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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90-历史的底稿  :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ⅱ-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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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官首先要建言,对政务提出建议和看法。建言当然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但开会的时候,总要说话,这时候面对面的对话,显然更要紧些。其次是拍马,拍马也一样可以有文字的形式,但直接拍,当面拍,毕竟立竿见影,喜笑颜开。其三是“忽悠”,想法让别人相信你,同意你的看法。这当然非得直接而且当面才会有效。    
    不过,但凡要说话,就有风险,马屁也有拍到马腿上的时候。某些居心叵测的皇帝,比如朱温和朱元璋,还经常设套引诱臣子来拍,然后安个欺君的罪名杀了。比如朱温就曾经跟臣子说,柳木做车轴好。臣子马上附和道:当然好。朱温马上大怒:你们玩我,柳木怎么能做车轴,车轴必须用枣木做!于是附和的倒霉鬼就真的变了鬼。至于建言和忽悠,危险就更大,尤其是面对君主的时候,伴君如伴虎,不知道什么时候碰了哪根龙须,人家龙颜大怒,自家吃饭的家伙就没了。所以,清朝的三朝元老曹振镛说,做官要多磕头,少说话。少说话还是得说,为了防止说错,唐朝的苏味道告诉你要“模棱”,含含糊糊,藏头缩尾,到处留下活扣,见机行事,看风转舵。这些说话的“经验”,一提起来大家就痛心疾首,大批特批,说实在的,其实这些招数,多半是皇帝老儿逼出来的,又要让人说,说错了就要挨整,不想点辙可怎么混呢。    
    最惹祸的舌头,是跟领导过不去的那种。上司说东,他偏说西,上司说西瓜好,他偏说南瓜也不错。中国文人因为管不住舌头活生生就下了割舌地狱的,不知有多少,但是,不吸取教训的,就是断不了根。这样的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己觉得皇帝做的不对,给皇帝提意见的,学名叫诤谏;一种是自说自话,发非常奇异可怪之论,不仅皇帝听了不顺耳,连一般人听了都受不了。第一种比较常见,在明朝之前,朝廷里设有专门官员,专职干这个。但别的官员如果想要说点什么,在理论上也是可以的。这种事情,平常往往不显山不露水的,只有在非常时期,或者赶上了非常之人,就动静特别地大。比如东汉后半段,外戚、宦官换着专权,把官爵拿出来当街叫卖,于是自命清流的士大夫受不了,前赴后继地出来说话,太学生们也跟着起哄,闹学潮,一浪接一浪。害得朝廷不得不动用专政工具,打的打,杀的杀,抄的抄,赶的赶。明朝中叶以后,宦官再一次专权,这一次更厉害,干脆做了“立皇帝”,士大夫又嚷了起来,结社集会,不依不饶。当然朝廷也更有办法,干脆扒了裤子当廷打屁股,一直打到稀烂,断了气。    
    然而,真正令统治者感到不舒服的舌头,是那种虽然未必就具体的朝政说三道四,但是却对统治意识形态不敬的,所谓,“得罪名教”者。东汉的王充,非孔刺孟,由于当时法网不严,让他滑了过去。接下来孔融仗着自己是圣人之后,混说什么父子之间有什么亲情道义,当爹的制造孩子,当初无非是出于情欲,而子之于母,就像瓶子里面盛东西,东西出来了就两不相干。结果被曹操办了,连家中未成年的孩子,一并提前见乃祖去也。明朝的李贽,读了几本佛经,就混说乱道,说《论语》《孟子》无非是圣人门下的懵懂弟子胡乱记的笔记,有头无尾,残缺不全。更令人不堪的是,虽然历代都儒表法里,行申(不害)、韩(非)之政,但却不能说破,偏这个李贽,公开说申韩的好话,硬是扯下了政治的遮羞布。于是,李贽以古稀之年,被捉将官里去,断送了老头皮。清朝文字狱最盛,但绝大多数无非是皇帝自己神经过敏,白日见鬼,只有吕留良、曾静案,才是真的“大逆不道”。吕留良在讲学中高扬民族大义,鼓吹反清,虽然未必得罪名教,但在华夷之辨上,戳了雍正皇帝的肺管子,于是,已经死掉的吕留良被锉骨扬灰,吕氏一族,满门抄斩。    
    看来,文人最大的祸患,在于有一条不合时宜,而且又能说出点名堂的舌头,把这样的舌头割了喂狗,天下就太平了。


朝堂上的变戏法变戏法里的政治

    在中国的佛教传播史上,有两个人功劳最大,由于他们翻译的佛经数量巨大,所以又被称为古代的翻译大师。这两个人,离我们近一点的是玄奘,远一点的是个外国人,名叫鸠摩罗什。鸠摩罗什来华的时代,是魏晋乱世,那个时候,虽说理论上佛教已经东来,但实际上并没有生根。好在乱世给了这种很能给人心理治疗的宗教,一个传播的好机会,而外来的传教人也大多有点除了翻译以外的本事。    
    人们都知道鸠摩罗什是个翻译家,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佛经都署着这位大师的大名,但是,在那个时候,鸠摩罗什给人的印象,却是个法术无边的魔术大师,在乎他翻译的人,反倒没几个。人们信佛,尤其是东晋时期北朝的统治者信佛,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大师魔术的征服力。那个时候世界还没有出个捣乱的拳王阿里,人们不明白魔术其实跟神通法力没有什么关系,固执地相信,那变幻莫测的魔术,是神通广大的佛的力量在起作用。    
    不过,即使是被人们视为佛的化身的鸠摩罗什,也没有想到,为传播佛法而弄的玄虚,居然给他这个出家人带来意想不到的“好事”。那时,北朝后秦皇帝姚兴,也是鸠摩罗什大师的信徒之一,这个胡人皇帝,对鸠摩罗什佩服得五体投地,一天忽发奇想,打算为大师做点什么。当他有了主意之后,派人请来了大师,对大师说,你这么聪明,没有老婆,种子怎么传下去?只听皇帝手一拍,十个美女从幕后走了出来,不由分说,姚兴强将这些美女塞给鸠摩罗什,让大和尚离开寺庙,另拨房舍居住,一点价钱都不许还。    
    不知为了佛教传播的大计,大师不得不委曲求全呢,还是大师到底也是血肉之躯,扛不住诸美女的强力诱惑(那个时候的鲜卑女子,雪白而且艳丽,根本没有汉人的礼法讲究,开放得近乎放肆),反正作为出家人(比丘)的鸠摩罗什笑纳了皇帝的美意。至于是安享艳福了呢,还是像《三国演义》里的关云长一样,将美女关在后院,看也不看一眼,则不得而知。不过,更大的可能是前者,因为这么一来,后秦的众多和尚不免心猿意马,再也打不住禅了,大家纷纷提出性要求,说你是大师享受十个,我们有一个两个总是可以的。面对和尚们的群体性事件,大师很镇定,将众僧集合起来,对他们说,我现在手里有一把针,你们谁能把针吃下去,就可以跟我一样,做不到,大家还回去老老实实打坐参禅。众僧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只见鸠摩罗什把针一口吞了下去,面不改色。大家见了,自叹弗如,既然享不了那个艳福,回去念经去吧,也顺便保住了自己的清誉,没有让寺院变成花和尚的大本营。    
    当然,鸠摩罗什的绝活,其实是魔术。这种魔术,今天即使是档次最低的魔术师也变得精熟,可是在当时,却不仅骗来了美女,而且慑服了众多的僧人,维持了寺院政局的稳定。无独有偶,一千多年之后,临到了中国人晦气的时代,西方洋人打上门来,欺负起来就没个完。突然之间,某些中国人感到愤怒了,从家里的箱子底里翻出了些据说是祖传的宝贝,说是可以让洋人的枪炮打上穿不透,甚至干脆就把它们闭住,对此,大家多少有些将信将疑。于是,高人们站出来了,要给大家露一手看看。台子搭好了,这边一人持枪,那边一人袒着肚子,一番舞弄并演说后,拿枪的这个,终于抬起了枪,瞄准了那个露肚皮的,说时迟那时快,只听一声枪响,这边枪口冒了股青烟,那边露肚皮的手里多了一颗弹丸。原来,放枪的枪里是空包弹,而弹丸早就在接枪的人身上,枪一响,则到了手中。——又是一个变魔术的。    
    这回魔术的政治作用可大,绝非当年吞针可比,不仅稳定了义和团的军心,而且动员了千千万万个老百姓起来杀洋灭教,跟洋鬼子对着干。只是戏法虽然变得高明,但义和团毕竟不能真的刀枪不入,被动员起来的老百姓,当真的碰上洋鬼子的真枪真炮的时候,还是一个个地倒下去。    
    看来,政治就是政治,把戏法给掺和进去,可能有一时之效,一旦坏事,就坏大发了。


朝堂上的变戏法神仙与皇帝

    天上的神与地上的君王,哪个大?如果问中世纪的西方人,答案无疑是非常明确的,虽说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但天上的神高于人间的君主是不容置疑的事情。任何一个君主,即使像拿破仑一世这样跋扈的家伙,加冕的时候也要由教皇代表上帝来给他戴上皇冠。可是,在中国,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中国有很多的神,还有仙,以及来自于佛教的佛和菩萨,虽然细讲起来他们之间是有差别的,但在普通中国人眼里,这些东西都是些超人的家伙,都差不多,江南的农民一概名之曰菩萨。但凡是个神仙,就有点超乎人类的本事,不仅可以长生不死,而且可以福人祸人(不然人干嘛要去求他们呢)。而皇帝虽说威势赫赫,但毕竟跟一般人一样,也生老病死,不然干嘛一个接一个地驾崩。可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皇帝就是大于神仙,而且不仅大一点点,连西来的佛祖也不能例外,必须服从皇权。    
    我们知道,故宫和颐和园里都有专给帝后演戏的上中下三层戏台,戏台之所以有三层,大抵是为了展示天上、地面和地下的世界。每逢皇帝生日,祝寿戏总是要演的,在这些戏里,神、仙、佛祖外加菩萨罗汉之类的角色是断然少不了的,每出戏到结束时,最热烈的场面是,上中下三层戏台上,所有的神仙,甚至连外来的佛祖都一起向皇上叩首祝寿,三呼万岁。戏台上的神仙拜皇帝,不仅仅是戏子们献媚,也是社会现实的写照。中国的神仙,一半是宗教的神职人员通过“专业化途径”制造的,一半是老百姓土法上马炮制出来的。有的来源于人间的英雄人物,比如关帝(关羽)、文昌帝君(张恶子);有的来源于动物,比如真武大帝(龟蛇);有的来源于山川河流,比如东岳大帝、河伯;当然也有一些是老百姓胡乱造出来的,比如江南的五通神、五猖神。有的时候胡制乱造虽然也有根据,不过,由于造的人不讲究,结果往往很荒唐。比如有的地方有五撮须相公庙,不用说,供的神叫五撮须相公;经过考证才发现,原来所谓的五撮须相公,是伍子胥。还有的地方有杜十姨庙,里面有大姨、二姨等一系列女神,共十位;然而仔细考证才知道,原来这个庙是供杜甫的,杜甫曾经当过左拾遗的官,所以又被称为杜拾遗,老百姓弄不懂拾遗是个什么东西,以讹传讹,最后变成了十姨。    
    不管这些神仙是怎么造出来的,如果得不到皇帝的加封,名气就大不起来。比如妈祖,原来不过是福建民间的一个不大的跟渔船航运有关的神,只因诞生不久,赶上南宋偏安东南,因此很快得到“皇封”,而且逐年封号升格,最后升到“天后”,结果成了中国沿海各地最有名的神仙。关公也是如此,如果不是偏爱《三国演义》的满人皇帝入关后的大力加封,他也不至于变成“大帝”,变得比他的主公刘备还有地位。    
    中国的神仙接受皇帝的册封,就像皇帝麾下的文臣武将受封领赏一般,说起来好像有点别扭,但中国的现实就是如此。神权小于皇权,而且不只小一点。当初佛教初入国门,和尚们还有点“洋脾气”,宣称“沙门不敬王者”,可是没过多久,就心平气和地对皇权低眉顺眼地称臣了。高僧大德,如果能够被皇帝封为国师或者上人,都是值得所在寺庙几代夸耀的事情。    
    中国的政治权力,即使在古代,也是法力无边的,连神仙也要让上三分,不,十分,而且神权还要得到政权的承认。


朝堂上的变戏法帝王之尊

    中国的皇帝据说是最威严的,这种威严一方面与中国长期的专制的历史有关,一方面与我们特有的学术文化有极大的干系。后者已经是大家公认的事实,如果没有法家和儒家的书生们的捧臭脚,以及理学的滥觞,皇帝不大可能像后来那样高耸入云,直至被罩在可望不可及的烟雾中。    
    在秦以前,中国还没有皇帝只有王或者“天子”的时候,王不过是诸侯的共主,很像是各国联盟的主席,权威相当有限。夏朝号称有万国,商的诸侯也有上千,周的属国最少,据说也有八百,实际上夏商周都不可能真正控制这些属国,近的还能去巡狩一下,远的也就随它去了。都说周幽王是周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昏庸的周幽王为博爱妃一笑,烽火戏诸侯,最终还是断送了自家的小命。不过,仅仅被天子戏弄了几次,诸侯就敢不发兵勤王,可见天子之威也不过尔尔。    
    春秋战国是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有时候,感觉世上最牛气的不是五霸或者七雄,而是身怀文武艺的士人,奔走于诸侯之间,谁给的钱多、爵高、位重,就给谁干。合则留,不合则走,此处不养爷,自有留爷处。双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客客气气的,更多的时候反倒是处在臣子地位的人更不客气,常常直言不讳地让诸侯下不来台。    
    秦始皇据说很神气,可惜昙花一现,现在已无从考证其朝仪的盛与简。接下来的刘邦就很不像样子,打了天下以后,众武夫在朝堂之上就喝酒撒泼,大呼小叫,甚至拔剑击柱,就差没有把殿堂拆了。还亏了儒生孙叔通为他制朝仪,才让这老儿过了皇帝瘾,得意洋洋地说,我今日才知道做皇帝是这么神气。再也不提当年拿儒冠撒尿的事儿。    
    中国的皇帝制度是从秦始皇开始的。还在战国后期,脚一跺天下乱颤的秦王已经嫌称王不过瘾了,于是就有了秦国与齐国并称东帝西帝的提议,不知天高地厚的齐王还真的动了心,亏了“义不帝秦”的鲁仲连居中游说,这事才算拉倒。在灭了六国,将一群六国的嫔妃都收到咸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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