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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默热红学--红学故事新勘、红学历史十讲 作者:土默热-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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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周汝昌先生的“史湘云说”透出了一线曙光
红学界多数人认为，脂砚斋是曹雪芹的叔辈某人，也有人认为他就是曹雪芹的父亲曹睿簿褪鞘橹械募终汀＠碛墒窃Ｈ鸬摹对娲跋斜省分杏泄赜谥庹亲髡呤迨宓募窃兀又谂镏杏幸欣下衾系目谄３！懊辈苎┣圩稣飧瞿歉觯坪跻蚕癯け苍谝弥钙埂�
裕瑞的《枣窗闲笔》本身就不可靠，加之书中记载是听“前辈姻亲”说的，就更不可靠了。所谓脂批中的长辈口气，似乎也靠不住：对晚辈的文学创作，长辈没有干预的必然；“命芹溪”如何如何，“命”字长辈可以严肃地说，平辈之间戏言也可以说。因此，脂砚斋是作者的长辈说，可信度是极低的。
红坛巨臂周汝昌先生，经过多年精心分析，提出脂砚斋就是《红楼梦》书中的史湘云的原型，是作者曹雪芹的“续弦”妻子。周先生和他的门徒们，还在曹雪芹的生活圈子里，对脂砚斋其人进行了苦心孤诣的搜索，提出了“许蕙兰说”、“柳芳卿说”等。
周先生的论证，还是有一定说服力的。首先，脂批中确实有“余比钗颦”、“老货”、“我也要恼”、“我也要拧”等女性口吻；其次，脂批中也确实透露出他（她）与作者之间说话十分亲昵随便，关系之亲密非同一般；再次，脂批中明确显示，他（她）与作者的过去，有着共同的生活经历，作者描写的好多事情，都是他（她）亲历亲闻的。
但周汝昌先生的“史湘云原型说”有着致命的缺陷，最根本的一点在于，此说不仅对曹雪芹的作者地位无补，而且进一步证实了曹雪芹著作权的不可靠！如果曹雪芹没赶上江南的风月繁华，他的妻子或续弦也决无经历过风月繁华的可能！曹雪芹如果不是作品主人公的生活原型，脂砚斋也不可能是；曹雪芹写不出来的生活故事，脂砚斋也说不出来，把两个人捆在一起也杜撰不出《红楼梦》来！
更何况，柳蕙兰、许芳卿等名字，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支持，近乎子虚乌有。曹雪芹肯定不是光棍，因为他有儿子，但是否死过原配夫人，是否曾续弦，也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实。用《红楼梦》中的史湘云反推，是不科学的、非学术的研究方法。脂砚斋原型探究上的一线曙光，似乎也被阴云遮盖了。
三、一条重要线索引起脂砚斋研究的重大转向
在曹雪芹的生活圈子里，探索脂砚斋这个人物，似乎是毫无希望了。俗语说不撞南墙不回头，红学界是撞了南墙也不肯回头！曹雪芹的著作权本来就不可靠，何不跳出“曹家店”，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探索“作书人”和“批书人”呢？何不在“曹家店”之外，让曹雪芹和脂砚斋互相验证，开辟出一条《红楼梦》作者研究的新路呢？
在甲戌本第二回中，有一条重要的脂批，似乎被红学界严重忽略了。书中贾雨村和冷子兴，长篇大论“天地生人”之“大仁大恶”，脂砚斋在这里批了一段十分耐人寻味的话：“《女仙外史》中论魔道已奇，此又非《外史》之立意，故觉愈奇。”细考这段脂批，其中大有文章。
《女仙外史》是一部神魔小说，作者是吕熊，创作年代在康熙中后期，创作地点在钱塘，即今之杭州。《女仙外史》的第一个批阅者，是康熙朝大名鼎鼎的文人、传奇峰巅《长生殿》的作者洪昇！这些在《女仙外史》康熙印本的序言和批语中，有明确可靠的记载。
这段脂批说的是“论魔道”，不是“写魔道”，显然说的是批书者立意奇，而不是作书人立意奇。《女仙外史》第一、四、二十八、三十一、三十九、五十八等回，皆有洪昇批语。细读这些批语，确实有“立意奇”的感觉，试举一例，第二十八回批语说：“《外史》节节相生，脉脉相贯，若龙之戏珠，狮之滚球，上下左右，周回旋折，其珠与球之灵活，乃龙与狮之精神气力所注耳。是故看书者须觑全局，方识得作者通身手眼。”
严格说来，《女仙外史》并非什么特别优秀的小说，当不起洪昇这么高的评价。但洪昇的批语确实是“立意奇”，反而更像表述自己的创作体会。脂砚斋把批阅《女仙外史》的文字和《红楼梦》中贾雨村论人的文字并列在一起，说此奇彼愈奇，显然是评论洪昇一个人的文字，正说明《红楼梦》的作者就是《女仙外史》的批书人，就是名动天下的大文豪洪昇！
四、《红楼梦》的创作时间比红学界通常结论要早一
甲子
如果《红楼梦》的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洪昇，显然《红楼梦》的创作时间要由乾隆中期提早到康熙中期，其间隔应该在一甲子、即六十年左右，有证据证明这一点么？
脂本《红楼梦》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甲戌本”、“己卯本”和“庚辰本”，通称三脂本。现存的三脂本确实是乾隆年间抄成的，甲戌本用的是“乾隆竹纸”，己卯本上有怡亲王府的印记，可以证明。但三脂本都是过录本，并非底本，其据以过录的底本，显然要更早一些。
我们还要注意到，三脂本不仅不是从作者原创本直接过录的，而且经历了多次辗转传抄。庚辰本的抄写十分混乱，可以断定并非初次过录，但甲戌本和己卯本的抄写十分认真，工楷缮就，布局合理，为什么说它们也不是从作者原创本直接过录的呢？证据就是：它们据以过录的底本，应该是一个很糟糕的“蒸锅铺本”！
何谓“蒸锅铺”本？旧时印刷业不发达，某些商人为了渔利，把社会上需求甚殷的某些小说传奇，组织一帮贫苦文人抄写——抄写时给饭吃，一般不给工钱，或付给极微薄的报酬——然后装订成册出售。其抄写一般都是在街头卖饭的“蒸锅铺”进行，故把这种抄本称为“蒸锅铺本”。
“蒸锅铺本”的特点是抄写十分草率，错别字特别多。因为他的抄写过程是一个人拿着底本念，多人听写，旧时又没有推广“官话”，念者和抄者南腔北调，混饭吃的勾当，态度也不会十分认真，抄录后又无人认真校对，所以，出大量的错别字就在所难免了。
庚辰本本身就是一个“蒸锅铺本”，甲戌本和己卯本虽然抄写得十分精细认真，但其底本上的大量错别字，却无情地在抄本中表现出来。特别是别字连篇，这正是“蒸锅铺本”听写特点的反映。下面一些例子，就是在上述脂本中摘录下来的，其中括号中的是书中别字：
鼓（古）词，张（章）本，迁（谴）怒，嚼蜡（腊），何尝（常），逗（斗）露，斩截（节），都（独）该，华诞（涎），搁（阁）起，细致（之，至），数（树）处，宗祠（祀），邢（刑）夫人，无味（未），窠臼（旧），零（令）落，悔娶（灰聚），诨（回）号，目睹亲闻（问），等等。
细阅三脂本，此类错别字不胜枚举，仅举以上几个例子，似乎就足够了。这些错别字显然不是己卯本或甲戌本抄手的过错，因为他们抄写的态度十分认真，连底本上的错别字也照录不误。只能说明，据以抄录的底本是个同庚辰本相似的“蒸锅铺本”。
今天能见到的三脂本（特别是己卯本）显然是乾隆中期的产物，它们的底本，必然要早一些。究竟早多少呢？没有直接证据，但可以据理分析。如果三脂本的底本是“蒸锅铺本”，那么“蒸锅铺本”的底本显然也只能是抄本，而不会是作者的稿本，因为任何作者也不会把自己作品的稿本交给这些低俗的商人射利的。再进一步分析，商人肯制造“蒸锅铺本”渔利，说明作品的抄本已在社会上流行一段时间了，因此才有了大量的社会需要。从作者稿本到三脂本，其间的流布过程应该是：作者稿本——示人的抄本——流行的过录本——辗转传抄的过录本——蒸锅铺本——甲戌本、己卯本和庚辰本，最后才有了程高印本。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如此繁杂的传抄过程，需要多少时间啊！更何况抄本阅人有限，为社会普遍接受，反复传抄，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那个低效率的时代，其间最起码要一甲子以上时间。
五、三脂本的干支纪年应是康熙纪年而非乾隆纪年
三脂本分别标明甲戌、己卯、庚辰等干支纪年，这些纪年不是抄成的时间，而是脂砚斋“抄阅再评”的时间。如果三脂本抄成的年代是乾隆中后期，所依据的底本是“蒸锅铺本”，那么，脂砚斋“抄阅再评”的年代，只能是康熙甲戌（1694）、己卯（1699）、庚辰（1700），而决不会是乾隆甲戌（1754）、己卯（1759）、庚辰（1760），整整早了一个甲子。曹雪芹死于乾隆壬午（1762）或癸未（1763），从曹雪芹死亡到怡亲王府抄录己卯本，其中间绝对不会出现“蒸锅铺本”。另外，以曹家同王府的关系，王爷也似乎不必依据“蒸锅铺本”转抄！
康熙朝的甲戌、己卯、庚辰等年份，与脂批透漏的洪昇批阅《女仙外史》的时间，是否吻合呢？吕熊作《女仙外史》的时间是康熙辛巳（1701）到甲申（1704），洪昇死于康熙甲申（1704），可推断批阅时间为壬午或癸未（1702—1703），与三脂本出笼时间基本吻合。须知，一部百万字的大书，批注一次，需要几年工夫，甲戌本只能说明起批的时间是甲戌，而不是说完成的时间也只能在同一年，庚辰、己卯本亦然。《红楼梦》“披阅增删”的时间是“十载”，从甲戌到甲申，恰好是十年时间。这十年中，作者曾评点过《女仙外史》，两书的批阅时间段基本吻合即可证明，不必拘泥于纪年吻合。
洪昇于康熙二十八年己巳（1689），遭遇了“国丧”期间聚演《长生殿》被下狱、革去功名的沉重打击；康熙二十九年庚午（1690），在盘山“逃禅”期间，开始酝酿以自己的“家难”为题材，创作《红楼梦》；康熙三十一年壬申（1692），结束了二十年寄居京师的困苦生活，携家眷返回杭州故乡，正式开始了《红楼梦》创作；康熙四十一年壬午（1702），拿出《洪上舍传奇》给朱彝尊看，朱有诗记载此事，同年为吕熊评点《女仙外史》；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04），在江宁织造府观演《长生殿》，把自己的“行卷”交给曹寅，曹寅有诗为证。归家途中，酒后登舟坠水亡故，时为六月一日夜，一个月黑风高的时刻，此刻正是他心爱的《长生殿》主人公杨玉环的生日，也是李隆基在长生殿上演奏新曲的日子，可谓巧合！
从康熙三十一年到康熙四十三年，掐头去尾，正好十年时间，与《红楼梦》的创作时间完全吻合，并且，甲戌、己卯、庚辰三个年份，又恰恰在这十年当中，这却是用巧合难以解释的！《红楼梦》曾经历十载批阅，五次增删，如果把三脂本的最初稿本，当作作者五次披阅增删中的三次，不是极为恰当么？
六、脂砚斋的真实身份应该就是洪昇的妻子黄兰次
洪昇的妻子黄蕙，字兰次，与洪昇同是顺治二年乙酉（1645）七月初一生，夫妻生于同年同月同日，又是一个巧合。洪昇的母亲是黄蕙的亲姑姑，二人是嫡亲的表兄妹。黄蕙的祖父也就是洪昇的外祖父黄几，有当朝宰相的身份（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位高权重；富贵已极。黄蕙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工诗善画，精通乐理。从《红楼梦》中的相关内容描写上，不难看出黄蕙的影子。第五十三回脂批中，有“都中望族首吾门”、“遗脉孰知祖父恩”等句，正是黄蕙的口气，也只有当朝宰相的家族，才敢于自称“都中望族”之首。曹家不论如何富贵，毕竟是“包衣奴才”，敢这么称呼么？更何况曹家的富贵在南京，也不在“都中”。
黄蕙同洪昇两家同居杭州，二人从小青梅竹马，于康熙三年甲辰（1664），二人同为二十岁时结婚。二人的婚姻在当时实是难得一见的在自由恋爱基础上结成的婚姻。康熙十年以后，由于家庭中父妾和同父异母弟的挑拨，洪昇夫妻一起被迫逃离了富裕的家庭，从此一直过着颠簸流离、艰难困苦的生活，前后半生的生活经历了巨大的反差。文学界对洪昇夫妇的这段惨痛经历，一般称为“天伦之变”。联想到《红楼梦》脂批中指出：作者是因为“脊令之悲，棠棣之威”——正是隐指家庭失和、兄弟反目——而创作《红楼梦》一书的，不难推测《红楼梦》的“作书人”和“批书人”，就是洪昇和黄蕙夫妇二人。
洪家的“家难”，是洪夫妇一起经历的苦难。作为女人，个中滋味，黄蕙的体验应该比洪还深刻；个中隐情，黄蕙的了解应该比洪昇还清楚。《红楼梦》中描写的好多故事，脂批都说“作者与余实实经历过”，说明批书人与作者的夫妻关系。《红楼梦》记载的姐妹们的生活琐事，多数应该是黄蕙提供的；记载的姐妹们的诗词，多数也应该是黄蕙记录的。在作者描写钗黛故事时，脂批“作者将余比作钗黛”，因而产生“余何幸也”的感觉；在作者描写“三春去后诸芳尽”后，脂批“此句令批书人哭死”；在作者描写宁府五件弊端之后，脂批“旧族后辈，受此五病者颇多，余家更甚”；在作者描写赵姨娘结交马道婆后，脂批“吾家儿孙慎之戒之”；在作者描写贾芸到舅父家告借惹气后，脂批“余二人亦不曾有是气”。“余家”、“吾家”、“余二人”等都说明，批书人与作者是夫妻关系，拥有同一个家！
另外，洪昇的舅父家，正是黄蕙的娘家，洪昇夫妇寄居京师前期，黄家尚在京师，生活富贵已极，但洪昇夫妇的生活却极端贫困，甚至几天揭不开锅，达到“八口命如丝”的地步，这种反差说明什么呢？说明洪昇夫妇也像书中贾芸一样，为向舅舅家借“三升麦子、两升豆子”惹过数落，故脂砚斋有此批，亦可见做此批语时之心态……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红楼梦》二十一回的“回前诗”，诗中说有一个深知“拟书底里”的“客”，题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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