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 作者:[美] 伊丽莎白·科斯托娃-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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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如果我的研究进行得顺利，我便允许自己去一趟阿姆斯特丹，从那里开始跟随你。后来，有一天——在意大利的蒙特裴度托——我在露天广场看到他。他也在跟踪你，监视你。那时我意识到他已经强大到大白天有时也能出门了。我知道你有危险，但如果我走上去警告你，危险会逼得更近。毕竟，他也许在找我，而不是你，或想让我把他带到你那里。这令我万分苦恼。我知道你一定又在开始作研究——你肯定又注意起他来了，保罗——才引起了他的注意。我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办。”
　　“是我——我的错，”我喃喃道，握紧她那素净而有皱纹的手。“我发现了那本书。”
　　她看了看我，脑袋偏向一边。“你是个历史学家，”过了一会儿，她说。这不是个问题。然后她叹了口气。“好些年来，我一直在写明信片给你，我的女儿——当然，没有寄出去。有一天，我想我可以远距离和你们两个交流，让你们知道我还活着，但不让别人看到我。我把明信片寄到阿姆斯特丹你们的家，用包裹寄给保罗。”
　　这一次，我既惊奇又生气地转向爸爸。
　　“是的，”他悲哀地对我说。“我觉得不能让你看到这些明信片，不能让你伤心，因为我没能找到你的妈妈。你可以想象那段时间我有多痛苦。”
　　我想象得到。我记得在雅典，他突然变得很憔悴，那个晚上他在自己房里的书桌旁那副生不如死的样子。不过，他现在朝我们笑，我知道他现在可以天天笑了。
　　“啊，”她也笑了。我看到她嘴角有很深的纹路，眼角也有了皱纹。
　　“于是我开始找你——也找他。”他变得严肃起来。
　　她盯着他。“后来我明白，我必须停止研究他。他跟着你，我跟着他，就这么简单。有时我看到你，看到你又在做研究——看到你走进图书馆，或从里面出来，保罗。我真想把自己已经了解到的告诉你。后来你去了牛津。我作研究时没去过那里，虽然我看过有关材料，知道中世纪后期那里爆发过吸血鬼作恶的事件。在牛津，你把一本书打开留在那里——”
　　“他看见我就合上了，”我插了一句。
　　“还有我，”巴利飞快地咧嘴一笑。这是他第一次开口。看到他还能有快活的表情，我宽慰不少。
　　“嗯，他第一次看那本书时，忘了合上。”海伦朝我们眨眨眼。
　　“你是对的，”爸爸说。“想起来了，我是忘了。”
　　海伦转向他，露出悦人的微笑。“你知道我以前从没读过那本书吧？《中世纪吸血鬼史》？”
　　“经典作品，”爸爸说。“但很罕见。”
　　“我想詹姆斯教授一定也见过它，”巴利缓缓说道。
　　“您知道，我们惊动了正在做研究的您，先生，没一会儿，我就看见他在那里。”
　　我爸爸一脸迷惑。
　　“是的，”巴利说，“我把自己的雨衣忘在图书馆的大厅里。不到一个小时，我回去取雨衣。看到詹姆斯教授从楼厅的壁间里出来，但他没有看见我。我觉得他看上去忧心忡忡，有点生气，有点心烦意乱。我决定给他打电话，心里在琢磨这件事。”
　　“你给詹姆斯教授打了电话？”我吃了一惊，不过已不再感到生气。“在哪里？为什么要打电话？”
　　“我在巴黎给他打电话，因为我想起了一件事。”巴利只这么说，一边舒展双腿。
　　我想走过去，搂着他的脖子，不过不能当着父母的面。他看着我。
　　“我告诉过你，我在火车上想回忆起什么，关于詹姆斯教授的事。我们到巴黎时，我想起来了。有一次他在整理文件，我在桌上看到一封信——确切地说，是一个信封。我喜欢上面的邮票，便看得仔细些。
　　“信是从土耳其寄来的，很旧——所以我才去看邮票。——嗯，那是二十年前的邮戳，一个叫博拉的教授寄来的。我自己想过，有一天我会弄个大书桌，收集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博拉这个名字当时就引起了我的注意——特别有异国他乡的味道。当然我没有打开信，也没有看信，”巴利赶快加了一句。“我不会那样做的。”
　　“当然不会，”我爸爸轻轻哼了哼，不过我看到他眼里充满了慈爱。
　　“呃，我们在巴黎下了火车。我在月台上看到一个老人，我想是个穆斯林，戴深红色帽子，帽上缀一根长穗，穿一件长袍，就像一个土耳其帕夏。我突然想起那封信，又想起了你父亲的故事——你知道，那个土耳其教授的名字”——他忧郁地看了我一眼——“于是我去打电话，我意识到詹姆斯教授也以某种方式参与了这一追踪。”
　　“那我在哪里啊？”我嫉妒地问。
　　“我想是在浴室里。女孩总在浴室里。”他最好给我一个飞吻，但不要当着别人的面。“詹姆斯教授在电话里大发雷霆，不过等我告诉他发生的一切时，他说他一辈子都会喜欢我这个学生的。”巴利红红的嘴唇有些颤抖，“我不敢问他打算做什么，不过现在我们知道了。”
　　“是的，我们知道了，”爸爸悲伤地应和道，“他肯定也从那本老书上作了计算，算出来德拉库拉上次去圣马太到现在差一个星期就满十六年。后来他肯定猜出我要去哪里。他去收藏珍本的壁间看我时，实际上是看我进展如何——他几次跟在我后面，要我告诉他哪里不舒服，担心我的健康和精神状态。我不想把他牵扯进来，我知道这很危险。”
　　海伦点点头。“是的，我想在我走后没多久，他就来了。我发现了那本打开的书，自己作了计算。后来我听到有人上楼梯，便从另一边溜了出去。就像我们的朋友一样，我看出你要去圣马太，保罗，去找我和那个恶魔。我拼命赶路，但不知道你坐的是哪趟火车，当然也不知道我们的女儿也会跟着你。”
　　“我看到你了，”我惊奇地说。
　　她盯着我。我们暂时不谈这个，我们还有很多时间。
　　我看得出她累了，我们全都累坏了，甚至没力气告诉对方今晚我们取得了一次辉煌的胜利。这世界更安全了，是因为我们都在一起，还是因为他终于被打死了？我眺望我以前从不知道的未来。
　　海伦跟我们住在一起，她会吹熄餐厅里的蜡烛，会来参加我的高中毕业典礼和大学的开学典礼，会帮我穿好新娘装，如果我结婚的话。饭后，她会在前厅为我们朗诵东西，她会重新回归世界，重执教鞭，她会带我去买衣购鞋，她会搂着我的腰去散步。
　　当时我还不知道，她有时会游离我们，几个小时不说话，抚摸自己的脖子，也不知道一种折磨人的疾病九年之后会永远地把她夺走——可我们刚刚重新找回她，还远远没有习以为常，虽然我们可能永远不会把她的回归看作习以为常，永远不会厌倦等待她的再次出现。
　　那时我当然预见不到，我们最后的安慰是知道她终于得到了安息，因为结果有可能相反。确定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既令人心碎，也令人欣慰。如果我能够预见到这一切，我也许就会明白为什么我爸爸在她的葬礼后消失了一整天，带走了放在客厅柜子里的小短剑，那样我就不会问他为什么，绝不会。
　　不过在勒班的炉火边，我们拥有将要与她快乐度过的漫长岁月。
　　爸爸站起来，亲了我，热情地与巴利握手，从沙发上拉起海伦。
　　“来吧，”他说，她依偎着他。
　　她的故事暂时讲完了，她满脸疲惫，满心快乐。
　　他握紧她的双手。“上床去吧。”
　　从这时起，那漫长的岁月开始了。


尾声
　
　　几年前，我在费城开会时碰上一个非同寻常的机会。这次会议是研究中世纪的历史学家的一次国际性聚会。
　　我以前从未去过费城。引起我兴趣的是历史学家们是如此截然不同，他们的研究可分为联邦史和僧侣史。我们周围这个生机勃勃的大都市同样令我兴趣浓厚，它拥有更为近代的启蒙共和主义和革命史。我在十四层高的旅馆房间里往下望，摩天大厦和十七、十八世纪的老屋杂合在一起，老屋就像迷你版的新楼。
　　我利用几个小时的闲暇时间，避开对拜占庭的人工器皿无休无止的谈论，溜出去，到宏伟的艺术博物馆去看看真实的历史。
　　我在那里拿到一本介绍小型文学博物馆和市中心图书馆的小册子，这个图书馆的名字我多年前听父亲讲起过，它的馆藏我有理由了解。对于研究德拉库拉的学者们来说，它和欧洲的许多档案馆一样重要。自我父亲第一个实地调查德拉库拉以来，这方面的研究者已大为增加。我想起来，研究者可以看到布拉姆·斯托克为写作《德拉库拉》而做的笔记，那是他从大英博物馆图书馆搜集到的资料，还有一本重要的活页资料。这个机会难以抗拒。
　　父亲一直想看看这些资料。为了他，我要在那里花上一个小时。十多年前，他在调停欧洲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战火时，在萨拉热窝被地雷炸死。将近一个星期后，我才知道这个消息，它使我一整年沉默寡言，自我封闭。我每天仍在想他，有时是每个小时都在想他。

　　于是，我便坐在这座城市一幢十九世纪的褐沙石楼的一间空调小屋里，翻阅那些文献。它们不仅散发出遥远历史的气息，也暗示父亲所作研究的紧迫性。
　　向窗外望去，街上有几棵绿叶轻软的树，马路对面是更多的褐沙石房子，任何现代的添饰都无法压抑其正面优雅的风格。
　　那天早上，在这个小小的图书馆里另外只有一位学者，一位意大利妇女。她先用手机低声打了几分钟电话，然后翻开了某人的手写日记——我尽量不探头去看——开始读了起来。
　　我带着笔记本和一件薄毛衣，坐在靠近空调的地方，图书管理员给我拿来斯托克的第一份手稿，还有一个丝带绑好的小卡片盒。
　　斯托克的笔记内容庞杂，正是我喜欢的。他的笔记纷乱复杂，有些写得密密麻麻，有些又打在古老的葱皮纸上，其中有关于神秘事件的剪报，有从个人日历上撕下的纸张。我想，父亲会多么喜欢这些资料，斯托克如此爱好超自然事物，他会怎样地付之一笑。
　　不过，半小时后，我就将资料小心地放到一边，打开另一个盒子，里面是一本薄书，封面整洁，很可能是十九世纪的——四十页纸的内容印在几乎是白璧无瑕的十五世纪的羊皮纸上，一份中世纪的宝贝，久经翻阅却如此完好，实乃奇迹。卷首插画是一张脸，多年的辛勤研究使我对这张脸无比熟悉：大眼睛，眼神有些诡诈，锐利的目光穿过书页望着我，浓密的胡须垂在方下巴上，长鼻子漂亮但凶狠，性感的嘴唇若隐若现。
　　这本书印于一四九一年，来自纽伦堡，讲述了德拉库尔·万达（即德拉库拉）的种种罪行，他的残忍，他嗜血的快乐。
　　头几行是中世纪德语，我已熟悉，猜得出它的意思是：“在我主纪元一四五六年，德拉库拉干了许多可怕而离奇的事情。”
　　其实图书馆已提供了译文，我重读了德拉库拉违背人性的某些罪行，不禁颤抖起来。他烧烤活人，他剥人皮，把人活埋至脖子，把婴儿钉死在母亲的乳房上。
　　父亲研读过其他类似的册子，不过他肯定会重视这一本，因为它崭新得令人吃惊，羊皮纸仍然清爽宜手，保存如此完好。五百年过去了，它看上去就像刚印出来的。干净得令我不安。
　　过了一会儿，我用丝带重新扎好，把它放回原处。看不到它，我倒感到高兴。我一边思忖我为什么会想亲自来看这东西。那骄傲的目光一直盯着我，直到我把书本合上。
　　我带着朝圣者完成使命的心情收拾自己的东西，谢过好心的图书管理员。对我的来访她似乎感到高兴，她偏爱这本册子。自己还为此写了一篇文章。我们友好地话别，握手。
　　我下楼去礼品店，再从那里走到暖和的街上，街上飘散着汽车尾气的味道，还有附近飘来的午饭的气味。
　　博物馆单纯的气氛与外面城市的喧嚣是如此不同，我身后那扇关上的橡木门因而显得格外威严，所以管理员匆匆赶出来时，我不禁大吃一惊。
　　“我想您忘了这些，”她说，“幸好赶上了您。”
　　她的微笑是那种意识到自己归还他人的宝贝的笑容——“您肯定不想丢掉这个——钱包、钥匙、一条精致的手镯。”
　　我向她表示感谢，接过她递来的书和笔记本，默认地点点头，又吃了一惊。她消失在这幢旧式建筑里，和她下台阶走向我时一样迅捷。
　　笔记本是我的，肯定是，我以为离开前已经把它放回公文包里了。那本书——现在我说不出第一眼看到它时认为它是什么，只看到封面是摩擦得挺旧的绒布，非常、非常旧，拿在手里既熟悉又陌生。里面的羊皮纸丝毫没有我在图书馆里看的那本鲜亮——尽管书页空白，却让人强烈感到已经有好几百年了。书页中央只有一幅凶恶的画像，它一下打开在我手里，我没来得及住手，没来得及合上书页，只能久久地盯着它。
　　我静静地站在街上，心里袭来一种虚幻的感觉。经过身边的车流一如从前，实实在在，一辆车摁响喇叭，一个人牵着一条狗想绕过我，从我和银杏树中间穿过去。
　　我抬头望博物馆的窗户，想着那位图书管理员，可窗户只映出对街的房屋，那里也没人动过窗帘，我四下张望，也没有哪扇门轻轻关上。这条街一切正常。
　　我回到旅馆房间，把书放在玻璃桌面上，洗了脸和手。我走到窗前，放眼看这座城市。
　　街道往下，是费城市政厅丑陋的贵族风格，只有爱好和平的威廉？佩恩的塑像在屋顶起到平衡作用。从这里看过去，公园只是方方正正的绿树广常银行的塔楼闪出亮光。左边很远的地方，是一个月前遭轰炸的联邦大楼，又红又黄的起重机在一次次抓起中央的瓦砾，重建大楼的轰鸣声阵阵传来。
　　不过吸引我目光的并非这些场景，我不由自主地在想着另外一个情景。这情景我从前似乎见过。我依窗而立，感受着夏日的阳光，尽管身在空中，却奇怪地感到安全，似乎这危险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