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兰·罗素 怎样阅读和理解历史-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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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你知道了某个时期的历史的总轮廓，再读读那时候的信件和回忆录就会是很开心和很有益处的事了。不仅是它们包括有大量详尽的细节，使人有可能认识到有关的人们确实都是生活过的；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作者们并不像历史学家那样的知道行将发生什么事情。历史学家倾向于把所发生的事情说成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仿佛是当代人就必定已经预见到行将到来的事情。当我们看到了那些只能是猜测其后果如何的人们的错误和惶惑，而且往往还是猜错了的时候，那么一切就变得格外鲜明如画了。我们会诧异当发生重大的事情时，人们竟然往往关注着小事情。当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归来，迫使波旁王朝逃亡时，路易·菲力普②写了无数悲叹的信，但都不是关于公务的，而是关于他的孩子的哮喘病的。当高尔勋爵③不得不逃离奥斯特里茨战场④时，最使他烦恼的就是道路崎岖，而他马车的弹簧又出了毛病。当西赛罗驶离意大利以逃避第二次三雄政体对他的禁令⑤时，他中途折回是因为他认定晕船要比死亡还难受。
　　现在可以撇开琐碎的事情不谈，而来考虑一下历史上某些更为严肃的方面。这些方面是太多了，很难知道要从哪一个开始；或许此刻最自然的是首先想到军事史。我的意思并不是指对各个战役的细节的描述，那在大多数的历史书里是多得不得了的，我的意思是指战争方式的变化对于群体的一般生活的影响，以及成功的军事形式和其他各种形式之间的关系。战争通常是被人浪漫化了的，其实战争也是一桩业务正像别的业务一样。大多数人都想像着，圣女贞德①在英国亨利五世②对法国予以多次打击之后，曾为法国的复兴做出了很大贡献。我自己也曾经是这样想，直到后来我才发现，法国胜利的真正原因，乃是火炮的日益增长。英国人依靠的是他们的弓弩手，这些弓弩手是能够击败法国的骑士的；但是面对着大炮，他们就无能为力了。在整个西欧，在圣女贞德之后的60年左右，这种新的作战形式使得国王们能以制服造成了许多个世纪的无政府状态的那些骚乱不安的诸侯们。专制政府和民事秩序这两者，都是由火药带给西欧的。这两者会不会也被飞机带给全世界呢？还是它将仅只带来其中的一个呢？如果是一个，又是哪一个呢？
　　法国革命引来了一种新型的战争，在这种战争里整个民族都热烈地参加了进来，因为他们相信它有某些有价值的东西是要保卫的。战争曾经是国王们和小贵族们的事情；军队是由雇佣兵组成的，而一般民众则是漠不关心地在袖手旁观的。如果路易十四③征服了德国的某个部分，那对于少数诸侯和他们的附庸是件不愉快的事，但是它对于大多数的人民并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当全欧洲的反动势力都配合一致来消灭革命的法国并恢复波旁王朝时，每一个从封建的重担之下被解放出来并且获得了他的领主的一部分土地的农民，就感到自己要为某　些东西去战斗了。所有法国的科学智力都来从事设计和制造出更有效的炸药的新方法，或者以其他方式在协助战争的努力。这个结果震惊了全世界，法国的成功受到德国和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的欢迎。在拿破仑的暴政把从前的朋友转化为敌人之后，德国在1813年的战争中①打了一场类似的人民战争，而且这一次的成功更为持久。从那时候一直到今天，各个政府都已经日益认识到有必要使战争成为人民战争，并且为了这一目的而使用了人民教育这一有效的武器。民主政治作为一种政府形式，具有着能使人人都参加战争的优势。我认为很可怀疑的是而且我看得出戈培尔②在这一点上是同意我的一个在不民主的政权之下的国家，会不会在灾难中也能像英国在1940年③那样屹然不动。这是一个最强而有力的理由，可以希望民主政治永世长存。
　　人们时常说，战争的胜利总是由于优势的经济资源，但是历史表明这种情形一点也不是永远不变的。罗马人在布匿战争④开始时，比迦太基人的资源要少得多，然而他们胜利了。在罗马帝国灭亡时，它受到日耳曼和阿拉伯入侵者的蹂躏，这些人在他们自己这方面除了勇武和贪婪之外就一无所有。16世纪后期和16世纪西班牙的衰落，几乎必须完全归咎于愚蠢和狂热，而不能归咎于缺乏资源。在目前的战争⑤里，联合国方面尽管有着优势的资源，却已经丧失了法国、马来半岛、缅甸、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罗马尼亚的石油、乌克兰的小麦；无疑地他们将会收复它们，但是这些损失却表明了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倾注于战争的民族都能做出什么事。可以说的就只是，假定有同等的能力和同等的决心，那么具有经济资源的优势的一方，从长远说来，终将获胜。
　　然而最近的时期在作战方面引进了一项重大的变化，有似于由火药所带来的变化。正如火药给了国王们以凌驾于诸侯之上的优越地位，与那些很小的或未经工业化的国家相比，现代武器也就给了大工业国以同样的优越地位。在以往的时代，一个小国可以顽抗一个大国很多年；现在它最多只能顽抗上几个星期。大工业国，按其工业能力的顺序，有美国、德国、俄国、英国和日本；其余的国家则没有地位（除了中国在抗战中表现出的惊人力量）。所有在战争中的头等强国，就集中在这五个国家中间；如果其中的两个战败，那就将集中在三个国家中间了。我认为任何研究战争史的学者都必定得出结论说，最终的问题是由一个政府它或许将是几个国家的政府的联合来掌握所有的军事威力。这里有许多偏见和心理障碍是要加以克服的，但是单单军事事实的压力就必定终于变得无法抗拒尽管我不想冒险预言在多长的时间里和多少年之后。
　　历史学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部门就是经济史。不幸，它在古代和中古时期几乎全然没有人研究过，所以许多事实往往难以确定。然而和其他各种更古老的历史学相形之下，它具有的优点乃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普通人的身上，而不是集中在突出的个人的身上。当建造金字塔的时候，埃及的农民是不是够吃的呢？在罗马时代，奴隶的命运究竟是怎样地不堪忍受？是剥削什么人来提供收入，才使得柏拉图那么和蔼可亲？在公元2世纪末年，罗马帝国的经济结构出了什么毛病？在中世纪，一个繁荣的商业城市的居民平均富裕到什么程度？在一个前工业的贵族政权之下，一个农业劳动者的处境，比起工业文明早期阶段一个工厂工人的处境来，是更好一些呢还是更坏一些？这些问题是很有趣的，而经济史则至少对答案提供了某些指示。
　　必须说，经济史家是多少有点沉溺于老框框之中的。几乎任何一部经济史，不管它讨论的是什么领域或什么时期，都会包含有几页悲叹，大意如下：〃在这个时期，古代的自耕农就沦于衰亡；土地被抵押给了贪得无厌的城市放贷者，土地的耕作者实际上或者事实上变成是在受着他们的奴役。古老的贵族政体尽管有其一切的弊病，却还有着某种公共责任感，现在则正被新的富豪政体所取而代之；它无视于农业的需要，一味地急于在最短可能的时间之内榨取最大限度的收入。破产的、一无所有的自耕农涌到城市里来，他们成为这里的不安定的无产者因素，以及蛊惑人心的政客们施展阴谋诡计的现成原料。古老而单纯的虔诚被败坏了，被怀疑主义和暴力所取而代之。〃你可以用这些话，或者某些类似这些话的东西在对自从希琐阿德①以来希腊史上任何时期的叙述中，也在对布匿战争以后意大利史的描述中，还在对都铎王朝统治下的英国的叙述中。在我们今天，作家们写的是更加广泛了；对加利福尼亚州的相应叙述就塞满了两部巨著，即《愤怒的葡萄》和诺里斯②的《章鱼》。历史学家有关他们自己时代的种种坏事所说的话，大体上都无疑是真的，但是以为其他的时代就曾经好一些，却往往都是错误的。
　　这种观点部分上是专业化的产物。一个对于某一时期知道很多而对此前刚成为过去的时期知道得很少的人，会想像着部分地是由于一种已经确立了的文学传统的缘故他在他所熟悉的那个时期里所观察到的种种坏事都是新的。事实上，由于乐观或者是收成不好的结果，农艺家在所有的时代里都是倾向于负债的。在饥馑的时期能够贷款的人，大概都是城市里的人，不然的话，他们就也会是贫穷的了。贵族政体在一切时代都曾经沉沦于某些邪恶，诸如赌博、征战、大兴土木，这些都迫使他们把自己的土地转让给新的主人。古老的单纯的虔　诚，从来也不像历史学家所声称的那样单纯、那样虔敬。在整个中世纪，诸侯们和显赫的教士们都向犹太人借钱，而当他们无力再偿付利息的时候，他们就大开杀戒。到了近代初期，资本大部分已变成了基督徒的，因此对资本家大开杀戒，就不能再加容忍了。把这一变化描述为是〃古老的单纯的虔诚〃的败坏，是有点会把人引入歧途的。然而它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使人放弃了对〃高利贷〃（即利息）的谴责，尽管这种谴责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权威的支持，但是一旦借贷者主要不再是犹太人的时候，这种谴责也就不再有效了。然而纳粹德国却表明了仍然有可能复活这种中世纪的模型；党的纲领，就像中世纪的教士，是同样地既谴责犹太人又谴责利息的。
　　经济史在它的一个方面表现了城乡之间的长年冲突。文化在所有的时代，主要都是在城市里面的，而虔诚则主要是在农村里。在古代，几乎每一件对后世有重要意义的事都是城市里的。希腊的哲学和科学，始于小亚细亚和西西里的富有的商业城市；从这里它们过渡到雅典，又从雅典最后到了亚历山大港。在布匿战争中打过仗的罗马人，大抵都是农艺家，很少有什么文化；但是在胜利使得罗马人富裕起来以后，他们就把农事留下给奴隶和被征服的民族，而他们自己则采用了希腊的文化和东方的奢侈。罗马帝国各个不同部分之间的商业迅速增长了，并且在公元2世纪达到了最高点。许多城市繁荣起来了，甚至于是在今天已成为沙漠的地区；它们在北非的枯干的废墟里的遗迹，仍然使得旅游者惊叹不止。从公元前600年到公元200年整个这一漫长的时期里，城市是在统治着乡村，而在这个时期以前或以后，情形却不是这样。这些变化就反映在宗教概念里：《创世纪》里的天堂乃是农村的，但丁的地上的天堂也是如此；但是在中间的这段时期，人们的向往则体现在柏拉图的《国家篇》、新耶路撒冷和上帝之城里，它们都是城市的。
　　野蛮人的入侵毁灭了罗马的道路，使得旅行很不安全；所以他们就几乎完全停止了商业，并强迫每一个小地区都种植自己的粮食。同时他们建立了一种征服者的农村贵族政体，并逐渐发展了封建制度。除了意大利之外，中世纪的世俗文化乃是农村的和贵族的，而不是城市的和商业的。直到很近的时期，这种农村性还继续存在于英国、德国和俄国。英国诗的调子是由莎士比亚的〃乡土的田野的自然诗〃定下来的，俾斯麦①是战斗的农民式的，托尔斯泰则主张一切德行都是和土地相联系着的。但是工业革命使得这种观点成为一种纯粹的残余：尽管约翰牛②只是个农民，但是今天典型的英国人则是城市的。
　　在美国，城乡之间的冲突开始于哈密尔顿和杰斐逊③之间的对立；它延续到安德鲁·杰克逊④，杰克逊曾为农村居民赢得了暂时的胜利；经历了人民党（populist）和布赖恩⑤，它一直持续到我们今天的农业集团和反通货膨胀派之间的斗争。在俄国，自从革命以来，这一冲突就一直采取更激烈的形式。新经济政策，在列宁的晚年，是对农民的一种让步，但是斯大林以残酷无情的手段最后为城市党赢得了胜利。这些冲突透过它们的历史背景来看，就可以得到阐明。
　　近代有关经济事实对一般文化的关系的观念，曾经深深受到这一理论的影响，首先它是由马克思明确地加以陈述的，即一个时代的生产方式（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的交换方式）乃是它那政治、法律、文学、哲学和宗教的性质的终极原因。正如一切包罗万象的理论一样，这一学说如果当做一种教条来接受，是会引入歧途的；但是如果用来作为启发各种假说的方法，则是有价值的。毋庸置疑，它有着大量的真理，尽管不如马克思所相信的那么多。陶内⑥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一部极有价值而又有趣的书，其中以丰富的阐释性的细节说明了在某种意义上乃是马克思学说的反面的一种理论。陶内所从事的是要追溯新教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其中新教主义（主要的是以个人主义的形式）是因，而资本主义则是果：即神学上的Laissez…faire［自由放任］可以看做是企业上的Lissez…faire［自由放任］的根源。无可否认的是，近代资本主义是在新教国家里开始的，但是我怀疑那种联系究竟是否真的像陶内所提出的那样。
　　在17世纪，英国和荷兰是领先的商业国。两国都是新教，而且两国对自己的新教主义都有其充分的政治理论。教皇已经把东印度群岛和巴西赐给了葡萄牙，把西半球的其余部分赐给了西班牙。这不投合北方国家，它们希望和印度进行贸易并在美洲建立殖民地。此外，西班牙对英、荷两国都是个危险；荷兰获得它的生存是由于成功地反叛了西班牙，而英国获得它的存在则是由于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Armada）①。新教主义自然是和对天主教的领袖强国西班牙的敌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英国和荷兰的新教主义就有着充分的世俗原因。然而他们商业上的成功，却是由于他们作为水手的优秀才干和他们的地理位置。或许是成功地渲染了他们宗教的色彩，那种宗教在某些方面与德国的路德主义是不同的。但是我们怀疑新教主义究竟是不是确实在任何重要的程度上，乃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