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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历史018-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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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武昌至南京之间长江流域的重要城镇,于是定都南京,改称“天京”。他们盘踞达11年之久,直至1864年夏天为止。

  从今日的眼光看来,太平天国的积极性已不容过度重视。只在一种极含糊的形态之中,天国人物似乎提出,中国农民被传统政治视作笼统一团的生产者,无发言之技能,似应改变,倘非如此,中国不能产生新秩序去适应世界潮流。可是太平天国不是这问题之解答。过去不少历史随着前后之事迹,责备洪秀全取得南京后不尽力于北伐,又不与中北部所谓“捻匪”或上海一带之“小刀会”联合,也不争取西方人士同情。本来西方人正在与满清交涉时觉得北京不可理喻,幻想着太平天国人物既为基督教徒,或可为较好之对手。从全盘组织结构的角度看来,这类臆度,着眼过微,今日已无意义。

  太平天国人物因为他们的战斗意义,非理性的性格,对政府不存信心,原始的共产主义,在某些方面像欧洲宗教改革期间新教之左翼。可是在欧洲,左翼活动仅在城市表现其扰乱性。洪秀全因着他片断的基督教义,企图发动一项全国运动,其为效更微,因为新教所提倡的良心自由在中国农村社会中缺乏实际意义。太平天国的神基始终未离开巫术性格,他们起自社会中之低层,也未预计在组织上使全社会整体化。如果全民都解放,只有使社会解体,是以天国的破坏性至为明显。

  这样一来,传统国家社会之结构,过去既能经历恒久,此时仍可发生作用。尤以科举取士,以一种隐蓄的办法给予有关人士物质上之报酬,责成他们维护正统社会价值,这种社会价值自孟子以来一脉相承至今,使农村社会上文教力量之终点即是国家政权力量之起点,两相缝合,不生罅隙。亦无法严格分辨此系一种经济组织或一种社会习惯。中国皇帝的君父地位和基本组织接近,远逾于旧约中之上帝。他也在各种仪节之中取得实际的权能。虽说从以后的事迹看来,清朝将这安排一再误用(如慈禧太后拘禁光绪帝及以幼童宣统登基等),可是在19世纪中叶,要想改换朝代而且更换传统朝代各项组织.显然过早。

  太平天国禁鸦片、娼妓、缠足、嬖妾与赌博。可是其提倡男女平等不能阻止最高层人物妻妾成群。定都于南京,所有各王也不再生活俭朴。1856年之后,其上级已在互相倾轧。所谓天朝田亩制度,本来即以传统架构方式写成,也始终只是纸上文章。“天朝”也举行过它的科举考试,从现在考卷的资料看来,即出题人亦来看清这科举取士的社会经济意义。湘军与淮军

  于是曾国藩得以以传统之正宗作号召,为清朝剿灭太平天国。他出身于朝廷文职之士。和300年前的戚继光一样,他的“湘勇”招募于农村,军官由他一手选拔,内中很多为小地主,来自曾之故里湖乡。于是部队间精神上团结巩固。他的军费出自“厘金”,亦即一种新的物品转口税,也有了各地的津贴,大概自愿捐助与勒派均有。他组织的水师其实乃是一种两栖部队,起居于内河航船之上,持有火器,使战事带机动性。湘勇首先为团练,雇佣以保护地方,因其成效超过正式部队,1854年之后出征各省,其人数从最初之2万人增加数倍。湘军与太平军全面战斗展开后,长江中游及其两大支流即湘江与赣江成为拉锯争夺之处。有墙围之城市不仅因战略价值而被争夺,尚以其操纵人口与资源之故。交战两方都向对方施用残暴手段,杀俘之事屡见叠出。战区食物缺乏。又疫疾流行,人口减少而助成以后战事之结束。

  但是1860年以后太平军失去对内地省份之控制,尚死灰复燃,将叛变引伸到长江三角洲沿海一带,苏州、杭州,宁波与上海为争夺的地区。这区域的丝绸工业遭受打击。也是在这一段战争期内,曾国藩手下之李鸿章从此露脸。他仿效湘军体制,在他出身的安徽省组织一支淮军。满清对英法战事结束,“常胜军”也参加讨伐大平军。他们原来是上海商人组织的自愿军,以西方人为军官,用以保卫本地。至此由列强赞助,正式为政府军助战。他们的功绩树立了美国人华德(FrederickTownsendWard)和英将戈登(CharlesGeorgeGordon)的浪漫声名。有了他们襄助,李鸿章肃清了东部沿海地区,使曾之湘军于1864年7月收复南京,洪秀全于事前服毒自杀。肃清太平军在福建之残部于次年完成。即是最后这一段战事,也与美国内战四年时间相埒,而中国之内战死伤人数更多②,而解决的问题反少。自强运动“自强运动”名称出自《易经》,由“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而来。用这标语概括1860至1870年代中国大效西方,其名称已表现着防御性的动机,当日提倡向西方学习的人物恐怕自己的行动必被批判,因之引经据典强调时代之不同,才有这举动之必要。同时他们也用“中学为礼,西学为用”的解释说明学自西方的无非一种技术性之事物。在各种基本的条件内,他们始终不脱离中国文化的传统。

  实际上纵有对他们的批评,其态度并不苛刻。可是维新运动本身范围如是窄狭,也就无从达到预期效果。

  1860年各国与中国订立和约之后10年,一段短时间双方关系良好。西方人既已由中国满足其要求,不再施以更多压力。强硬派如额尔金及巴夏礼(HenryParkes)已离华,一批新外交人物如英国公使阿礼国(RutherfordAlcock)、美使蒲安臣(AnsonBurlingame)和任中国总税务司之爱尔兰人赫德(RobertHart)都主张双方开诚善意相待。他们相信,若予以适当鼓励,中国为本身之利益,亦必将门户开放。同时恭亲王为“议政”,辅助幼年皇帝同治(本名载淳,1862一1874在位),也觉得条约带来的天地无从规避,中国理应对条文真实的履行,不当妄想借机废除再回复以前外夷进贡的局面。因为这种和谐之气氛,自强运动一时有了长足进展。

  1861年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对待外国使节,管理因条约而产生的各种事务,与旧式的部院同时存在。又设同文馆,教授外国语言,不久其他类似的学馆也开设于各通商口岸。辉登(HenryWheaton)所著之《万国律例》(ElementsofInternationalLaw)于1864年译成中文,由总理衙门刊刻成书。与太平天国决战之最后几年内,中国以学者出身而总管军事之人物对轮船及新式器具有极深刻印象。所以一到太平天国剿平,曾国藩、李鸿章和另一湘军领袖左宗堂都借着他们在各处为总督的地位,于南方大城市设立机器局和造船厂,其器械由海外购来,也雇用外人技师。至1870年后与欧洲各国关系再度恶化,这种举措亦并未终止。轮船招商局设立于1872年。一群中国学童被派在美国留学。开平煤矿始于1876年,在天津附近。这期间内,中国城市也开始有电讯的联络。

  有了这些活动,自强运动表示着一种意志单简的目的:中国希望借西方之科技以充实军事力量而已。改革者所需要的乃是轮船与枪炮,所以他们设立的是船坞与兵工厂。所有的改革也与其他部门隔离,以免妨碍旧有法制规章。所训练的“洋务”人才,预定为中国旧式官僚手下之技术助手,所以传统教育制度不因之而更变,科举取士的程序也原封不动。

  这有限目标始终无法获得,原因不能解释。当时人所谓“洋务”,实际为“西方事物”,乃全部西方现代物质文明所产生之后果,缘于社会上注重效率,在各处请求准确之所得。这和中国的官僚组织立场全部相反。后者有了一个庞大的架构,一向站在非竞争性的立场,几百年来只望维持一个大体过得去的标准,以保持内部凝聚力。因生活方式之不同,西方采取重商主义,中国维持农业社会习惯。这习惯之不同,影响到每一件兵器的制造者和使用者,更别提到他们的组织人与协调人。这差异也在每一日发生影响,在每一行动之中发生影响。

  这些兵工厂和造船局设立时好像商业组织,可是它们没有相对的公司可以发生商业上的关系。他们为制造者,可是社会上没有材料与零件供应者和推销员。它们与外面有来往,其关系也松懈。组织中的账目无从认真核算。他们也无从编制预算,因为政府本身尚无预算可言。人事之管制必漫无标准,因为中国全部的经济生活即缺乏人事管制标准。

  称以上情形为“腐化”,可能对整个问题产生错觉。腐化必由以前正常之形态恶化而产生,用如此道德上的名义加以谴责,则必须承认事前已有一个完整体制。在其恶化之前确曾站得住脚。

  事实上它站不住脚。一个测验立即于1884年来临,中国由于对越南之宗主权与法国发生战事。短时间内法国舰队使台湾基隆炮台无所施其技,也占领了澎湖。法国人回顾中国大陆之际,他们只花了几小时就破坏福州的船政局,这马尾船厂过去也由法国资助而开办。

  1885年中法之战结束时中国觉得藩篱尽失,其弱点也更暴露,以后只能挺身而作生死战。10年之前,日本即已不顾中国主权,径自征台。在中国西北角,俄国又已攫取一大块土地。公元1881年彼得堡条约名义上尚称为中国外交上之胜利,可是中国仍要向沙皇付卢市900万,而且失去巴克哈什湖一带疆域。与法国停战之年,英国也夺缅甸为其保护国。

  19世纪末期,因着西方工业革命之成熟,已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任何斗争之失败者,都可能被视为品格低劣。中国在外交上一贯的失败也愈使自强运动看来差劲。最低限度,它使中国抛掷了20年宝贵时间。可是在中国现代史里,它尚不过是一段连续“失败”之第一次。直到最近,我们才有机会将这串事迹以较积极的眼光看待。有了新的纵深,我们可以断言,即算失败,它们也是一种庞大革命之前无可避免的步骤。与鸦片战争后之全无反应对照,1860年间的改革在实践方面很严肃向前跨步。因其如此,改革者尚要以传统的名目自保。他们小心谨慎,但传统中国之架构已被他们打下了一个大洞。他们“自强”的结果在我们看来固然失望,可是从当日时间与环境看来,已不足为奇。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使中国工业化,尚要从编撰最基本的数学教科书做起,学习语言的学生也限在14岁以下。这使我们想起其道路是如何的遥远!自强运动以接受科技作基点。30多年之后。公元1898年的“百日维新”,已准备写宪祛,在制度上求改革。再过21年,中国进入民国时代,知识界也猛省到改革不仅应从他们自身着手,而且要从他们自身的思想开始。虽然无计划,这一套事情向前推进,似有阶梯,使我们感受着历史力量之大。它有它的逻辑;它的长期之合理性也让中国的革命多出一点时间作充分的准备,更给它相当压力使它贯彻到底。以目下问题之大,这一切庞大的规模与纵深只能算是合理而有实效。

  ①通常很少提及的,英国本身也须经过一段改造才能为一个商业性的国家。宗教改革之前,意大利之银行家经理在英收入之汇兑,他们通常先预付于教廷,再利用各地所收集与英国之牧羊者构成契约。于此,他们操纵了英国羊毛向欧洲大陆之出口。伦敦之银行衡称“朗巴德街”(LombardStreet),乃因当日之意大利人混称为“朗巴德人”(Lombards)。因此意大利人之区域已有日后在中自出现之“租界”的现象,因条约而开的通商口岸内有特别区域,由西方人管理。在上述情形之下,意大利人亦享受“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y)。名义上治外法权为互惠,可是对英国人缺乏意义。因英人在威尼斯、热那亚及酉安纳居住者少。英国站在劣势之地位,因为商业法律无法在乡村实行。因之当时英国不能说可以在过国字上管理,或在货币上管理。这种情形一直到内战期间及斯图亚特(Stuart)王朝后朝方得改正。

  ②此次战乱死伤估计达20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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