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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三部曲之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z-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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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闻天一反往日“积极进攻路线”,在社论中写及了“退却”:国内战争的战线是延长在全中国。在各个战线上,我们依照当时的具体环境而决定采取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的斗争方式……③博古和李德的“誓死保卫每一寸国土”的口号,已被蒋介石的“步步为营”战略所粉碎。“池塘”日见干涸。情知无法再固守中央苏区,中共中央极端秘密地决定突围,进行“转移”和“退却”。派出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西征,便是为了给红军主力的“转移”、“退却”探路。在此之前,七月七日,还曾派出寻维洲、乐少华、粟裕、刘英[此刘英(男)非后来成为张闻天夫人的那个刘英——引者注]率红七军团东征,朝闽浙赣方向东征、北上。西征军为的是探明前往湘鄂川黔交界处贺龙、关向应部队的路线。东征军为的是探明前往赣东北方志敏部队的路线。主力红军准备“转移”、“退却”,这一切只有少数中共高层决策人物知晓。在广昌战役失败后,博古和李德已经意识到败局已定,虽然嘴上还在高喊“寸土必争”、“誓死保卫中央苏区”……张闻天的文章,唯一“微露”红军重要战略意图的信息,以便红军上上下下“公开动员公开准备”。已经无权过问最高决策的毛泽东,在九月中旬离开了瑞金云石山,朝西进发。他带着文书、卫生员、警卫员、伙夫、马夫,向着于都前进。贺子珍和小毛,留住在云山古寺。这时的贺子珍,又怀孕了。    
    毛泽东为什么在这关键的时刻离开红都去于都?这是一个谜。毛泽东不是去于都休养,而这时的他,身体恰恰不适,疟疾开始复发。他干吗要步行两天去于都呢?虽说给他配备了一匹马,但他却很少骑,跟随一群步行者而骑着马也够累的。他去于都,也没有什么要紧的公务,无非是“指导那里的县苏维埃的工作”,如此而已。有人猜测,毛泽东不知道“三人团”的决策,不知道红军即将开始转移、西征。这仅仅是猜测,没有依据。毛泽东跟张闻天住在一起,而张闻天是知道要进行“转移”的,这样,他才可能在社论中“微露”天机。因此张闻天已和毛泽东接近,他会把这样重要的动向告诉毛泽东的。    
    索尔兹伯里写及伍修权的一段回忆,倒是说出了一些内情:    
    当时担任翻译因而了解内情的伍修权将军认为,有些人可不想让毛参加长征。“毛是被人有意排斥在外的”,伍说,“去于都调查,这只不过是不让他参加的一个借口罢了。”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八页,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不论怎么说,在那样重要的时候,毛泽东离开党政军首脑云集的云石山,抱病前往于都,充分表明他完全被排除在中共高层决策圈之外!于都,位于瑞金和赣州之间中点的一座县城,傍水而筑。毛泽东一行,来到县城北门一条小巷深处一座灰色的砖房,人称“何里”。那儿是赣南省苏维埃政府办公地,一共三间屋,腾出左厢房让毛泽东住。赣南省是一九三四年七月才设立的,包括于都、登贤、赣县、杨殷四个县及两个游击区。人口不过四十万。    
    毛泽东到达于都的日期,大抵在九月二十日之前,因为他在九月二十日有一份“急密译”电报,从于都发给瑞金“周副主席”,亦即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    
    毛泽东到了于都,在他的住处召集过两个座谈会,一个是工人(铁匠、木匠、缝纫匠、篾匠)和贫雇农座谈会,一个是区、乡、村干部座谈会。他确实在做“指导省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就在这时,正在瑞金云石山的张闻天,从军用电话里听见从于都传来的急促的声音:“毛主席病了!发高烧!赶紧派医生来!”电话是赣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打来的。这一回,毛泽东真的病了,病得很重,发高烧到四十摄氏度!他的十七岁的卫生员钟福昌慌了手脚。张闻天马上通知瑞金中央红色医院,院长傅连暲一听毛泽东病重,心急如火燎。    
    这位汀州福音医院的院长,受毛泽东的影响,投奔了红军。他以罕见的方式加入红军——坐在轿子里,从汀州抬往瑞金,轿后跟着一群挑夫,抬着八口大箱!这位“大知识分子”不会走远路,又不会骑马,所以只得坐轿子。至于那八口大箱,里面装的是药品、医疗器械、显微镜、X光机。    
    他在瑞金办起了中央红色医院,当上了院长。这一回,他要从瑞金赶往于都,临时叫不到轿子,只得骑骡子。他从未骑过骡子,警卫员扶他上骡,然后骑马在侧,随时照料他。他在骡背上紧张极了,出了一身汗。慢慢地走了两三个钟头,他这才算是习惯了,学会了“驾骡术”。傅连暲连夜赶路。第二天又赶了一天。直到傍晚时分,终于赶到于都城。傅连暲顾不上路途劳累,直奔毛泽东床前,一摸前额,滚烫!量一下体温,四十一摄氏度!“已经三天不吃东西,只喝一点米汤。”警卫员吴吉清告诉傅大夫。傅连暲断定是恶性疟疾复发,给毛泽东服了加倍剂量的奎宁。“傅医生,我限你三天治好!”毛泽东虽然病重,但仍不失幽默。    
    傅连暲日夜守候在床侧。第二天,体温降为四十摄氏度。毛泽东在沉睡中度过。第三天,一量体温,三十七摄氏度,正常了!“傅医生,你是‘红色华佗’,果真三天把我治好!”毛泽东坐了起来,大口地吃饭。他总算又一次渡过了危机。就在毛泽东离开红都瑞金的那些日子里,就在毛泽东生病的那些日子里,博古和李德作出了关于红军和中央苏区命运的重大决策……    
    


第六部分:长征途中“三人团”决策西征 1

    鸭子一只一只消失了。那是专为李德饲养的鸭子,整天在他住房附近的水稻田里嬉戏着。当最后的一只鸭子由李德新娶的中国妻子萧月华做成香酥鸭,成为李德餐桌上的美肴时,这已是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    
    这是载入史册的日子:在这天,中革军委发出第五号命令,各路红军从第一集中点开始移动;在这天,中国工农红军发布《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在这天,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发布《关于目前进攻战斗的政治工作训令》。所谓“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是一种障眼法。因为七月七日派出的寻维洲、粟裕所率的红七军团,是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出发东征、北上的。这一回,用了“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其实,这次出发的不是“先遣队”,而是主力红军;不是东征、北上,而是西征!这一天,被史学家认为是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起始之日。长征,毕竟不像运动员赛跑。赛跑可以用发令枪发出啪的一声响作为起步时间,而一个大兵团不可能在同一刹那起步。于是,关于长征的起始之日,也就引起一番争论。“十月十日”之说,是其中的一种说法,是比较流行、得到较多人认可的说法。此外,还有五种说法,即“十二日”、“十六日”、“十八日”、“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之说。主张“十二日”之说,是因为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于这一天发出《关于野战军全部行动日程推迟一天执行的通知》:“林聂、彭杨、董朱、周黄、罗蔡、罗邓[指一军团林彪、聂荣臻,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五军团董振堂、朱瑞,八军团周昆、黄臻,九军团罗炳辉、蔡树藩,中央纵队罗迈(李维汉)、邓发。这也就是长征开始时红军队伍的阵营——引者注]:因三军团集中到第二集中地须十五日早始能到达,因此,各军团及中央纵队(即军委第二纵队)接到军委十号之行动计划日程路线,应将该表现定野战军全部行动日程按日推迟一天执行,但中央纵队仍于今十二号晚行动。”中央纵队仍是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所在的部队,既然于“十二号晚行动”,应当视为长征起始之日。“十六日”之说,是因为担任前卫的红一军团于这一天开始行动。    
    主张此说者,认为长征应以前卫行动之日起算。“十八日”之说,主张此说者以毛泽东的行动为长征的标志——毛泽东于这天下午六时从于都北门出发,走过东门浮桥。此说最盛于“文革”期间。“二十一日”之说,以红军对国民党军队的第一道封锁线发起总攻为标志。因为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于二十日上午十时,下达了《关于对敌总攻击改在二十一日夜进行并各军加强侦察等工作的指示》。“二十二日”之说,则是红军于此日突破国民党军队第一道封锁线。以上六种关于红军长征起始之日的争论,所争论的不是史实本身,而是以什么作为长征起始的标准。当然,采用“模糊数学”的手法,称之“十月中旬”甚至“十月”,也就回避了争论。眼下许多史著,往往用这样笼统的时间。“长征”是后来才有的名词。在红军开始踏上征途时,并不知道未来的“转移”之路有多长,谁都未曾想过这一走竟走了二万五千里!那时对外公开的说法,是“北上抗日”;内部的说法,叫做“西征”。至于国民党,则用贬义之词称之为“共匪西窜”。后来,贵阳的羽高书店便曾出版过胡羽高著,以国民党的视角记述红军长征的书,书名就叫做《共匪西窜记》。    
    此时此际,李德成了大忙人,因为关于西征的计划,是他草拟的。如他在《中国纪事》中所写及的:“政治局委托我草拟一个八月至十月的新季度计划。这个计划像第一个季度计划一样,由周恩来重新加工以后,在政治局常委会中讨论通过,并把它的大概内容通过上海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了汇报……”从他的这一段自述中,可以看出他已成为参与中共决策的重要人物——因为他已是“三人团”中的一个。此时的“三人团”,已不是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那个“三人团”了。那是在一九三四年夏天,为了准备“转移”和把权力高度集中,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实行。这么一来,李德就名正言顺地成为红军最高统帅,成为了中共最高领导“三驾马车”之一。    
    


第六部分:长征途中“三人团”决策西征 2

    自广昌败北之后,红军节节败退,失去中央苏区已成定局。不过,在红军主力西征之际,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另设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央办事处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谁留,谁走,凡高级干部,由“三人团”定;中级干部,由各部门提出名单,交“三人团”批准。政府的留守中级干部,便是由张闻天提出名单,呈报“三人团”的。随主力西征,固然也艰险重重,但是留下来显然要冒更大风险,甚至于生死难卜。因为主力转移之后,几十万国民党大军便要猛扑过来,而留守的部队只有一万六千余人(内中大部分是地方部队),还有一万多受伤病员。“三人团”的目光,扫过中共高级干部名单,思索着该把谁留下来。第一个被提名留下的是项英(项英后来牺牲于一九四一年的皖南事变)。项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府副主席、中革军委副主席,具有党、政、军全面工作经验,委任他为留守首脑,显然是最恰当的人选。当项英得知这一任命时,表示坚决服从。项英又一次表现了他的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他在危难之际接受重任,就这一点来说,项英是好样的。    
    第二个被列入留守名单的是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陈毅八月底在兴国前线受伤,坐骨碎裂,正躺在医院的病房里。当时,医疗器械已经装箱。十月九日,陈毅在医院里给周恩来写信,希望能够给他动手术。周恩来立即嘱令卫生部长贺诚去红军医院,把已经装箱的医疗器械取出,派两名医生给陈毅动了手术。术后翌日,周恩来前往医院探望陈毅,并将“三人团”决定把他留下的消息告诉了他。当瞿秋白被列入留守名单时,周恩来希望博古再郑重考虑一下,但博古坚持留下瞿秋白。虽说留下瞿秋白的理由,是因为他正患肺病,不宜长途行军。其实,一年前中共临时中央作出的《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不言而喻,是把病弱的瞿秋白留下的真正的原因。张闻天也曾回忆:“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张闻天:《延安整风笔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于是否要把毛泽东列入留守名单,曾有小说详细写及“三人团”中博古、李德坚持留下毛而周恩来坚决反对的情节,但现存的史料中似乎并无这样的记载。小说家显然是揣摩了博古、李德、周恩来这“三驾马车”对毛泽东的不同态度后写出来的。    
    “三人团”最后决定的名单是:    
    留下的中央局,有项英、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五个人。    
    周恩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    
    他们的分工是: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为中央办事处主任,贺昌为军区政治部主任。    
    临行之前,李德和项英作了彻夜长谈。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写道:    
    十月十六日晚上,当中央纵队从瑞金附近的禁区出发时,项英约我进行一次个人谈话。因此我同护送我的人员就落在后面了,第二天才赶上了纵队。中央纵队像所有的长征队伍一样,也只是在夜里、在黑暗的笼罩之下行军。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    
    顾及我们是通过翻译进行交谈,因此他在谈话中选词是十分谨慎的;他特别对瞿秋白重病卧床必须留下感到非常惋惜……    
    他们谈及了毛泽东。李德是这么说及当时的情景:    
    他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克制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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