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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人性-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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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勒军队逮捕了太尉王衍、吏部尚书刘望等多位晋朝高官,还有襄阳王司马范、任城王司马济等六个皇族王爷。“众人畏死,多自陈述”,王衍还劝石勒称帝。只有襄阳王司马范还是条汉子,“神色俨然,顾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复纷纭’”。半夜,石勒派兵士推倒屋墙,把这帮亲王权贵都活活压死,但他们总算保了全尸。    
    司马越留派洛阳的部将何伦等人闻败,慌忙拥司马越世子和他的王妃裴氏从洛阳往东海方向逃跑,城中百姓士民也紧随军人一起外逃。跑到洧仓,又被石勒大军迎截,东海王世子以及皇族四十八个王爷都死于乱兵之手,东海王王妃裴妃被乱兵抢去,轮奸过后又出卖给别人。    
    公元311年(怀帝永嘉五年)六月,晋怀帝被匈奴刘渊汉军抓获,313年被杀,时年三十;公元316年,惠帝另一个侄子晋愍帝司马邺也肉袒出降,不久被杀,时年十八。至此,西晋灭亡。怀帝、愍帝都是很不错的青年干才,但“八王之乱”已经使晋朝大厦出现难以修补的巨大裂隙,孤木难支,任谁也无力回天。


“八王之乱”杀戮年代才子士人命运的“黑色幽默”第18节 你方唱罢我登场(4)

    祖逖曾讲,“晋室之乱,非上无道,而民庶怨叛。由诸王争擅,自相夷灭,逐使戎狄乘虚,毒逋中土”。晋惠帝虽昏而不虐,但这么一个幅员辽阔的皇皇大晋,由一个愚君来统理,简直是古今所无的事情。晋武帝没有远见,所托非人,儿子不争气也罢,托孤大臣不是杨骏那样的擅权鼠辈,就是张华那样的世故老臣,以至于贾后奸邪妇人秉国,赵王司马伦阴险王爷篡逆,诸王争起,亡乱终至。    
    “八王之乱”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大乱开始时各种势力都是打着拥护皇权的旗号,或者“矫诏”行事,绝非赤裸裸地像东汉末年那样胡乱开打。这主要是因为晋武帝在位二十六年,皇权威力影响巨深。赵王司马伦势力如此之大,但一旦篡逆,很快就被打着迎归惠帝旗号的诸王击败,而司马衷这个“土木偶人”恰恰可以成为各位皇族野心家手中最大的王牌,一直到公元306年,东海王司马越眼见傻子皇帝再无可用处,晋武帝时代威赫皇权的余晖全然逝去,才一把毒药弄死了这个幌子皇帝。    
    追思造成西晋最终灭亡的八个司马皇族,司马氏原来的立意完全是出于想“封建亲贤,拱辅帝室”,但晋武帝没有远图,惠帝失于暗劣,执政大臣安于奢放,致使贾后擅权,八王又暗怀私心,相迭而起,煽风速祸,致使“家国俱亡,身名并灭”。然而,这八王的人格禀性也不尽相同。汝南王司马亮,“少清警有才用”,乱非其起,不失厚道;楚王司马玮“开济好施,能得众心”,是位年轻气盛,没什么政治经验的王爷,虽有挟怨私心,终为贾后杀人工具,自己也不免挨刀;赵王司马伦以叔祖之尊,昏暗愚懦,诸子又不成器,成为孙秀的傀儡,又肆行篡逆,可以说是八王中最令人不齿的老匹夫;齐王司马冏,“少称仁惠,好振施”,如果公正持平,完全可中兴晋廷,但最终为自己的野心所累,暴尸于市;长沙王司马义“开朗果断,才力绝人,虚心下士,甚有名誉”,应该说是文武全才,果断聪明,但乱世人心叵测,最终被东海王出卖,功败垂成;    
    成都王司马颖本来在谋士卢志等人的辅佐下,扫平大逆,颇得众心,但最终他宠信宵小,不仅与堂兄齐王翻脸,又与同父异母兄司马义同室操戈。遥控朝廷后,成都王又不能当机立断,自恣其欲,最终也一条绳索搭上性命。河间王司马(禺页),本是司马皇室疏宗,“少有清名,轻财爱士”,晋武帝赞叹其“可以为诸国仪表”。但正是这样一个看似老成君子的王爷,先附赵王司马伦,又与齐王司马冏共攻赵王,再与成都王司马颖攻打长沙王司马义,其部将张方更是残酷无比,劫持惠帝车驾,祸害京都洛阳。乘东海、成都二王交恶,他又混水摸鱼,把惠帝劫至长安,软禁成都王,完全成为当时诸王混战的祸头。虽有如此城府,最终仍不免被人活活掐死。东海王司马越也是晋室疏宗,“少有令名,谦虚持布衣之操,为中外所宗”。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司马越临危出卖同盟者长沙王,再与成都王翻脸,又攻击河间王,并毒死晋惠帝,虽最终能成为“八王”中不被砍头的王爷,但尸骨未寒,石勒的一把大火也把他烧成灰烬,世子死于刀剑之下,妻子惨遭乱兵轮奸变卖,下场也可嗟叹。    
    “自惠皇失政,难起萧墙。骨肉相残,黎元涂炭,胡尘惊而天地闻,乱兵接而宫庙堕,支属肇其祸端,戎羯乘其间隙,悲夫!”倘使晋武帝后继者为一平庸守业常主,所有这些王爷大可以善始善终,拱列晋室。即使哪个怀有狼子野心,在大一统的皇权下面也只能做太平顺王。    
    西晋是中国历史上没有亡于农民起义的少数几个政权之一。虽然经学的衰落,玄学、佛教的兴起和少数民族内迁成为西晋政权削弱的重要干扰来源,但其真正的灭亡原因则是八王互攻而造成的内部混乱和崩塌。    
    法国哲学家巴斯卡儿说过,“进步的事业必须被进步所取代”。福兮祸兮。虽然西晋的灭亡造成了一百余年间中国南北方的极大社会动荡,各个政权你方唱罢我登场,但也在中国历史上达成破天荒的头等大事,第一次在中国各民族的“兄弟之战”中最大限度地加速了民族大融合,胡族文化涤荡冲洗了汉族原有文化中过时的糟粕和余渣,在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添加了新鲜的活力因子,并为日后隋、唐的大一统奠定了丰厚的思想基础和心理积淀。    
    纷乱大伪之世,却生出那么多英雄、豪杰、骚客、奸雄、懦夫,共同合演了一幕盛大的世间戏。与台上之戏不同,台上戏是先离后合,世间戏却先合后离,辛酸处处,血迹斑斑。“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世纪,也是怀疑的世纪;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我们拥有一切,我们一无所有,我们直下天堂,我们直落地狱……”——英国大文豪狄更斯这一段话,形容“八王之乱”前后的西晋社会再恰当不过。    
    可见,魏晋的风流余脉,不仅仅是潘岳的“河阳一县花”,不仅仅是陆机的“顾影凄自怜”,不仅仅是张华的“居欢惜夜促”,不仅仅是左思的“高眄邈四海”,千姿百态,五色纷呈,最终,我们谨以也是那个时代伟大英豪的刘琨所作诗来作终结,抒其幽幽叹惋、末路英雄之意:    
    “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朱实陨劲风,繁荣落素秋。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輈。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安史之乱”中的大唐将军们第19节 混乱年代的复杂人性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馀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洛阳宫殿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兔穴。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小臣鲁钝无所能,朝廷记识蒙禄秩。周宣中兴望我皇,洒血江汉身衰疾。    
    诗圣杜甫这首忆念“开元盛世”的诗歌,其中所描述的人民安乐、路不拾遗的太平景象,在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戛然而止,“渔阳鼙鼓动地来”,致使“九重城阙烟尘生”——“安史之乱”爆发了,伟大的唐朝自巅峰急剧向下滑落,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一幕历史大戏,至此灯光一下子黯淡了。但是,江山代有英杰出。在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时代,又会有新的英雄因时依势而出,五彩眩然,英姿勃发,令人目不暇接。    
    “安史之乱”前,唐王朝各种社会矛盾积聚已久,加之国家“承平已久”,人民久不知兵,真正的“亢龙有悔”。到唐玄宗在任期间,始于南朝的府兵制已经弊病多多,耽于安稳而又不识远谋的大臣们提出实施“募兵制”,这正好给了驻守唐朝边域的蕃族大将们绝好的大施拳脚、招兵买马的机会。盛唐武功赫赫,疆域辽阔,而硬币的另一端,则又是这么漫长的边境线需要战斗力极强的将帅去守卫,需要数量极大的边兵,如此,驻扎边地的蕃将,如安禄山等,大量招募“杂胡”士兵,不停地用蕃将把汉将替换掉,在辽阔广大的戍区内,蕃将出身的节度使完全成了自己嫡系部队的当然首领,各节度使辖区基本成为一个人说了算的独立王国。    
    归根觅源,玄宗时期的边镇大将之所以能拥如此大的权力,大部分也应归咎于权相李林甫。玄宗开元年间,由于张嘉贞、王鉷、张说、萧嵩、杜暹都是以节度使的身份入知政事,即由将入相,渐成定例。“口蜜腹剑”的李林甫掌权后,为了避免类似的“威胁”再发生,杜绝“隐患”,他向玄宗上奏说:“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而勇,寒人亦无党援”。并假意让出自己领任的朔方节度使给蕃将安思顺(安禄山之族弟)。玄宗对此大加赞赏,觉得其言很有道理。谕旨发下,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等武人皆专制一方,权重位高。穷李林甫本心,其实非常简单:这些武将“不识文字”,更不是进士出身或有什么高阀贵族的血源,没有任何机会被招进朝中顶替他的相位,由此可以保证自己一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以安枕无忧地当一辈子宰相。    
    李林甫也不是平常人,他的曾祖李叔良是高祖李渊的堂弟。李林甫年青时就慧黠多艺,善于音律,乘间又巴结上玄宗的宠妃武惠妃,并撺掇玄宗废杀太子李瑛等三个亲儿,权倾一时。残暴专横如安禄山,内心深处,对李林甫也十分惧怕。他时时派遣线人去京都打探消息。如果哪次听说李林甫对自己稍有微词,就会吓得这个胡人大胖子数九隆冬也一身大汗,躺在胡床上嚷嚷“我要死了”。    
    掌握权柄的数十年间,李林甫位极台辅,从未以国事为重,只知蒙蔽皇帝,陷害同僚,排除异己,作威作福。“生既唯务陷人,死亦为人所陷”,李林甫刚死,后来居上的杨国忠也有样学样,派人诬称李林甫生前和阿布思部落相互勾结准备谋反。案件鞫审时,李林甫的尸体还未入土,真正的“尸骨未寒”,朝廷就下制削去李林甫一切官爵,子孙除名流放岭南和贵州偏僻地方,剖毁棺木,撬开李林甫的嘴挖出他尸体口含的大珠子,剥光身上的金紫礼服,把尸体随便刨个坑埋掉。    
    当时,安禄山任三道节度使(平卢、范阳、河东),军权在握已近十年,一直秣马厉兵,准备伺机而起。他原来本想唐玄宗死后再起兵作乱。杨国忠掌权后,一直与安禄山互相对不上眼,屡屡进言唐玄宗说安禄山要造反,玄宗一直不信。为了证明自己正确,有远见之明,杨国忠“数以事激之”,想要逼使安禄山速反以取得玄宗对自己的信任。“(安)禄山由此决意遽反”。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冬天,安禄山伪造皇帝手敕,声称玄宗召他带兵入朝讨杨国忠。他聚集劲卒十五万,号称二十万,烟尘千里,鼓声喧天,一路向首都杀来。由于“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加之河北等地一直处于安禄山管治之下,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地方官员许多开门出降,稍好点的“弃城窜匿”,运气差的“为所擒戮”,由此,长达七年之久的“安史之乱”拉开序幕。


“安史之乱”中的大唐将军们第20节 时兮命兮自折栋梁(1)

    ——倒霉透顶的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三大将    
    初闻安禄山造反,杨国忠还“洋洋有得色”,大言道:“现在只有安禄山一个人真心造反,将士肯定不愿意跟随。旬日之间,我肯定让安禄山的首级献于阙下。”没料到,安禄山连陷博陵、蒿城,并攻下坚城灵昌郡。由于安禄山军队步骑散漫,各地城郭只见千军万马铺天盖地而来,老百姓惊骇至极,纷纷遭到屠灭。尤其是朝廷杀掉在京师当驸马的安禄山儿子安庆宗后,安禄山狂怒至极,连投降的数万唐兵唐将也一并杀掉,指挥大军,又连陷荥阳等重镇,直奔潼关。    
    安禄山反讯初闻,当时正在京城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就自动请缨,向玄宗保证:“臣请走马诣东京(洛阳),开府库,募骁勇,计日取逆胡之首以献阙下!”玄宗当即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并在十日之内于东京洛阳募得六万兵,断河阳桥拒守。同时,玄宗又命宗室荣王李琬为元帅,以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师,在京师招募十一万军士(皆市井子弟),统诸军并进,由太监边令诚监军。    
    安禄山攻陷荥阳后,又破武牢,大败经验老到的唐将封常清,攻陷东京洛阳,纵兵大肆杀掠。都亭驿一战,封常清又败,率残兵退平陕郡。败退之际,封常清飞书请高仙芝力守潼关,修茸城池,“贼至,不得入而去。”东征期间,由于高仙芝与太监边令诚数不相合,这位太监公公便趁入朝面君之际狠狠参奏高仙芝、封常清二人的“罪状”,讲封常清“以贼摇众”,高仙芝“弃陕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肝火正旺的唐玄宗闻言大怒,一改平日纵容武将的态度,加之当时还以为安禄山叛乱依旧是指日可平,正好想杀此两个大将以威众,就派太监边令诚持敕令于军中斩杀了高仙芝、封常清这两位声名赫赫的大将。    
    高仙芝,本是高丽人(唐朝属国),其父高舍鸡投军安西,从军卒做起,官至诸卫将军这样的中级军官。史载,高仙芝“美姿容,善骑射,勇决骁果”,是个弓马娴熟的美男子职业军人。他自少年时代就随父亲至安西从军,因父功获授游击将军,二十多岁就拜将军,军职与父亲相当。他在节度使田仁琬手下做事时,并没有获得重用。四镇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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