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历史-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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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与宣教使命的关怀，而社会福音思想更将不少前卫的基督徒学生引领到政治和社会运动的战线，这引起了许多信仰较传统的基督徒不满。1910年，英国一些保守的基督徒首先脱离基督徒学生运动，另组＇大专学生福音团契＇（Inter…Varsity　Fellowship，简称IVF），如此开始另一个基要主义的普世学生运动，「国际学生福音团契＇（International　r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简称IFES）於1947年成立。嗣後，普世基督徒学生运动及各地的基督徒学生组织部分成＇福音派＇　与所谓＇普世派＇　两个阵营。
　　六、七十年代，普世派的基督徒学生运动愈趋激进主义，不少成员参与各种形式的政治与社会解放运动，造成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本身的分化甚至分裂。七十年代以後，随著福音派的迅速增长与自由派教会的没落，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基督徒学生运动都变得衰微，乃至结束。相对地，各种形式的福音派学生运动，如学园传道会、导航会和学生福音团契，倒有相当可观的增长。
　　世界基督徒学生同盟与中国近代教会历史曾发生过一次密切的关系，但却是相当悲剧性的。事缘1922年4月，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假北京清华大学的校园召开第十一届年会，这是自欧战後联盟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会上，德国代表提出有关欧战的战争责任的讨论，其他国家的代表群起反对，引来极大冲突；穆德虽然尽力保持中立，却被指摘为只顾友谊而牺牲了公义。此外，会议的召开亦惹来中国学生的抗议。他们反对这个富帝国主义色彩的基督教组织借用中国的高等学府，举办一个旨在荼毒中国青年心灵的会议；他们成立＇反宗教大同盟＇　（後称「非基督教同盟。），举行各种抗议活动；在政党的援引下，爆发了一场非基督教运动，断断续续地绵延六年之久。这是继　1900年义和团事件之後，中国另一场大规模的反基督教运动，对基督教日後在中国的命运，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许多在非基督教运动期间所产生的反教议题（诸如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至今仍为对基督教不友善的人所讲论。
　　穆德作为联盟的主席，当然出席了北京的这次会议，这是他的第四次中国之行，其後穆德分别在1925年、1929年、1935年重访中国。他合共曾到过中国七次。不过，大概是由於会议前後所发生的种种不愉快事件，穆德没有留下任何关於这次会议的记录。
　　3．促成国际宣教协会。
　　1910年6月10日，一个重要的普世宣教会议在苏格兰的爱丁堡召开，是为「爱丁堡宣教大会＇（Edinbrugh　MissionaryConference）。这不仅是首次世界性的宣教大会，对教会史家来德里（Kenneth　S．　Latourette，1884…1968）而言，这次大会更象徵著基督教和西方文化的全球扩张，标志著一个伟大时代的开始。有关召开一次世界性的宣教会议的构想源自1907年举行的「北美海外宣教会议。（The　Foreign　Missions　Conference　of　NorthAmerica），在穆德及其他主催者的积极推动下，来自不同国家的一千二百名差会代表、宣教士及教会领袖，云集爱丁堡参与是次盛会。穆德作为主席主持整个宣教会议，亦在会上作了重要的报告。他再次确认向未信基督的民族传教是教会至高的责任，而现今正是践行这个使命的最好时机，故全球各地的教会和信徒必须携手合作，集中宣教资源，俾能更快更有效地完成这个使命。会议的成果是一本厚达二百五十页的报告：《基督教使命的决定性时刻》（TheDecisive　Hour　of　Christian　Missions）。
　　大会拟筹备成立一个普世的宣教组织，并首先组成绩行委办会（Continuation　mittee）以董其事，穆德被选为主席。委办会刻意吸纳後进教会的代表，来自中国的诚静怡亦是委员之—。不过，由於他及其他亚非代表根本不能长途跋涉地前来参加会议，故委员会仍由欧美代表主持和运作。续行委办会在1910年通过一份宪章，并决定出版一份宣教刊物：《国际宣教评论》（InternationalReview　of　Missions），於1912年1月创刊。
　　1912至1913年，穆德作了一次重要的环球之旅，艾迪亦同行。除宣传爱丁堡续行委办会的异象，协助後进国成立全国性的基督教组织外，同样要紧的是他们的环球学生布道工作。行程的首站？
　　是印度，然后在1913年1月转到中国，协助中国成立中华续行委办会，罗炳生（E。C。　Lobenstine）和诚静怡出任干事，中华续行委办会是於　1922年成立的中国基督教协进会的前身。在是次旅程中，穆德和艾迪亦在中国十四个城市召开青年布道会，共有七万多人次参加，另他们主持的科学演说会，亦有近六万人出席，盛况空前；会後有万多人参加查经班，一年内领洗者亦有千余人。其後，穆德等转赴朝鲜及日本，协助日本成立续行委办会。
　　1922年5月，乘出席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一届年会之便，穆德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基督教协进会的成立典礼。虽然他并没有筹备或主持这个会议，但却在大会两次发言，并对会议产生相当影响。因著自由主义神学的泛滥，保守派的差会和宗派拒绝加入基督教协进会，今这个组织的代表性大打折扣，不过，协进会的成立，仍是合一运动的一大跃进。同年，日本的续行委办会亦改组，成立日本基督教协进会，穆德也出席了是次会议。
　　由於国际政治形势转趋紧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成立永久的国际宣教组织的构想被迫拖延。直到1921年10月，英美等国家不同差会的负责人在纽约慕康湖（Lake　Mohonk）开会，组成「国际宣教协会＇（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以全国或地区性的宣教组织为会员单位。协会的目的在探讨宣教策略，推广宣教关怀，及促进国际间的自由与公义。协会决定不处理任何教义与礼仪的问题，留待＇信仰与教制运动＇　（Faith　and　Order　Movement，下详）处理。协会出版并发行《国际宣教评论》及其他宣教研究成果。
　　国际宣教协会十七个创会会员中，有十三个为西方的差会。不过，协会也积极邀请亚非拉地区的教会代表加入，以增强其普世的代表性。嗣後，协会在不同地方召开大会：耶路撒冷（1928、印度马德拉斯的坦巴兰（Tambaram，1938）、韦比（Whitby，1947）、惠灵根（Willengen，1952）、加纳（Ghana，1957）及新德里（New　Delhi，1961）。
　　1941年，由於感受到来自年轻同工的压力，穆德辞去国际宣教协会主席一职。
　　在＇普世基督教协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组成後，国际宣教协会面对愈来愈多呼声，要求将组织并入成为普世基督教协会的宣教部门。结果在　1961年的新德里会议上，国际宣教联会宣告解散，变成普世基督教协会的＇宣教事工部＇（Division　ofWorld　Mission　and　Evangelism）。
　　C．对普世合一运动的贡献。
　　穆德在1928年国际宣教协会举行耶路撒冷会议後，便正式退休，离开青年会的工作。退休後，他到不同地方主持讲座，并将讲稿付印出版，包括《今日基督教世界宣教的召唤》（　The　Presnet　DaySummons　to　the　world　Mission　of　Christianity，1931），《释放基督教平信徒的力量》（　Liberating　the　Lay　Forces　of　Christian，1932），有关学生工作的《合作与世界宣教》（CooPeration　and　theWOrld　Mission，1935），为国际宣教协会所做的全球报告《今日的世界福音工作》（Evangelism　for　the　world　Today，1938），他的自传《五个年代与一个前瞻》（Five　Decades　and　a　Forward　View；1939），与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1893－1971）等合著《基督教的危机》（Christianity　in　Crisis，1941），与更大的福音工作》（The　Larger　Evangelism；　1941）。
　　穆德对普世合一运动的贡献，主要是在青年事工和宣教方面，或许更准确的说，是在平信徒运动与超宗派的事工合作方面。他对於教会性的合一运动，诸如＇信仰与教制＇　、＇生活与事工＇　（Lifeand　Work）等运动，参与并不太多。譬如说，在生活与事工运动中，他没有出席1925年在斯德哥尔摩（Stockholm）举行的成立会议，1929年的大会也没有参与。而在信仰与教制运动中，他虽然有出席　1927年的洛桑会议，但因病提前离开，大概也没有发挥甚麽特殊的作用。
　　不过，穆德却积极参与　1937年於牛津举行的生活与事工运动计划会议，并共同议决成立一个普世基督教协会筹备委员会。同年，生活与事工运动在牛津召开一个「教会、社群与国家」（Church，munity　and　State）的大会。不久，信仰与教制运动亦在爱丁堡召开一次大会。两个运动议决组成一个十四人的委员会，商讨彼此合作，并筹组普世基督教协会，穆德当选为筹备委员会副主席。
　　1946年12月，穆德获颁诺贝尔和平奖，以表扬他毕生在促进国际沟通与事工合作的杰出贡献。
　　1948年8月23日，普世基督教协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正式成立，穆德以八十二岁高龄出席该会议，受到举世注目及尊重，被推选为荣誉主席。会上，他回顾过去所参与的普世合一运动，包括曾差出二万名学生到宣教工场的学生志愿运动，曾联系全球三千间院校的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培育出大批今天的基督教领袖的青年会，联系已发展教会与发展中教会的国际宣教联盟。这次会议，标志他毕生致力从事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的理想，至终获得实现。
　　值得一提的是，穆德也是基督教国际和平运动的积极推动者。
　　＇教会和平联盟＇　（Church　Peace　Union）於194年在德国的康士坦斯（Constance　）成立，主要推动者为卡内基（AndrewCarneige）。後来因欧战关系，在英国伦敦重组，易名为「教会促进国际友谊世界联盟」（The　World　Alliance　for　InternationalFriendshiP　through　the　Churches）。穆德是这个运动在美国的负责人。不过，基於政治的考虑，穆德退出了由霍坚（Henry　T．Hodgkin）所成立的＇英国唯爱社＇　（British　Fellowship　ofReconciliation）及＇和平主义运动＇　［或译唯爱主义（pacifism）。我们知道，唯爱主义思想对二十世纪不少中国基督教人士如吴耀宗等，都有不少的影响。
　　穆德的太太莉拉（Leila）於1952年逝世，终年八十六岁。穆德於不久後再婚，并继续他的环球旅程。他在1955年1月31日逝世，享年九十一岁。
　　Ill．十九至二十世纪的普世合一运动。
　　在叙述了穆德丰富多姿的一生後，我们转移以整体角度检视这时期的普世合一运动。
　　A．普世合一运动的起点。
　　1．合一的困难。
　　不管我们持守怎样的神学立场，总不能否认合一是基督教的重要理想，亦是圣经对基督徒的一项要求。尼西亚信经强调教会有四重特质（参页48），独一与大公（catholicity　）是其中的两项。奥古斯丁在对付多纳徒主义时便曾提出：教会最重要的本质不是圣洁而是爱，教会分裂正破坏了教会这个最基本的特质（参页78，119），所以主张分裂者就是异端。可见在初期教会中，追求教会合一占了关键性的位署。任何从大公教会中分裂出去的教派，都被判定为异端。大公教会甚至宣称它是真理和救恩的总代理，教皇是使徒在世的代表，教会的门就是救恩唯一的门。任何人离开大公教会的檐下，必然走往灭亡的道路。
　　可是，教会的合一却是不易维系的。尽管大公教会宣称拥有独占的真理，并且将圣经的诠释权牢牢握在手里，也无法阻止人因着各样的理由，从这个普世的信徒群体中分裂出去。早在宗教改革以前，教会已曾分裂过许多次。它之所以能够在西欧长时期维持合一，真正的关键也不在信仰本身，而在教会所拥有或所能援引的政治权力。事实上，单凭认可同一个真理，是不可能使不同的教会成员黏合在一起的。真理即或只有一个，人仍色对之作不同的理解，很难达成一致的看法。圣经虽然只有一本，但对圣经的诠释却是五花八门，言人人殊。所以，要教会维持合一；非在一定程度内诉诸权力不可。＇正统＇　一词，代表的不仅是真理，也是权力。
　　在大公教会权力所不及的地方，分裂是在所难免的。第七世纪回教势力入侵近东後，东方教会纷纷与君士坦丁堡教会割断关系。
　　叙利亚、伊朗、埃及等地都在回教势力的管治下，政府和人民既然再不受信奉基督教的东罗马帝国辖制，教会便跟大公教会再无相通，它们沦为名副其实的小教派。这些教会至今仍然存在，却与其他教会甚少联系。
　　1054年，西欧与东罗马帝国因著政治上的长久割断，东西方教会正式分裂，形成东正教与罗马大公教会。1517年，随著民族主义而兴起的宗教改革运动，西方教会再分裂为天主教及更正教两大阵营。并且，宗教改革一开始，更正教便不是一个团结的教派，却是由多个不同种族、派系与运动所组成的。由於宗教改革，更正教主动由大公教会分裂出来，为了合理化其分裂的行论，改教者必须坚持自己信奉的教义是唯一正确的，而坚持真理比维护合一更为重要。真理不容退让，惟有在对真理的看法相同的前提下，合一才成为可能。这是更正教在合一问题上的主要观点：真理的相同才是最根本的，组织上的合一只属次要的考虑。在十七世纪更正教经院神学时期，更正教神学家大都高举这个先真理、後合一的主张。
　　不过，若得先在真理的看法上谋求一致，才能讨论合一问题的话，那合一便仅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人们在意见不合时，往往会夸大双方的分歧，将分裂行动合理化，但事实上分歧却不一定如此悬殊。宗教改革迄今已近五百年，我们看到更正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