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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记忆:中国百年历史的民间读本-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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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好景不长,没有多少时间,工厂废除连队建制,还恢复车间、班组制,原来的车间主任得到解放,又回到原来的车间当主任,老主任恢复工作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李连长下台,不知道是怎么就达成了一个妥协,李连长回到班级当大班长,老主任官复原职,仍然当车间主任。    
    李连长下台的那一天,情绪非常悲壮,李连长回到班组,又穿上工作服,师兄弟们看见他,也不好意思和他打招呼,他自己也觉得大失面子,才当了二年连长,又是工人了,革命到头一场空,什么也没有捞上。    
    孙局长倒没有下台,直到周总理逝世时,他还是局长,正在那时候,工厂向局里请示能不能开追悼会?孙局长回答说,上面没有布置。再到后来四人帮倒台,不让开追悼会的罪名就扣在了孙局长的头上,没过多少时间,孙局长也回来又当他的工人了。不过孙局长思想境界很高,回到工厂之后,仍然积极学习著作,可能他想在著作里找到答案,何以他就乘着直升飞机当上了局长,又一步跌下来,回到他原来的车间,还是做他的工人,革命这许多年了,怎么就是转了一个圈儿?著作里,可没有这样的教导。    
    姜同志的结局最好,直到四人帮倒台,因为他不是造反队的头头,所以算不得三种人,再加上文化大革命之前,他就有干部职称,所以不算是直升飞机乘客,他还是大学毕业生,更是党员干部,几经审查,他正式被任命当上了工厂的党委书记,尽管有人有意见,揭发说给五类分子用细钢丝挂砖头,就是他出的主意,但这也是查无实据的事,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1980年,我得到彻底平反,被调回原单位,据说姜同志准备为我召开一个欢送会,但我没买他的账,就在准备开欢送会的那一天,我给他来个不辞而别,说句工人的话,把他“晾”在旱地儿上了。    
    后来过了很长时候,又见到工厂的人,这时我才得知,姜同志竟然精神分裂,失去了工作能力,人们不理解姜同志何以会得了这样的一种怪病,他想得到的已经都得到了,他怎么还会精神分裂呢?    
    没有办法解释,只能为他感到惋惜,年纪轻轻的,就得了这种病,这辈子受罪了。    
    …………


第六部分廿一、迟来的春天(1)

    收听“敌台”广播历来是一种犯罪行为,一旦被发现就要被派出所“带走”,严重的还可能判刑。50年代初期,很少有人收听“敌台”,“三个月内中共崩溃”的咀咒,就是对共产党怀有仇恨的人也不会相信。只是后来,中国人面对着无法理解的现实,人们开始热衷于收听“敌台”广播了。    
    所谓的“敌台”,最早可能就是指台湾广播电台,后来扩大到美国之音,英国、德国、日本、韩国的华语节目,苏联变“修”之后,连以《莫斯科-北京》乐曲为开始曲的老大哥台也沦为敌台了。    
    收听“敌台”是一桩冒险的事,那时候没有耳塞,收音机即使调到最小音量,一个院子住着几户人家,也可能被人发现。更何况类如我这样的阶级敌人,时时被人监视,派出所更是经常找同院住户了解我的“动向“,为了避嫌,我房里连收音机也不放。    
    上世纪60年代后期,半导体收音机传入中国,一台五管半导体收音机卖到60元,绝对是我一个月的工资,也不知道是怎样积蓄的钱,终于我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    
    半导体收音机有耳塞,夜里将脑袋裹在被子里,由你一个一个地搜索敌台。当然有强大的干扰声,但也有的电台可以收听到。1976年一天夜里,我意外地收听到日本电台的华语广播,广播说中国可能发生了重大事件,日本监测到,中国上空3天没有飞机起飞。同类现象曾经于彭德怀事件时发生过,全中国的上空3天没有飞机起飞,绝对是不正常现象。    
    日本电台可能不会造谣,无论出事没出事,反正中国上空3天没见飞机,过了几天,也没感觉到什么变化,报纸上更看不到一点端倪,可能又是反华大合唱吧,我也就不再思索日本电台的消息了。    
    但是,我还是有了一点感觉,我发现,马路上偶尔会看到一个眼睛里含有微笑的人,中国人已经10年没有由衷的笑容了,什么事情使极少的几个人感到可喜可贺呢?中国没有别的事情让人可以为之高兴,中国只有一件事情可能给人们带来快乐,那就是一个时代终结了,那个制造了几十年灾难的时代结束了。    
    北京揪出四人帮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比当年林彪事件传播得还要快,回想那时,一个朋友伏在我耳边告诉我林彪出逃死于温都尔汗的消息时,吓得我一把将他推开,直着一双眼睛瞪了他好半天,怕他得了精神病。但这次,一听说北京出了四人帮,没有丝毫怀疑,历史只能是这样的选择。    
    在工厂里,我不敢有任何表示,绝对不敢让人看出居然我也敢高兴,我是一个摘帽右派,还是胡风分子,革命群众高兴的日子,就是我受难的日子,四人帮倒台,右派休想翻天,领袖钦定的罪人,永远不可能翻身。    
    后来,遇到流沙河,我们谈起各自的经历,流沙河对我说,当他得知四人帮倒台的消息时,最直接的感觉,就是庆幸从今之后,可以靠自己的劳动养家活命了。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四人帮倒台的传言最终被证实,兴高采烈地跑回家来,我对家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也许我们能有几年平安日子了。”    
    庆祝揪出四人帮的游行,我没有权利参加,报上再三强调一切要遵从“凡是”。我是属于“凡是”范畴的人,惟有不“凡是”,才会出现奇迹。有我什么好高兴的呢?    
    打倒四人帮,再不挨批斗了,也没下通知,牛鬼蛇神们也拉倒了,3年前,工厂大院立起一座毛泽东的大塑像,革命群众每天早晨进厂,直奔主席像下高举红宝书连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有的女工,踩着上班铃进厂,抱着孩子,急匆匆跑到塑像下面,以闪电速度高举红宝书,一口气万岁万岁万万岁地咕噜一秒钟,那也是一道风景了。    
    阶级敌人,没有高呼万岁的资格,我们要等最后一位工人进厂,完成早请示之后,自动集合在塑像下面,集体向领袖请罪,无论春夏秋冬,也无论是刮风下雨,最悲惨是大暴雨,在塑像下面站5分钟,全身衣服淋得湿透,回到车间还不许更衣,穿着湿衣服干活,那滋味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想像不出来的。    
    四人帮倒台之后,早请示没有了,牛鬼蛇神们也不请罪了。早晨到厂,淡淡的阳光下走进工厂大门,看着大院中央孤零零一座塑像,塑像前面一没有人请示,二没有人请罪,也真是替塑像感到凄凉了。    
    不管是怎么说吧,反正不请罪了,不开批斗会了,不写材料了,还是勤杂工,没有额外劳动了。下班按时离厂,晚上也没有人召集开会,多少年的专政对象,一下子没人管了,还真有点失落感呢。    
    四人帮祸国殃民罪行揭发出来,市委门外大墙贴出了控诉四人帮罪行的大字报,人们沉浸在幸福欢乐之中,光明终于到来了。    
    四人帮倒台不久,一位厂长坚持调我负责工厂的生产管理,人事部门极力反动,一个工厂的生产管理大权怎么可以交到一个右派手里,莫非要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吗?这位厂长对人事部门说,你们还要不要这个工厂了。多年来,工厂的生产总调度都是工人出身的干部,没有文化,只知道大干,就是完不成生产计划,一个产品上千种零件,总是丢三拉四,每个月都瞎抓。厂长了解情况,什么也说不清楚。用工人的话说,满脑袋浆糊。这位厂长和我一起住过牛棚,他对我的记忆力印象颇深,他认为没有好脑子,不可能将生产调度好。也不知道经过怎样的争执,最后还是将我安置到生产总调度的位置上了。    
    说老实话,我虽然不懂技术,也没学过工业管理,但按照图纸调度生产,我还是能够胜任的。用了一个月时间,我编出了生产总账,无论厂长问什么,我可以对答如流,各个环节都考虑得十分周密,才两三个月时间,工厂生产面貌改变了,连工人们都说,还是人家脑袋瓜子好使,许多人认为过去斗我,是不应该的,早让这样的人来管生产,大家不至于累得胡说八道。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使人们开始反思中国近几十年走过的道路,使人们开始正视左倾错误所造成的重大失误,多少年来,惨遭迫害的广大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历史与时代所经历过的曲折与坎坷。    
    我的右派冤案,是在1979年平反的,工厂党委的一个干部,把我唤到办公室去,通知我说,根据上级的精神,对我的右派问题给予撤销。也没说什么对不起的话,也没表示歉意,就是极不心甘情愿地通知我说,原来定的右派,现在不算了,而且,因为我已经25年没有调过工资,工厂决定给我长一级工资,由原来的62元,长到70元,并说这并不是对我的什么补偿,右派问题是没有补偿的,搞错了,改正过来就是了。工厂还通知我说,原来定我右派的档案,已经全部销毁,今后再填写什么表格,不要写曾经被定为右派分子了。


第六部分廿一、迟来的春天(2)

    平反右派,一些文学界的朋友又在生活中出现了,朋友们找到我,告诉我应该开始写作了;这时我的右派问题虽然得到了平反,但是胡风问题还没有得到平反,这个尾巴比右派厉害多了。别人可以开始写作了,我却依然没有写作的权利。感谢朋友邵燕祥,当我把自己写的诗作寄给他的时候,他毅然做出决定,在他主编的《诗刊》上发表了,这就是我于1979年发表的诗作:《夫妻》。    
    北京传来消息,说是胡风问题也开始着手解决了,如何一个解决的办法?解决到什么程度?还得不到任何消息。就在此时,和我在天津同时被定为“胡风分子”的一位作家余晓,给我写来一封信。信中余晓告诉我,自从1957年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之后,他也和我一样被送进了劳动改造农场,后来从农场放出来,又被“下放”到农村安家落户,如今还一个人住在天津郊区的一个小村子里。按照余晓告诉我的地点,我乘郊区长途汽车去农村看他,至此,失掉联系长达20年之久的老朋友,才重新见了面。    
    余晓老了,一双睿智的眼睛不见了,已经55岁的余晓,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25年的磨难,他没了锐气,对生活不抱希望,多少年来,他总是一个人在土房里面壁而坐,一天不说一句话。见到老朋友,也没有激动,只是呆呆地看了我半天,叹息一声,就再不说什么了。    
    自然,我们说到胡风问题。余晓告诉我说,天津已经成立了专案组,正在着手调查天津“胡风分子”们的情况,至于如何解决,现在还没有说法,一切都要等中央文件。不过据我们一起猜测,情况只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总不会再像过去那样,永世也休想翻身了。    
    无论如何,情况总是向好处发展,耐心等待吧。    
    没有过多久时间,有人到工厂找我来了,来人说是专案组成员,也不是通知我什么精神,只了解一下我的情况,我想这可能是先来看看我,证实我还活着。专案组的人告诉我说,胡风问题中央还没有文件,但是他们想先把我解放出来,因为我确实和“胡风反革命集团”没有任何联系。在“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中,我是最好解决的一个。就是这样,也要等中央精神。他们既不告诉我未来一片光明,也没说只许我老老实实,不许翘尾巴的话,至少不再是对待阶级敌人的态度了,甚至临别的时候还和我热烈握手,和我说了许多类如注意身体的话,一时感动得我不知如何是好。    
    专案组干部来过之后,好长好长时间,又一点消息也没有了。到了1980年的夏天,一天晚上,余晓突然找到我家来了。余晓说,他已经被文联从农村接回来了,说是文联领导说了,无论问题如何解决,总不能再在农村住下去了,先接回城来,等中央精神下来之后,再做安排。    
    直到1980年8月,我才得到正式通知,说是我的“胡风分子”问题将得到彻底平反,不仅我一个人将得到彻底平反,全部“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都将得到平反。工厂通知我不必再到工厂“上班”来了,让我在家里等候安排,作家协会人事干部也通知我说,工作问题正在着手安排,还征求我的意见,想做什么工作。    
    进入9月,我办过种种手续,离开工厂回到作家协会。感激编辑部的老主编万力同志,据说当作家协会领导向他说林希原来是由编辑部送走的,今天落实政策还要回到编辑部来的时候,万力同志当即就表示欢迎我回到编辑部来,而且还说让我好好休息一段时间,什么时候愿意参与工作,就什么时候到编辑部来工作。    
    回到协会,发给我400元安家费。拿着这400元钱,我激动得不知道如何是好,这许多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多的钱。从财务室领到400元钱,一口气跑回家里,还没进门,就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爱人说:“咱有钱了。”我爱人说,这400元钱,千万不要乱花。立即我们两人一起去银行,从此,我们有了第一笔存款。    
    真是好事一件接着一件地就来了,领到400元安家费之后,文联又给我调了工资,在工厂给我长了一级工资,回到文联之后,由原来70元,调到72元。问题不在于2元钱,问题的重要在于,从今之后,我又算是一个文艺干部了。     
    1980年冬天,天津市委宣传部正式开会给原来被定为“胡风分子”的同志平反。早早地我们十几个人赶到了市委大楼,被让进一间会议室,大家互相说了一些寒暄话,随后一位副部长走进会议室,说是开会了。这位副部长说,本来今天的文件是应该由正部长宣读的,但是不巧,正部长今天有点重要的事情,他就不来了。随后这位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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