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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默热红学--红学故事新勘、红学历史十讲 作者:土默热-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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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展示的“庄禅”思想，严格说并非宗教教义，而是一种消极的处世哲学思想，“悟”与“不悟”，并没多大关系。这种思想，在明清改朝换代期间非常流行。他的起源，在于“王陆心学”。明代嘉靖朝以后，明代士大夫中开始流行“王陆心学”。所谓“心学”，就是披着儒学外衣，搀杂了佛家禅宗思想、道家清净无为思想和老庄哲学的一种封建儒学的变种思想。到了改朝换代、天崩地裂时期，这种哲学思想恰好成了人们消极避世的最好口实。此一时期，“谈禅”成为一种时髦，不仅士大夫阶层谈禅，一般文人学子谈禅，就连平头百姓，也不时打几句禅语，以示自己大彻大悟。究竟悟没悟，只有天知道，就像《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和他的姐妹那样。这就是《红楼梦》中宗教背景第三个特点的真实来源。
清军入关后，虽然在军事上采取高压态势，但对宗教、哲学、文学等领域，政策却是相当宽松的。实话说，也不一定是有意如此，而是刚刚入关的异族统治者，还不完全明白这些，也没有规范这方面的典章制度。因此，当时所谓“入道”，即当和尚道士，是绝对宽松随便的，只要你自己宣布“入道”了，管你什么“阿弥陀佛”还是“无量寿佛”，都没人提出异议。你想跟着和尚走还是跟着道士走，你跟着道士走却剃掉满头“烦恼丝”，也绝对无人干涉。这不正是《红楼梦》宗教背景的第四个特点么？
至于《红楼梦》宗教背景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真正的僧尼道士多不是好人，其来源说来也不奇怪，是以上三个方面派生的。我国古代正统知识分子，受儒学影响根深蒂固，“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未知人，焉知鬼”的观念打得很牢。在当时的特定社会环境下，他们被迫“入道”、“谈禅”，但他们何尝真的信仰了佛道宗教？他们的心目中，还是以儒家为正宗，以佛道为“外道”的。加之中国历史上，民间就有“三姑六婆”都不是好人的传统观念，大家不妨看看《三言两拍》诸多故事中的“三姑六婆”，就明白了。并不信教的这些假“入道”者，对真正的宗教中的一些低俗人士，采取排斥的态度，是很自然的；《红楼梦》中把尼姑、道士描写得多不是好人，也就毫不奇怪了。
在清朝早期，满族统治者从关外带来的萨满教，喇嘛教，在《红楼梦》中也有间接反映。王熙凤说“老祖宗”百年之后，宝玉要顶着她的灵牌“上五台山”，历史上汉族无此风俗；而信仰喇嘛教的满族、蒙古族，此风俗由来已久。萨满教的痕迹，在“太虚幻境”、“祭饯花神”、“马道婆误蛊”中，似乎也有蛛丝马迹。清初，这些习俗在入关的满族人中还很普遍，乾隆以后，由于民族同化的原因，也渐渐淡漠了。不过，在东北内蒙古的少数民族中，一直保持到上世纪中叶。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红楼梦》故事的宗教背景，只能是明末清初，不能是以前，也不能是以后。红学界认为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是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的。曹雪芹是乾隆时期人，距离明末清初已经一百多年了；曹雪芹是汉军旗人，那种强烈的遗民思想绝对不会具有。就像今天的非洲作家，无论如何也写不出上世纪初欧洲的故事一样。笔者考据康熙朝的洪昇，是《红楼梦》的初作者，他的人生经历、思想倾向，都与上文的分析吻合，他能够写出《红楼梦》的宗教背景，而曹雪芹却不能。本文也算是旁证吧。
第四节 “离愁”情结
在中国传统诗坛词苑中，不乏擅写“离愁”的骚人墨客，笔者特别佩服其中两位，一是南唐后主李煜，一是《红楼梦》的作者“石兄”。这两位老兄描写“离愁”的作品，一样回肠荡气，一样缠绵婉约，一样刻骨铭心，一样流畅清丽。试看李后主的“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与《红楼梦》的“展不开的眉头，挨不明的更漏，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是否有异曲同工之妙呢？
李后主的“离愁”，是思念故国的愁，“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红楼梦》的“离愁”，表达的是什么愁呢？是思乡之愁，是思家之愁，是思亲之愁，是思骨肉兄妹亲情之愁，是痴男怨女互相思念之愁。可能有的朋友会怀疑：曹雪芹在儿时便因“抄家”离开了南京，对祖籍东北又没任何印象，一生大多数时间居住北京，乡愁何来？“抄家”后是举家回到北京，亲人并未骨肉分离、天各一方，思亲思家之愁也没有来由。曹雪芹是遗腹子，无兄弟姐妹，也没听说有过什么缠绵的恋爱，思手足和情人就更是莫名其妙了。他没有大写特写“离愁”的理由啊！是不是你对《红楼梦》诗词所表达的意蕴理解有误呢？那么，我们就对《红楼梦》中的诗词、特别是主人公名下的诗词，做一番客观的分析，看一看作者笔下，写的究竟是不是“离愁”吧。
《红楼梦》中写“离愁别怨”的经典之作，莫过于黛玉的《秋窗风雨夕》，这是一首在苦风凄雨中，洒泪泣血“闷制”的“风雨词”。“秋风惨淡秋草黄，耿耿秋灯秋夜长。已觉秋窗秋不尽，那堪风雨助凄凉！”作者首先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令人凄苦断肠的画面：在那花谢草枯的深秋季节，一个苦风凄雨的黄昏，黛玉孤身一人，强忍着病痛的煎熬，耳听淅淅沥沥的秋雨，敲打着阴沉的潇湘院纱窗，加之满院深秋残竹，在风雨中发出的阵阵悲苦之音，“不觉心有所感，亦不禁发于章句，遂成《代别离》一首。”这首“拟《春江花月夜》之格”的“风雨词”，要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呢？“泪烛摇摇短檠，牵愁照恨动离情。”“灯前似伴离人泣，”“已教泪洒纱窗湿。”是因悲秋“牵愁照恨”，引发了“离人”悲戚的“离情”，凄凉的秋风秋雨，在助长了绵绵秋思的同时，更加深了游子思念故乡亲人的哀哀“离情”！
黛玉表现“离情”的诗作，在《红楼梦》中可谓俯拾皆是。那首脍炙人口的《葬花词》中，“游丝软系飘春榭，”“红消香断有谁怜？”“风刀霜剑严相逼，”“一朝飘泊难寻觅。”“愁绪满怀无释处，”“杜鹃无雨正黄昏。”都是表达的游子在漂泊中，无奈无助的哀思。“天尽头，何处有香丘？”“他年葬侬知是谁？”“花落人亡两不知！”表达的也正是背井离乡、抛家别亲境况中，对自己前途渺茫的感天动地的悲叹！在咏柳絮的《唐多令》中，黛玉表达的也是同一心情：“漂泊亦如人命薄，”“叹今生谁拾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这些句子同《葬花词》一样沉痛。在《题帕三绝》中，表达“离愁”的情绪更加明显：“彩线难收面上珠，湘江旧迹已模糊；窗前亦有千竿竹，不识香痕渍也无？”离家已久，脑海中家乡的形象都已经模糊了，但思乡思亲的情绪如醇酒一样，随着时间加长更浓烈了。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是黛玉表现“离愁”的又一力作。她在《咏菊》中写道：“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在《问菊》中写道：“孤标傲世偕谁隐，”“鸿归蛰病可相思？”在《菊梦》中写道：“睡去依依随雁断，惊回故故恐蛰鸣。”“雁断”、“鸿归”、“蛰病”、“蛰鸣”等句，都是古人寄托“乡思”的常用典故；不难看出，每首诗都浸透了“离人”的眼泪，每句话都寄托着无尽的“离愁”！
不仅黛玉如此，《红楼梦》中的“一干冤孽”、众多痴男怨女，诗作中都不同程度透露出“离愁别绪”。贾宝玉自不必说，他的《抛红豆》，应属曲中上品，字字血、声声泪，荡气回肠，充分表达了恋人远离久别、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刻骨铭心的相思之情。在“偶结海棠社”时，宝玉诗中“晓风不散愁千点，宿雨还添泪一痕。独倚画栏如有意，清砧怨笛送黄昏。”表达的也是“离人恨重”的心情。在“夜拟菊花题”时，宝钗的《忆菊》诗说：“念念心随归雁远，寥寥坐听晚砧迟，谁怜我为黄花病，慰语重阳会有期。”探春的《残菊》诗说：“半床落月蛰声病，万里寒云雁阵迟。”湘云的“霜清纸帐来新梦，圃冷斜阳忆旧游。”表达的都是“离情”。 “晚砧”是旧诗中形容丈夫远游、妇人思念的代名词，“晚砧”愈“急”愈“迟”，形容思念愈切；“重阳”是家人团圆的节日，“黄花”是兄弟相聚的象征。在“偶填柳絮词”时，探春的“一任东西南北各分离，”宝琴的“江南江北一般同，偏是离人恨重，”表达“离情”，明白如话，无须解释。
综上所述，《红楼梦》诗词多是表达“离情别绪”之作，应无疑问，问题在于“诗言志”，“言”的应是作者之“志”，诗是诗人心灵的忠实折射，曹雪芹没有离乡别亲的生活经历，没有如此强烈抒发“离情别绪”的理由，决写不出如此沉痛哀怨的“怨别离”诗。谓予不信，朋友们可以再读一遍王维、李清照等古代写“离愁”名家的“怨别离”诗，并想一想，不是其人、其时、其情、其景，能写得出那些千古绝唱么？脂批说曹雪芹著此书，“有传诗之意”，这种说法恐怕有问题。曹雪芹没有“离愁”，至今也没发现他有一首、哪怕一句咏“离愁”的诗，《红楼梦》所传之诗，不该是曹雪芹的诗。合理的解释大概只有一个：《红楼梦》的原作者不是曹雪芹！
笔者经过精心考证，推断《红楼梦》的原创者是康熙朝的著名文人洪昇。洪昇有充分的理由，借书中人物之口之手，去狂写痛吟自己的表达“离情别绪”的诗词。由于“家难”，洪昇夫妇被迫离开家乡杭州，长期寄居京师，过着寄人篱下、颠簸困顿的生活，他无时无刻不刻骨思念家乡的父母亲人，有许多表达思念骨肉亲情的泣血般诗作；洪昇与兄弟姐妹感情极深，“家难”后手足离散、天各一方，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又不幸英年早逝，因此有大量表达手足深情、寄托锥心思念的诗作；洪昇与妻子黄蕙是表兄妹连理，从小青梅竹马，婚前就多有缠绵相思之作；婚后由于生活困苦，屡遭磨难，洪昇夫妇聚少离多，好多寄托相思的“两地书”，都记载了夫妇间遥相思念的深情。洪昇在初创《红楼梦》时，把这些诗作写入书中人物身上，不是最合理的解释么？
不知读者朋友注意到没有，《红楼梦》中好多表达“离情别绪”的诗作，用在某一书中人物身上，并不十分贴切。黛玉从小离家，父母双亡，思亲可以，思乡无由；宝玉家存亲在，暗恋黛玉，相思可以，思家思亲无由；宝钗、宝琴、湘云、探春诸人，思家思亲均无由，男女相思更显勉强。洪昇著书为传诗，如此写来，可以理解。因为作者急于把一生寄托“离情别绪”的诗作，压缩在大观园同一空间和书中人物青春年少同一时间内，难免与书中所表现的时间、地点、人物出现差异，《红楼梦》毕竟是小说，作者把自己悲剧人生的一条时间线，在书中转换成“大观园”一个空间面，文学创作不得不如此。笔者怀疑，《红楼梦》中好多透着脂粉气的诗词，就是黄蕙与洪昇的诸多亲、表姐妹们的作品，少年时，她们在洪家宅邸和后花园（南宋时皇家赐第，极为豪阔，应是“荣国府”和“大观园”的原型）中时相酬唱，成年后，又经常互寄表达思念深情的诗作，这些不是凭空猜测，在洪流传到今天的众多诗歌、辞赋、套曲中有记载，他曾经明确记载昔日姐妹们曾有过关于“柳絮”的酬唱。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洪昇初创《红楼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记录“当日所有之女子”的“行止见识”，表明自己家“闺阁中历历有人”，把她们的音容笑貌连同诗词曲赋“一并”写入书中，以“不使其泯灭”。《红楼梦》诗词的“离愁”情结，正是作者洪昇与姐妹们“离情别绪”在书中的折射和凝聚。
我们还应注意到，《红楼梦》的“别离诗”，都十分哀怨，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无奈、无助、无告的浓烈情绪。这与洪昇夫妇一生遭际有关。洪昇的一生，完全是性格的悲剧，张爱玲先生考证出的《红楼梦》“第一个早本”，写的就是“性格的悲剧”。实际上今本《红楼梦》，书中人物也多为悲剧性的“自恋”性格：宝玉是自谦型自恋，黛玉是自怜型自恋，宝钗是自完型自恋，湘云是自爱型自恋，妙玉是自高型自恋，探春是自强型自恋，迎春是自卑型自恋，惜春是自僻型自恋。他们的悲剧人生，除了社会和家庭原因，很大程度上都是“自误”所致，显然是“性格悲剧”。只有这样同属悲剧性格的一群人，才能把“离情别绪”写得千姿百色、哀婉动人。从洪昇诗词中可知，洪家兄妹及表兄妹，多是这样悲剧性格的人，人生经历也确实多是哀婉的悲剧，故洪昇初创《红楼梦》的可能性最大。
《红楼梦》第二十八、三十七、三十八、四十八、四十九回中，都有大段姐妹们“论诗”的内容，这些诗歌创作理论，极显丘壑，极有见地，诚属难能可贵，在我国封建社会并不十分重视文艺理论的文坛中，不是谁都能够发此宏论的。洪昇一生对诗论颇有研究，年轻时，便写过一部诗论专著，深得他的老师毛先舒、陆繁的肯定和当时著名文人的称道。稍年长时，洪昇曾投到当时诗坛领袖王世祯的门下，学习诗歌理论和诗词创作，与当时另一著名诗人赵秋谷（就是那个与洪昇一起因“聚演”《长生殿》而“断送功名到白头”的赵执信），还曾发生一场关于诗歌创作理论的论争，在赵秋谷的作品集中有记载。这应是《红楼梦》中，借姐妹之口，大写“诗论”的根由，也是洪昇把《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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