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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五千年--影响人类历史200件大事0015-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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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组织上加强了对土地革命的领导，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
对中、小工商业者采取保护的政策；只没收其封建剥削部分，而工商业
部分不动。对地主阶级采取消灭的政策。但对地主分子给予生活出路，按人
口分给一分土地，对全家外逃的大土豪劣绅，则不予分田。分田的同时，还
展开了废债运动。
土地革命的开展，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
在自己的土地上精耕细作，改良土壤，养猪积肥，兴修水利，使农业生产获
得了丰收。1928年秋天，井冈山根据地农业生产普遍获得大丰收，宁冈全县
粮食总产比 1927年增产百分之二十，茶油丰收更是十几年来所没有的。永
新、莲花、遂川等地出现了空前的好收成。工农民主政府又领导根据地人民
大力发展生产，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开辟圩场，建立根据地的财政金融制
度，使根据地的经济逐渐繁荣起来，保障了根据地人民生活的需要。此外，
文化教育事业也发展起来了。根据地建设的成就，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胜利进
行。
在革命斗争中，建立了一种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工农兵民
主政权一工农兵代表会议和工农兵政府。同时，在工农红军的积极帮助下，
普遍建立地方武装。这些地方革命武装，对保卫地方革命政权起了巨大的作
用。
这个时期，湘赣边界的割据局面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
红色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井冈山根据地呈现一
片大好形势。当时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和军委（陈毅为书记）的政策
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
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
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
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的斗争；集中红军相机
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
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形势迅速向前发展的时候，中共湖南省委多次派代表
到井冈山，指责湘赣边界党是“极严重的保守观念”，不顾当时正值南方统
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时期，命令红军大队远离根据地冒进湘南。毛泽东于6月
30日在永新召开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讨论湖南省委
的命令，一致决定，红四军主力不应离开根据地冒进湘南，而应“继续在湘
赣边界各县作深入的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可是湖南省委代表趁
毛泽东、宛希先远在永新时，不察当时的环境，不顾联席会议的决议，于 7
月中旬，强令红军大队向湘南冒进去打郴州，结果使边界和红军一齐失败，
红军数量上约损失一半；边界被焚之屋，被杀之人不可胜数，各县相继失陷，
造成了“八月失败”。毛泽东得知红军大队在湘南失利的消息后，亲自率领
一营兵力往湘南迎还大队。8月下旬，两军在桂东会合后，打退了敌人的追
击，决定返回井冈山。8月30日，湘赣两省敌军以四个团的兵力，从黄洋界
进攻井冈山。红军凭险抵抗，英勇地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取得了黄洋界的保
卫战的胜利。9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红军大队回到井冈山，三战三捷，收复
了大部分失地，恢复并发展了井冈山根据地。
为了纠正“左”倾冒险错误和右倾悲观情绪，总结湘赣边界一年来的斗
争经验，1928年10月25日在宁冈茅坪召开大会。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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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案，正确地阐明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性质、形势和策略的问题，
并且对“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关键问题作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回答。这就大大加强了党员和群众的斗争信心。
1928年底，红五军的一部分到达井冈山。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
腾代远、黄公略率领湖南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在平江举行起义，成立了红五军，
军长彭德怀，副军长黄公略，党代表腾代远，政治部主任杨兑明，共约4000
人。7月23日，又成立了平江县工农民主政府。平江起义后，湖南军阀纠集
六个团的兵力围攻红五军。8月1日，红五军退出平江县城，在湖南的平江、
浏阳和江西的万载、修水、铜鼓、萍乡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湘鄂赣边
革命根据地。 月12 日，红五军在彭德怀、腾代远、黄公略的率领11
下，与红四军在宁冈县城胜利会师。红五军和红四军的会师，进一步壮大了
井冈山的革命力量。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为中国革命在大革命失败后找到了一
条革命发展的正确的道路，这就是：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
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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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 义 会 议
遵义城，是贵州北部的一个重镇。它北靠娄山，南临乌江，是贵阳到重
庆的交通要道，也是汉、苗、布依、回各族商旅云集的场所，市面十分繁华。
l935年1月，红军长征到达遵义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
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
指出：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以
“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的王明，掌握了这次会议的领导权。这次会
议，标志着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王明没认识
到现阶段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长期性的基本特点，错误地认为整个资产阶
级是革命的对象，他们不顾敌强我弱的实情，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路线”
和党在全国范围内的“进攻路线”；他们竭力照搬苏联经验，强调工人的罢
工斗争，鄙视毛泽东、朱德搞的红军和农村根据地。要红军都去打大城市，
配合工人运动；对那些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他们实行残酷的宗派主义政策。
王明等人的左倾机会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在国民
党统治的大城市里，他们不听正确意见，拒绝执行必要的退却和防御，不要
合法斗争，硬着头皮搞为当时情况根本不允许的罢工、罢课、罢市斗争及示
威游行。结果，使党在白区的组织几乎遭到了百分之百的破坏，连王明的临
时中央也无法在上海藏身，只好于1933年1月迁到中央苏区避难。这样，在
王明等人到来之后，中央苏区便也不得安宁了。
临时中央（王明已到莫斯科汇报）由博古代替他迁到革命根据地后，就
让毛泽东靠边站了。对那些不同意他们主张的人，他们无情地打击。先后在
福建、江西开展了反“罗明路线”、反邓、毛、谢、古“江西罗明路线”的
斗争。他们的这些作法，弄得苏区人心惶惶，对于反第五次“围剿”的斗争，
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1933年，蒋介石自任总司令，纠集50万大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
第五次军事“围剿”。他总结以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制订所谓“三
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采取堡垒主义的形式向中央苏区推进。采取“稳
扎稳打，步步为营”。
中央苏区红军已有8万多人，根据地日益巩固，又有前四次反“围剿”
胜利的经验，士气高涨，形成了粉碎敌人新的进攻的有利条件。如果按照毛
泽东的战术，完全有可能打败敌人，但这时临时中央负责军事的博古不懂军
事，一味信任苏联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可李德不了解中国国情，硬把他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正规战的经验搬到中国来，对毛泽东等创造的符合中国实
际的游击战和积极防御战的经验不屑一顾，盲目推行了一条“左”倾的军事
路线，结果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就陷入了极端被动的地位。
战争一开始，博古和李德就提出所谓“两条路线的决战”的口号，和“不
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攻击敌人的坚固堡垒，
结果使红军主力陷于敌人优势兵力和堡垒之间，处处挨打，十分被动。正在
此时，国民党十九路军的将士在福建前线发动了福建事变，建立了福建人民
政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并派人同红军谈判合作。
但是，博古等人硬说十九路军的行为是“假革命”、“欺骗群众”，因
而不肯同他们有任何合作，拒绝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的正确意见。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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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孤立无援的福建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瓦解之下很快失
败，红军也失去了一次极好的打破敌人“围剿”的宝贵机会。随后，蒋介石
便集中全力进攻中央红军了。
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把
“左”倾机会主义推到了顶点。根据地形势更加严峻，由于打击面太大，造
成了社会混乱。这就更加增大了粉碎敌人“围剿”的困难。
4月中旬，蒋介石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博古、李
德不顾敌强我弱的情况，仍然决定与敌主力硬拼，双方激战18天，红军伤亡
惨重，广昌失守。随后，敌军日益深入我苏区腹地，在遭到重大挫折后，“左”
倾指挥者便灰心丧气，处处设防，由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转变为防御中的保守
主义。红军陷入了更加被动挨打的局面。这时，毛泽东再次提出将红军主力
调到湖南，并牵着江西敌人到湖南消灭的挽救危局的方针，但遭到拒绝。“此
计不用，打破敌人 ‘围剿’的希望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放弃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
根据地，实行军事战略大转移。1934年10月10日，除陈毅率领的一部分留
守部队外，中共中央从瑞金出发，率领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开始了向
湘西的战略转移。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时，“左”倾领导者惊慌失措，实行了退却中的逃跑
主义。对长征这么重大的行动，事先秘而不宣。长征开始后，对于为什么要
撤离苏区、当前的任务是什么、要到哪里去，这样一些基本问题都始终没有
和广大将士说清楚。因此，大家出发前糊糊涂涂地不知要做什么准备，只好
采取大搬家的方式，组织了庞大的后方机构，携带了大批武器、几千副挑子
等等。大批的战斗队变成了掩护队，不能机动地执行战斗任务。由于队伍实
在是太多了，行动极为不便，经常会出现7、8万人在一山中羊肠小道中缓慢
移动的情况。
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蒋介石布置了4道封锁线，由湘军、粤军、桂军
分别布防。英勇的红军战士经过浴血奋战，虽然连续突破了漳水、宜章、粤
汉路、湘江四道封锁线，但也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特别是湘江一役，损
失尤为惨重。经过4道封锁线后，红军人数由8万多人锐减到仅剩3万多人。
这时，红二、六军团为策应中央红军，在川黔湘边界展开了强大的攻势。
蒋介石察觉到红军前进的方向是要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便立即调集重
兵，布置好口袋形阵势，等着红军去钻。在这种情况下，红军该怎么办呢？
长征开始后，广大红军干部和战士看到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我们一
直处于不利的状态，现在又几乎陷入绝境，这与前四次反“围剿”痛快淋漓
的大胜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开始怀念起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来。还在苏
区时，许多红军指挥员和党政干部，就对当时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在军事上
的作法逐渐产生了不满和怀疑。一些军团指挥员多次向他们提出意见，有的
还同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被排斥在领导岗位之外的毛泽东，怀着高度的
革命责任心，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意见和主张；但是，这些都被当成了耳
边风。随着长征中红军的不断失利，这种不满情绪日益暴露出来，到湘江战
役后达到了顶点。许多指战员忿忿地说：“过去几次反‘围剿’打了许多恶
仗，不但没有这么大的消耗，还壮大了许多倍，现在光挨打，真气人！”第
三军团长彭德怀更气愤地说：“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象个打仗的样子？”
严峻的事实，使一些曾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逐渐醒悟过来。还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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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次“反围剿”刚开始不久，张闻天就怀疑：“这样打下去，我们能有胜利
的前途吗？”后因广昌战役与李德、博古意见不合，而遭到排挤。王稼祥更
是从亲身体验中认识到这样下去不行。
长征开始后，王稼祥因伤坐担架，毛泽东也因病坐担架，这样，两人就
在行军途中谈开了。晚上，宿营时，毛泽东又建议张闻天同他和王稼祥住一
块。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的三
人集团。毛泽东利用一切时间向他们分析了在反“围剿”中中央在军事领导
上的错误，并针对具体情况，谈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情况相
结合的道理。王、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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