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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历史的100事件-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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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司马迁的《史记》开启了中国通史编纂的序幕，而且奠定了中国史学的精神，也就是据实记载，不畏强权，坚持真理，支持正义。《史记》成为政治家、史学家、思想家们必须阅读的作品，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二部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19节 王莽改制
因改革而断送自己命运的王朝，在历史上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王莽改制。王莽改制是新朝皇帝王莽为缓和西汉末年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而采取的一系列新的措施。西汉自宣帝以后，元、成、哀、平四个皇帝都极端荒淫腐朽。朝廷大权落到外戚手里。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几个兄弟，王凤、王商，王音、王根4人以及侄王莽，先后担任大司马的职务。大司马在当时是掌握政务军事重权的高官。其它一些重要官职和刺史郡守，也都出于王氏门下。王氏集团从上到下形成了一股势力。汉哀帝死后，汉平帝继位。他是一个9岁的小孩，完全受大司马王莽的摆布。王莽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拉拢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结交官僚贵族。当他认为准备妥当之后，就毒死平帝，立孺子婴为皇帝，由他辅政，称“摄皇帝”。这样，他还不满足，公元8年，干脆踢开孺子婴，自己登上皇帝的宝座，把国号改为“新”，篡夺了汉朝的政权。次年改元为“始建国”。
伪君子
在历史上，王莽一直是位反面人物。近代以来，史学家虽也注意到了他的一些积极方面，或者肯定他的改革意图，但他的“阴谋”、“虚伪”似乎已成定论。王莽覆灭后，除了东汉初班固所修、得到官方认可的《汉书》有一篇《王莽传》外，其它有关史料已荡然无存。所幸《汉书·王莽传》还相当详细。
初元四年（公元前四十五年）王莽出生在一个煌赫的家庭，他的姑母王政君被元帝立为皇后。成帝（王政君之子）继位后，王家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是西汉一代中最显贵的家族。但王莽父亲早死，没有轮到封侯；哥哥也年纪轻轻就死了，留下了孤儿寡母。这却使王莽从小养成了与富贵的堂兄弟们不同的习惯，他谦恭好学，生活俭朴，与普通儒生无异。平时侍奉母亲和寡嫂，抚养侄儿，都规规矩矩。对待社会上的名流学者、家中各位叔伯，格外彬彬有礼。永始元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升任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王莽在宫中值勤时总是小心谨慎，官越升，越是谦虚。他广泛结交高中级官员，赡养救济名士，家里不留余财，连自己的军马衣服都拿来分发给宾客。在位的官员不断举荐他，在野人士纷纷传播他的佳话，王莽的名声逐渐超过了他的叔伯们。
王莽很快收罗、组织起一个得心应手的班底：王舜、王邑为心腹谋士，甄丰、甄邯负责决策，平晏掌管机密，刘歆撰写文告制造舆论，孙建当“爪牙”（上通下达兼打杂），甄丰之子甄寻、刘歆之子刘fen1、涿郡崔发、南阳陈祟等也因有各种本领而受到王莽的信用。大肆收买人心，以至于全国上下无不感谢王莽，但他认为做得还不够，又向太后进言：“由于丁、傅两家外戚的奢侈挥霍，很多百姓还吃不饱饭，太后应该穿粗衣，降低饮食标准，作天下的榜样。”他自己上书，愿捐钱一百万、田三十顷，交给大司农救济贫民。此举一出，百官积极响应，纷纷仿效。连太后也省下自己的“汤沐邑”（供太后私人开支的封邑）十个县交给大司农管理。一到发生自然灾害，王莽就吃素。元始二年全国大旱，并发蝗灾，受灾最严重的青州百姓流亡。在王莽带头下，二百三十名官民献出土地住宅救济灾民。灾区普遍减收租税，灾民得到充分抚恤。皇家在安定郡的呼池苑被撤销，改为安民县，用以安置灾民。连长安城中也为灾民建了一千套住房。
为了复兴儒家传统制度，王莽奏请建立明堂、辟雍、灵台等礼仪建筑和市（市场）、常满仓（国家仓库），为学者建造一万套住宅，网罗天下学者和有特殊本领的几千人至长安。学生与百姓积极性很高，纷纷投入义务劳动，十万人突击，二十天就全部建成。元始五年正月，公卿大夫、博士、列侯共九百零二人联名上书，请求给王莽“加九锡”。当年秋，派往各地了解民情的八位风俗使者回到长安，带回各地歌颂王莽的民歌三万字。王莽奏请进一步制定条例，以便做到“市无二贾（市场上不讨价还价）、官无狱讼（衙门里没有打官司的）、邑无盗贼（城里没有盗贼）、野无饥民（农村中没有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男人女人分别走在路的两边），“犯者像刑”（犯法的人以画像示众，不必真的用刑），仿佛回到了上主太平盛世。很快，王莽就获得了皇帝的宝座。
书呆子和改革者
王莽当政后，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他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持“新”朝的统治，打出《周礼》的旗号，宣布实行改制。公元9年，王莽宣布全国土地改称“王田”，不许买卖。仿照古代井田制，规定一家男口不满8口而田过一半（900亩），多余的土地分给九族、邻里、乡党。无田的人，一夫一妇可以受田百亩。同时，他还把私家奴婢改称“私属”，也不许买卖。王莽要推行的所谓“井田圣法”，不仅没有解决社会土地问题，相反又把农民禁锢在“王田”里当牛做马；不仅没有解放奴婢，而且把占有奴婢作为制度固定下来。实质上是复古倒退的改革。
王莽实行了多次币制改革，使用了金、银、龟、贝、钱、布五物六类，28种货币，称为“宝货”。不仅名目繁多，而且将早已失去货币性能的原始货币，如龟壳、贝壳等拿来使用，造成了严重的金融混乱，货币贬值，而每改革一次，就是王莽集团对人民的一次大搜刮。大量的黄金、白银流到他们的腰包。
王莽还实行了“五均六管”，即在全国几大城市里设“五均司市”负责管理市场，平衡物价，收税和贷款；实行盐、酒、铁器官卖；钱由政府统一铸造；收山林、池沼和农商、手工业税，表面好似有益于民，实际是王莽集团的又一次变相搜刮。王莽所用“五均六管”官，都是些大富商。如薛子仲、张长叔等人，都有家资数千数万。这些人有了特权，便乘机收贱卖贵，投机倒把，大发横财，币制改革已给商业带来严重的创伤，百姓更是一贫如洗。贫苦农民无处谋生，就连上山打猎、放牧，以及捕鸟、捕鱼、养家畜、养蚕、纺织，甚至缝补、算卦都要上税。
除此之外，王莽还多次改动官名和县名。如改大司农为羲和，后改为纳言，改少府为共工，改郡太守为大尹，县令长为宰。先据《尧典》正十二州名分界，后又据《禹贡》改为九州。有的郡甚至五易其名，最后又恢复旧称，他颁行五等爵，滥加封赏，却把受封的人留在长安食禄，有的人因为俸禄无着不得不佣作为生，更多的官吏则竞为奸利，受贿赂以自给。这些改革不仅不能解决社会矛盾，反而使社会矛盾加剧。贫苦农民一旦触犯了“新法”，就要被罚为官奴婢。因犯禁被捕，押解长安去服劳役的人一次竟达10万之多。在王莽当政期间，还挑起了对东北和西南少数民族的战争，大量征发徭役和物资，使人民更陷入悲惨境地。王莽却用搜刮来的民财肆意挥霍，大兴土木，修建庙宇。
他还托言古时皇帝纳120女致神仙，将民间女子大批选入宫中，供其淫乐。
王莽的改制未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终于导致了赤眉绿林为主的农民大起义，新朝遂告灭亡。
王莽何以会失败，曾引起中外学者的争论。５０年前，还有人张扬他为“初期社会主义者”。其实这个比拟不合实际，而且王莽的败亡，有他亲身实历的前后史迹足以解释，用不着我们提供没有发生的情事作假说。
王莽新政涉及虽多，其要点不难缕列。其一是称天下之田为王田，亦即土地国有，各家室占领的面积及使用奴隶人数都有限制，也不得自行买卖。其二则为作“五均”“六管”，也就是政府经商，也用金银布匹大钱五铢钱下至龟贝造成一个彼此能互相更换的货币制度。一为农业政策，一为商业政策，也符合传统所谓“食货”的范畴。其理想则是农民都有田种，货物既流通，价格也公平，高利贷则绝迹。
这种理想，牵涉国家社会的根本，目标远大。可是根据这改革者自己所发诏书的揭示，汉初以来假设全民平等的赋税制度，因为“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已经名不副实。新莽由于财政困难，公卿以下月禄才得帛一匹，“课计不可理，吏终不得禄”，这时候还以为所要的改革可以一纸文书颁布，则天下怡然景从，也未免太乐观了。
西汉与东汉之交，两件事情值得注意：一是政府管制力量降低，民间士族大姓兴起。二是官僚机构膨胀，据估计中央地方官吏逾13万人。光武帝刘秀崛起于民间，他利用前者的力量，而不为后者所羁绊；王莽则反是。他不能与巨家大姓抗衡，偏要下诏书和他们作对。他虽改长安为新安，仍是与积习难返的官僚机构结不解缘。均田则应在农村着手，政府经商也要组织普通商人作第二线及第三线的支持。他对这些事全未着意。
王莽可能精神失常，他做皇帝时总是接受外间至大的压力，也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然则，他也有很多我们在今日视作离奇的办法，例如事前造成理想上的数学公式兜须用在真人实事上，以一种象征性的指示当作实际的设施，注重视觉听觉上的对称均衡，不注重组织的具体联系，这些都与传统中国思想史有关。这也是初期政治早熟，技术供应不及时的产物。因为统治这庞大帝国，包罗万象，即使博士顾问，也必须保证对万绪千头的事物，都有知能上的掌握，才能表彰皇权之万能。于是只有将原始片面的见解牵扯着笼罩着去推衍出来一个内中凡事都能互相关联而有规律性的宇宙。
第二部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20节 佛教征服中国
在河南洛阳市东郊一片郁郁葱葱的长林古木之中，有一座被称为“中国第一古刹”的白马寺。这座2000多年前建造在邙山、洛水之间的寺院，以它那巍峨的殿阁和高峭的宝塔，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游人。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由官方营造的第一座寺院。它的营建与我国佛教史上著名的“永平求法”紧密相连。相传汉明帝刘庄夜寝南宫，梦金神头放白光，飞绕殿庭。次日得知梦为佛，遂遣使臣蔡音、秦景等前往西域拜求佛法。蔡、秦等人在月氏（今阿富汗一带）遇上了在该地游化宣教的天竺（古印度）高僧迦什摩腾、竺法兰。蔡、秦等于是邀请佛僧到中国宣讲佛法，并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跋山涉水，于永平十年（67）来到京城洛阳。汉明帝敕令仿天竺式样修建寺院。为铭记白马驮经之功，遂将寺院取名“白马寺”。
佛自西方来
中国的佛教来源于印度。佛教的创始人是乔达摩•；悉达多，后被尊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大约公元一世纪前后，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东汉明帝曾派入去印度求佛法，抄回佛经四十二章。在洛阳城外修建白马寺安置西域僧人，成了中国内地第一座佛教寺院，在东汉桓、灵二帝时，西域僧人安世高等来洛阳翻译佛经，从此佛教各派经典开始被陆续翻译介绍到中国。
佛教刚传入中国时，人们只是把它看作神仙方术的一种，只有一些社会上层和少数贵族信奉它，社会影响不大，也没有汉人出家为僧的。外来僧人也常常依靠巫术、咒语等手段来传播佛教。三国时，有僧人康僧会来江南传播佛教，得吴地统治者孙权等人信奉，佛教由此开始在南方流传。
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陷入了连年不断的战祸之中。长期的兵甲相交，使民不聊生，百姓朝不保夕；连那些门阀士族也常常感到世事多变，日月无常。在这种情况下，渲染人生苦难、诸法无常的佛教教义，特别容易被人们接受。因此佛教在这一时期有了迅速的发展。魏晋时期玄学盛行，老庄思想在士大夫中十分流行。此时大乘佛教中的般若学，用玄学的语言，以老庄玄学思想来解释大乘佛教空宗学说，受到门阀士族和士大夫阶层的欢迎，于是玄学和佛学合流，佛教在社会上得到更加迅速的传播。
东晋时，有僧人释道安，以当时流行的玄学的义理来解释佛教教义，并用他所理解的玄学化的佛教教义来指导佛学研究和佛经翻译，成为当时有名的佛教学者之一。他组织和领导了佛经翻译工作，提出了一些译经时应当遵循的原则；他对当时流行的汉译佛经作了初步整理，编纂了佛经目录，还为憎侣团体制订了共同生活的法规仪式，为后世的佛教徒所遵循。
释道安的第子慧远长期住在庐山，聚集僧众，讲授佛学，着书立说。他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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