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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五千年--影响人类历史200件大事0011-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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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周朝瑞、袁化中和顾大章先后被逮至北镇抚司。六月，魏大中、
杨涟和左光斗先后继至。六月二十八日开始拷讯。
将杨涟等折磨多日之后，七月二十四日夜，狱卒奉令杀害了杨涟、左光
斗和魏大中。八月十九日，袁化中被狱卒杀害；同月二十八日，周朝瑞继之。
5人既死，顾大章不肯再去那里受苦，饮药自杀，未遂，又找机会上吊自杀
了，时在这年九月中旬。
七君子之狱。是以苏杭织造太监李实名义上疏的方式，将7个正直派官
吏加以迫害的一个事件。这7个正直派官吏有高攀龙、周宗建、缪昌期、李
应升、周顺昌、黄尊素和周起元。黄尊素是一位正直的东林党人。天启四年
（1624年）四月，汪文言下狱之案中，曾救助汪文言；同年六月，杨涟弹劾
魏忠贤的24罪疏写出后，他又跟着上疏助威。这都使魏忠贤集团对之甚为仇
恨。所谓的李实奏疏，上于天启六年（1626年）二月。它将7个人一齐弹劾，
乃是要进一步迫害这七个原已遭到其迫害的政敌。李实奏疏加给“七君子”
的罪名是：周宗元做巡抚时，曾贪污公款十余万，而他又是高攀龙的朋友，
所以他们都有罪。李实的奏疏递上之后，魏忠贤马上下令逮捕七君子。时为
天启六年 （1626年）二月二十五日。一场大逮捕即杀气腾腾地进行起来。
同年三月十六日，高攀龙在无锡家中得到将被逮捕的消息，很从容地写
了两份遗书，一为遗表，一为别友人书，而后赴水自杀。明熹宗是个地地道
道的昏君，而高攀龙至死对其忠贞无二，这无疑是一种封建的愚忠表现，反
映了高攀龙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的阶级局限性；但他宁死不肯受辱的行为，
表现了坚决不与腐朽的邪恶势力妥协的鲜明立场和斗争意志。这不是高攀龙
一个所独具的特点，而是当时所有的正直派官吏所共有的特征，相互间的差
异，只是在具有这些特征的程度上有所不同，以及在具体的表现方式上相互
有所区别而已。
“七君子”中除去高攀龙外，其余6人皆遭到逮捕，并死于狱中。
由于正直派官吏是地主阶级中比较进步的势力，因此，在他们与魏忠贤
集团作斗争中，常常得到一般群众的支持。在这次魏忠贤集团迫害“七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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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甚至引发了支持被害者的民变。较大的一次发生在苏州。另一次
规模较小，发生在常州。苏州民变是由逮捕周顺昌引起的。
1626年，魏忠贤又一次捕东林党，兵士押解了一个东林党官员路过苏
州，周顺昌替他摆酒席送行，在宴席上大骂魏忠贤。押送的兵士回去，报告
了魏忠贤。魏忠贤大怒。命令南京巡抚毛一鹭带领东厂兵士，到苏州捉拿周
顺昌。
东厂到苏州抓人的消息一传开，轰动了苏州市民。周顺昌为反对阉党遭
到迫害，大家也都同情他。东厂兵士到苏州的那天，苏州成千上万市民拥上
街头，声援周顺昌。
大家拦住毛一鹭的轿子，几名秀才向毛一鹭请愿，要求取消逮捕周顺昌
的命令。毛一鹭见群众声势浩大，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旁边的兵士着急
了，厉声吓唬说：“我们是东厂来的，谁敢阻挡！”
市民们被激怒了。群众都高叫起来：“原来是东厂来的奸贼！”大伙一
面叫，一面向毛一鹭和兵士冲过去，愤怒的群众赶上去，把他们揪住，劈头
盖脑地痛打。几个兵士被打死了。其余的兵士连滚带爬地逃走了。
市民们痛打了兵士，接着要找毛一鹭算帐。毛一鹭早钻出轿子，脱了官
服，从一条小巷里溜出去，也顾不得体面，钻到臭气熏天的粪坑角落里。直
到市民群众散去，随从们才从粪坑边把他拖了出来。
东厂特务逃回去后，立刻向魏忠贤哭诉。魏忠贤命令毛一鹭派兵到苏州
镇压。他们把那天带领市民暴动的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 5
人抓进监牢，加上一个煽动叛乱的罪名，把他们定了死罪。
当5个人被押到刑场就义的时候，他们神色自若，指着魏忠贤、毛一鹭
的名字大骂。他们就义之后，当地人民出了钱，把他们安葬在虎丘东边的山
塘上。碑上写着“五人之墓”。
支援周顺昌的民变发生在苏州城里，而同一天苏州城外也发生了民变，
这是支援黄尊素的事件。
常州民变是由逮捕李应升引起的。它也发生在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
但比苏州民变略晚。
在残酷镇压东林党的同时，阉党又全翻“梃击”、“红丸”、“移宫”
三案，修了 《三朝要典》，定所谓三案是非。
《三朝要典》之炮制。这是投靠魏忠贤的邪恶派官僚在取得对正直派官
吏的绝对优势后，通过编写史书，就他们与正直派斗争和争论最激烈的三案
问题，按照自己的意图，纂改两派斗争史，美化自己，攻击正直派，以便巩
固本派的优势地位，并为进一步迫害正直派提供依据的一个活动。
天启初年，正直派官吏在朝迁上占据优势，关于三案的官方结论，是依
据正直派官吏的观点作出的。天启五年（1625年）之后，随着邪恶派官僚的
东山再起，他们不再容忍这种状况继续存在下去，极力进行翻案。天启五年
二月二十六日，邪恶派御史李维垣首先上疏翻梃击一案，此时审理张差的官
员王之寀正任刑部侍郎之职，杨疏一上，即被“革职为民当差”。同年四月
八日，邪恶派给事中霍维华又上疏全面地翻三案之案，系统评述三案。
在翻三案的同时，邪恶派官僚极力要将按照其观点新作的有关官方结论
写进史书中去。这就是魏忠贤新修的《三朝要典》。
推翻了“三案”原来的官方结论之后，凡在三案发生时与邪党官僚争论
是非的官员都惨遭迫害，王之寀被投入监狱，病死狱中，而因“红丸案”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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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军的李可灼得赦免，崔文升受重用，当上漕运总督。选侍西李也被封为康
妃。
为了钳制舆论，魏忠贤又用剿灭东林的名义，拆毁全国所有书院，禁止
讲学，用以压制在野东林党人和士大夫知识分子对时政的议论。
魏忠贤镇压了大批反对派之后，更加专权腐化。其党羽对魏忠贤极尽阿
谀奉承之能事，肉麻地吹捧他“尧天帝德，至圣至神”。他们在奏疏中凡提
到魏忠贤的地方均称“厂臣”，而不直书其名。内阁在草拟圣旨时，竟然“朕
与厂臣”联名并称。天启六年 （1626），浙江巡抚潘汝桢在西湖首创为魏忠
贤建生祠，从此，各地寡廉鲜耻的官吏争相效仿，生祠几遍天下，每建一祠，
多者费几十万两银子，少者也要花几万两。这些银子全是搜刮来的民脂民膏。
阉党为了在开封建魏阉生祠，竟拆毁民房2000余间，建起九楹的宫殿，状如
皇宫。有些官员在迎魏忠贤塑像进生祠时，至行五拜三叩头礼。有个叫陆万
龄的监生，甚至无耻地说：孔子作 《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
卯，忠贤诛东林。建议以忠贤配享孔子。阉党还强迫百姓尊奉魏阉，凡入祠
不拜者，都要处以死刑。
天启七年 （1627年）秋八月，熹宗病死，没有儿子，其弟信王朱由检入
继帝位。改元崇祯，即为思宗。熹宗死后，阉党失去依靠，东林党人纷纷上
书弹劾。崇祯帝也明白阉党不得人心，想振兴一下朝政，支撑住摇摇欲坠的
王朝大厦，于是，就下令把魏忠贤贬谪凤阳，后又派人逮捕治罪。忠贤闻讯，
畏罪自杀。忠贤的侄儿、侄孙及客氏的兄弟、儿子都被处死。崇祯二年（1629
年），崇祯皇帝又把依附魏忠贤的阉党定为“逆案”，分别定罪：崔呈秀等
6人被定为首逆同谋，即时处决，田尔耕、许显纯等19人被定为交结近侍，
秋后处决；还有180多人被定为交结近侍，分别判处充军、徒刑和革职闲住。
同时，还为遭受迫害的东林党官员恢复名誉。
但是，由于当时内忧外患，矛盾重重，崇祯皇帝本人生性猜疑，为了控
制百官，加强统治，不久，他又重蹈前代皇帝的复辙，信任宦官。在整个崇
祯朝，东林党和阉党仍潜伏地对立着，并且时有纷争。崇祯政权复亡后，在
南方的几个偏安小朝廷中，这个斗争仍一直继续着，直至朱明残余势力彻底
覆亡为止。东林党与魏忠贤的斗争，加速了明王朝灭亡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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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玛 窦 在 中 国
在中国文化史上，明末清初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华，中国和西方有过一次
影响深远的中西文化交流。这次文化交流的代表人物，就是徐光启和利玛窦。
利玛窦，全名玛泰奥·利奇 （Matteo Ricci），“利”字，是他的姓的
第一个音节Ri音译，“玛窦”，这是他的圣名Matteo的音节。到中国后，
他为自己取的号叫“西泰”，也就是把“泰西”倒过来读（明代称欧洲为“泰
西”，“泰”是“极”的意思，由于欧洲在西域之西，故称为“泰西”），
因此又称他“利西泰”，或干脆尊称“利子”。他是意大利人，出身贵族家
庭，1552年生，16岁时奉父命到罗马神学院学习法律，1571年加人耶稣会。
曾跟当时著名的天主教神父、学者克拉维学习数学、地理学和天文历法等，
自然科学知识非常丰富。那么，利玛窦为什么千里迢迢从意大利来到中国呢？
首先我们在这里要了解一下当时中国的情况以及与外部世界进行经济文
化交流的历史。
明朝自英宗（朱祁镇1436—1449年）以后，开始由盛转衰，社会矛盾逐
渐尖锐化。这一时期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斗争十分激烈。官场贪污成风，
吏治更趋腐败。正统以后，宦官开始插手政治，干预司法、军政，甚至发展
杀戮朝臣、废立皇帝。到明神宗时，明代宦官专权已达登峰造极的地步。宦
官专权的结果，使明代的政治更加黑暗，人民的苦难加深，阶级矛盾进一步
激化。
明中叶以后，土地越来越高度集中，官僚和缙绅、皇族及勋贵等通过各
种手段大肆地兼并土地，农民则赋税负担日益加重，沉重的赋役使大批失去
土地的农民不得不离乡背井，流民几乎遍布全国。
自明中叶以后，随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高度发展，全国各地农民不断地
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逃亡到抗赋抗役，从“盗矿”到武装反抗“矿禁”、
“封山”，从抗租到武装“踞田夺地”，斗争形式多样，规模越来越大。
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地主阶级当权派中已有人意识到再也不能因循苟且
下去了。他们呼吁作某些改革，以维持地主阶级的统治。这样，在万历年间，
张居正发起了社会改革运动。但是，由于张居正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缓和
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解决政府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巩固明朝的统治。所
以农民的赋役负担并没有得到减轻。而且由于张居正的改革，触动了大官僚
大地主一些眼前的利益，因此遭到他们强烈的反对。1582年 （万历10年）
张居正病死后，他们立即群起攻讦，抄没了张居正的家产。改革措施逐渐被
破坏，明朝的社会危机也随之愈来愈严重了。
从14世纪末到16世纪初，也就是明朝初期与中期时，中西方人员往来
和文化交流一度比较沉寂。可是这段时间双方都在经历着重大的历史变化，
待到16世纪中期再度恢复接触时，形势就和200年前的元朝大不相同了。就
中国而言，蒙古的统治已由汉族的明朝取代，中国传统文化得到更大的重视
与恢复，中国文化界和外人的接触不再存在以前的民族壁障。就意大利与欧
洲而言，这两百年正是文艺复兴由萌生而繁荣之时，西方已有较高文化水平，
不但在吸收和恢复古典文化方面有了青出于蓝的成就，而且在科学发展方面
已开始形成近代的自然科学研究，这就比起中国来前进了一大步。这两方面
的变化，当然会为新恢复的中意文化交流促成丰硕的成果，特别是我国明朝
时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社会发展阶段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代相仿，正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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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我们自己的科学文化。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走向近代社会的发展并
不顺利，日后终于形成中国落后的局面，然而这些新的发展情况却为明末清
初的中意文化交流添了异彩。
15世纪以前的东西方经济交流多系地方产品的小规模交换，而文化交流
往往具有某种贵族的宗教的性质。国家和民族间的交往与交流，归根到底只
是与极少数特权阶层有关的事。可是，在新航路开辟以后，欧洲殖民主义者
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等，以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
作为后盾，强制地进入美洲大陆和亚非腹地，剥削和奴役那里的土著居民，
强制传播欧洲的宗教，推行欧洲的文化，改变那里的生活方式。
西方传教士来华，是中外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16世纪，西方历史上掀
起了大规模的宗教改革运动。为了对抗宗教改革，罗马天主教发动了一场反
改革运动。1534年成立的耶稣会，就是反对宗教改革的中坚，后来又是远东
传教士的主要派遣者。自从地理大发现后，西方殖民主义者相继东来。当时，
传教士与商人是相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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