945年年初，我们的营长几乎都是战时的军官。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伤愈后重返前线的士兵和军士成长起来的。他们经历过多次战役。没有丰富战斗经验的营长，当时在我们这里基本上是没有的。
我认为，营长和团长这一级，是军宫中基本的一级，它决定着冲击的成败，面冲击营则是冲击的主力。因此，我们尽量特别认真地选拔这一级（在这里，我说的不仅仅是强击营，而是讲整个营长这一级）干部。
应该指出，根据我的观察，我们的军事机关干部在战争条件下的作法，也值得平时学习。这里我不是谈战争本身能选拔干部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我回头还要谈。
炮兵在准备、步兵在准备，坦克兵和航空兵也都在准备。坦克部队进行了乘员射击训练，研练从行进间射击，研练战斗中行动的神速性、灵活性和机动性。
我回忆起坦克第4集团军司令员柳列申科上将组织的演习。演习中研练了坦克从行进间射击和消灭敌人坦克。射击不是对着模型进行的，而是对着真正的、就在桑多梅日登陆场这里的战斗中缴获的“虎”式坦克，和甚至称作“虎王”式坦克进行的。
在这一时节，无疑，不少的事情落到了政治工作人员的身上。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К·В·克赖纽科夫和Н·Т·卡利琴科，方面军政治部宅任Ф·В·亚舍奇金经常待在部队，不仅参加直接与战役的军事方面有关的训练，而且就地解决了有关全体人员精神政治训练方面的大量问题。
我们考虑到，战役过程中，我们将进入敌国领土，敌人曾给我国人民带来那么多的苦难，曾在苏联领土上犯下那么多的暴行。因此，在教育工作中，出现了特殊性，而忽视它是缺乏理智的。
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有各兵种的物质技术保障问题。军事委员会委员Н·Т·卡利琴科和方面军后勤部长Н·П·阿尼西莫夫，中将一起，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战役开始前，方面军后方的铁路已经修复，并且，运行完全正常；在修理技术装备和汽车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部队运来了必要数量的弹药、油料和食品。我们有4个弹药基数的各种口径的炮弹和迫击炮弹的储备。汽车汽油有5个多油料基数，航空汽油有9个油料基数，柴油有4。5个油料基数。所有这些物资器材，加上以后还会进一步补充，对于实施一次大纵深的大规模的战役，是够用的。
考虑到将物资渡过维斯瓦河的困难，以及计划中的战役第一天大量的弹药消耗量，因此，近一半的弹药已集中到了桑多梅日登陆场的野战仓库里。
回忆中，我还要讲到几个大规模的进攻战役。那时，我将不去详细叙述战役准备的经过和规社。而在这里，在讲述其中的第一个战役时，我简要地向读者说明一下准备工作的规模和繁重性。完全有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这种叙述有点枯燥无味，但是，要知道，战争不光是由一些交战和战斗组成的，战争中还有战役间歇。这种战役间歇的内容（既指战役间歇中做过的事，也指还没有做的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战斗行动的结局。
现在我回过头来连贯叙述这一事件。
进攻日期临近了。我们要从维斯瓦河走向奥得河，纵深近500公里。敌人事先在这条道路上构筑了7道防御地带。防御地带的大部分是沿尼达河、波利察河、瓦尔塔河、奥得河河岸构筑的，而这些河流本身就是一大障碍。敌人占领了其中的3道防御地带。敌人的背后就是柏林，已经没有选择余地。如果敌人坚守不住，就意味着宣判自己的死刑。我们懂得这一点，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也要以消灭敌人的坚定决心去进行进攻的周密准备。
已经到了1月9日，离战役开始还有11天。所有主要的事情都做了，然而，象通常面临重大事件一样，要做的事件当然还很多。
1月9日，代理总参谋长А·И·安东诺夫通过高频电话向我通报，盟军鉴于在西线阿登地区出现的严重局面，请求我们尽可能提前发起进攻。在盟军提出请求之后，最高统帅部大本营重新考虑了进攻开始的时间。乌克兰第1方面军应于1月12日（而不是20日）开始进攻。安东诺夫是代表斯大林讲的。因为这次战役已获大本营的赞同，并且完全做好了计划，因此，在这次通话中，除了日期以外，没有出现任何变化和任何其他原则问题。
我回答А·И·安东诺夫，方面军将在大本营规定的新期限内，准备好进攻。
我不想事后去夸大或缩小当时由于日期变更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困难。我们基本上做好了战役准备，因此，我也就这样毫不犹豫地回答了安东诺夫。然而，我们应以最紧张的工作来弥补一瞬间就失掉的八个多昼夜的时间广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在剩下的两个半昼夜里。为了将准备工作进行完，要求各级指挥部进行大量的组织工作。
最近几个月，我们得到了兵员的补充，他们是在进攻之前受训的。整个演习计划已经展开。现在，在演习结束阶段，不得不压缩。缩减这一计划，这无疑是不容易的。还有许多其他未办完的事情，也得在最短的期限内完成。
总之，从我们手中夺走的那八个昼夜，说实在话，对于我们是非常需要的。但是，从我们手中夺走的这一必要的时间，是为了帮助盟军，而且，我们身临前线的人（我说的是我们方面军，但是，我想，这种情况到处都一样）都知道，进攻日期的变更，是由总的战略态势决定的，也就是说，这种变更是应该的。我作为一个方面军司令员，从内心里同意大本营作的这一决定。
除此以外，气象预报也使我们对进攻日期的变动感到不高兴。1月中旬的气象预报比近几天的还好些。在准备1月12日开始进攻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由于不利的天气，只能单靠炮兵、而不能用航空兵去压制德军防御的现实。
在回忆这些的时候，我不能不指出，我们的盟军，在自己的计划中，将气象放在多么重要的位置上，又是怎样视天气情况而决定开辟第二战场的日期的。对比地回忆一下就很清楚。至于我们，在大本营已作出决定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考虑气象条件。
我想在这里指出，伟大卫国战争的经验表明，在不利天气的日子里，其中包括在春季泥泞道路情况下，实施大规模战役的实例也不少。在一系列条件下，恶劣天气甚至还帮过我们的忙。
实际上，复杂的气象条件，不仅会给我们带来困难，也会给敌人带来困难。不妨以乌克兰第2方面军1944年春季在右岸乌克兰进行的乌曼—博托沙尼战役为例。当时，到处是一片泥泞，道路难以通行，甚至连坦克也难以前进。履带陷进很深的泥泞里，搞得浑身都是泥，以致后来一层层地往下掉。实际上，坦克底部在擦着泥爬行。无论y—2教练机怎样不问断地工作，但仍无济于事。战役初期，我曾坐过它，而后来改乘坦克，因为坦克不论怎样慢，它还是在向前运动着。所有技术装备都无法运行。人们用手搬运炮弹。然而，就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进行了战役，没有减低进攻速度。在这次战役中，德寇不仅被击溃，而且是“赤条条地”从乌克兰逃走的——丢下了大炮、坦克和车辆。他们有的骑着牛，有的步行逃离我们这里，丢弃了一切。
我甚至不知道，怎样说更准确些，是我们适应这种气象呢，还是不适应这种气象。更正确地说，我们是适应了它，并且，不论是冬季还是春季，不论是阴雨天，还是坏天气，我们都进行了战役，而且照例取得了胜利。
顺便指出，对此希特勒有个有趣的见解。它记载在西德出版的在他主要住所进行的谈话速记里。1942年12月，有一次，约德尔向希特勒报告东部战线南段的局势，以及我空降兵在克里木机降的危险性。在回答希特勒提出的是否可能机降的问题时，约德尔声称，在这样的天气情况下，机降根本是不可能的。然而，希特勒本人却怀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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