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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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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是输在机床上，”柯西金说。“我有个材料，在对比企业中我国的机床工并不比外国人差多少。但我们差就差在厂内运输组织得不好，差在仓库管理、总体生产水平。主要是辅助劳动和工程管理劳动的机械化。而这需要大的变动。问题就在这儿。”
这时我冒出一个“致命”的问题：
“那你为什么要让步，听任改革被葬送呢？”
柯西金沉默片刻，然后反问我：
“那您这位中央委员，为什么不在中央全会上挺身而出，捍卫改革呢？”
“？？”
谈话就此结束。此后我不止一次地回过头来思考这个问题，它愈来愈吸引我。因此，1977年春天在5个小时的辩论之后库拉科夫建议给政治局写一个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我就欣然同意，并且选了主要问题——农业与其他经济部门的经济关系。
即使与经济工作一点不沾边的人也看得清楚，如果生产者之间不确立价格平价，受到损害的一方就有破产的危险。农业的情况就是如此。收购价格过低，结果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得愈多愈亏本。
我记得曾经有过两次改变现状的尝试：一次是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后，一次是1965年，赫鲁晓夫下台之后不久。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刚刚得到较大的独立性，收购价格也接近实际的开销，农产品的生产就扶摇直上。然而这两次的刺激因素时间都不长。过上一两年，顶多三四年，等价交换受到破坏，农民出售粮食时价格十分便宜，工业品价格却贵得惊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经济连年下滑，日益衰败。
我在报告中引用了详细的计算数字，从中可以看出，10年（1968～1977年）间燃料价格上升了84％，拖拉机、播种机的价格高出50～100％，甚至高出3倍，农产品收购价格却原封不动。其结果是，尽管产量提高了，以实物支付的劳动费用和燃料消耗减少了，谷物、畜产品的成本却大幅上升，大部分农庄成了赢利低甚至亏损的单位。
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并未采取根本性的措施，为了制止农村的人口外流，实行了有保障的货币工资。这彻底摧毁了农村中硕果仅存的经济关系、经济核算关系，破坏了劳动的刺激因素。
报告的基点是必须改变根深蒂固的把农村当“国内殖民地”的观点，否则对国家的灾难性后果就无法避免。柯西金对我的报告的反应是意味深长的，他说：“这是一枚炸弹！”
在起草报告过程中，许多好心人都劝我“别沾上了”、“别自找麻烦”。我不为所动。我认为：全会上的谈话应当是认真的、实质性的。希望落空了，最初的构想阉割殆尽。决议仅仅归结为例行的农用机械生产任务，经济方面无人问津。雷声大，雨点小。
全会于7月4日闭幕，17日费奥多尔·达维多维奇·库拉科夫去世。
正好在全会刚刚结束后的7月5日，库拉科夫夫妇在郊外别墅庆祝结婚四十周年。我和赖莎· 马克西莫夫娜应邀参加庆典。当天晚上一切如常。每个人都严格遵守等级服从制度，举杯为男女主人祝酒，祝酒词的最后照例要求必须“干杯”。库拉科夫的身体已经无法承受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由此带来的负担（1968年他的胃已部分切除）。
他系猝然去世：心脏停止跳动。我听说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家里出了大丑闻。夜间他身边空无一人。早上才发现人已去世。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权力的考验（13）
库拉科夫是在年满60岁时离开人世的，这是个重大损失。因此，勃列日涅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没有中断休假去与自己的同僚告别就很令人吃惊。当时我也许是第一次明白：这些被命运之神带到权力巅峰上来的人，彼此之间竟是如此地遥远。
我认为参加库拉科夫的葬礼并在灵前致告别辞是自己的人道主义责任。我的要求得到批准，但同时中央书记米哈伊尔·齐米亚宁让我事先起草我的讲话稿，“以避免与其他在会上讲话的人在评价上出现重复或者分歧。”意思十分清楚：我便将自己的发言稿通过速记员交给中央。库拉科夫的葬礼于7月19日在克里姆林宫宫墙下举行。我是第一次登上陵墓主席台，心情激动地向一位我怀有亲切情感的人致告别辞，向他的亲友表示深切的哀悼。
激烈的搏斗
在我担任边疆区党委书记期间，我的结交范围扩大了不少。当时我就为自己的许多构想得以实现并开花结果感到满足。当年的最大收获，是同许多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好关系。
但是也有这种情况，就是业已建立的联系中断了——伙伴原来是急功近利的人，而在有些情况下，破裂是因原则性的缘由引起的，例如与Н。А。晓洛科夫的关系就是如此。
1973年，斯塔夫罗波尔的治安形势十分严峻：犯罪的浪潮席卷了城市和乡村。数起残忍的凶杀和强奸案件使形势达到白热化的地步。人们惶惶然不可终日，理所当然地提出问题：边疆区还有没有政府？对护法机关领导人的任何申斥和批评均无济于事。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数十个调查组都讲不出个所以然来，于是我把已退休的老法律顾问召集起来，这些人很可靠，不必看别人的眼色行事。我请他们来弄清此事。顺便说说，边疆区的违法统计数字还不算太出格。我所建立的调查组却揭发出边疆区内务机关内部极其严重的违法现象。一切都暴露无遗：弄虚作假，隐瞒罪行，执法犯法。
这里要估计到以下情况。晓洛科夫在勃列日涅夫的直接支持下，建立了内务机关的庞大组织，干部得到充实，物质状况得到改善。这位虚荣心重的部长急于显示自己的工作成果，然而一个社会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干净”了的，投机者、盗贼、黑帮、流氓也不会在顷刻之间便销声匿迹。于是晓洛科夫决定对犯罪统计数字进行“修正”，并且在运用法律方面明显地量刑过宽。他这样做也经过周密的考虑，务使自己在社会舆论中以民主派、眼界开阔的政治活动家的形象出现。他喜欢说的一句话是：监狱改造不了人。当然，这话在原则上是对的，但到他那里就成了一种蛊惑。晓洛科夫设法通过了这样的决定，就是根据许多条款应判处剥夺自由的，均以其他处理办法代替。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普遍放松了对犯罪现象的斗争。
我们根据调查组在边疆区的工作成果，采取了断然措施：将内务局的将军统统免职，对侦讯处、反偷盗财物处、侦查处和其他部门来了个大换班，整顿了党的组织。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侦查处长企图自杀，他犯有严重的执法犯法问题。市区两级民警局长撤换了三分之一。这是确立法制、首先在护法机关内部确立法制的严厉行动。吸收了工人集体、共青团参加维护秩序的工作，一个月下来，居民区的治安状况就得到改善。可是按照登记在册的犯罪数字；边疆区在俄罗斯的排名从第11名降到了第67名。
斯塔夫罗波尔人侵害了晓洛科夫的利益，中央委员会机关对他没有什么好感，因为他把谁都不放在眼里。苏联检察院、最高法院在他看来也不过是小菜一碟。这位部长坐不住了，慌忙采取行动。起初是打电话，后来干脆派自己的副手Б。Т。舒米林带了个工作队来到边疆区。我原先了解舒米林这个人，而且了解的是他好的方面。因而他的看法、实际上是讹诈就更让我感到意外，他说：“怎么能这样呢？周围都秩序井然，你们这儿却搞成这样。人们会问，边疆区党委到哪里去了？”我的回答很不客气：“你可要记住，我是不会退出自己的阵地的。把这个话也给晓洛科夫捎过去。”舒米林听了很不是滋味，但他还是继续做我的工作。俄罗斯副检察长亚历山大·奈焦诺夫参加了这次谈话，他对我表示支持。后来库班开展打击犯罪分子的斗争并由奈焦诺夫担任领导，在高层庇护人的压力下，奈焦诺夫被逐出检察院。我当上总书记后，曾建议他主持苏联仲裁法庭的工作。他表示同意，却猝然去世，未能到任。
颇耐人寻味的是，俄罗斯检察院（不是苏联检察院）根据我们的经验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进行检查时，当地揭露出了更加严重的罪行，其中包括隐瞒凶杀事件。我听说该市内务局长开枪自杀。从此一个接一个…… 夸大数字的时代结束了，“晓洛科夫体制”垮台了。但同他的官司一直继续到这位部长下台时为止。后来，当我已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代表委员会根据侦查员格德良和伊万诺夫的报告进行调查时，曾顺便查明，晓洛科夫（契尔年科时期）在自己亲信中曾经指名道姓地说要把我这个人干掉。
没有来得及。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权力的考验（14）
其他国家人民的生活情况
我最初几次出国是在当选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之前的事情。1966年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 69年9月去保加利亚，11月去捷克斯洛伐克。
将党的工作人员派到民主德国，是去了解搞改革的经验。当时民主德国正在试验经济计划与管理的新方法，调整激励机制，赋予企业更大的经济自主权。东道主给我们作了两天报告，抽空让我们休息休息，参观柏林市容。
尽管战争结束已过去了20年，置身于这个城市，我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柏林市容动人心魄，勾起对往日的回忆。满目疮痍的建筑物和纪念碑，旧日旅行社废墟上的一片瓦砾。勃兰登堡门，再过去是四年前修建的柏林墙——战后世界一分为二的象征。勃兰登堡门右边的柏林墙那边，是被攻克的国会大厦那昏暗的建筑物。当时整个城市给我的印象是又阴又冷。科特布斯、德累斯顿给人的感觉就完全不同了，尤其是那些靠近易北河、与捷克斯洛伐克接壤的地方，即萨克森瑞士山。但是无论我们到什么地方，无论在城市、厂矿还是农村，同人们的会见都是在良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尽管热度不够。
许多东西均已从记忆中消失，有些鲜明的印象却留了下来。我们在德累斯顿参观了这个城市悲剧的见证，它曾在战争行将结束时遭到盟国飞机的狂轰滥炸。而在这一悲剧的背景下，是德累斯顿画廊中的《西斯廷圣母》，一个纯洁无邪、光芒四射的女人形象，仿佛在向我们大声疾呼：人们啊，都来做人吧！
在科特布斯区，我们于星期日到索尔布人、即久已居住在南萨克森的斯拉夫人那里作客。当天我们陷入了窘境。我们同所有旅游者一样，都安排去坐游船。船上的划手是清一色的身穿民族服装的索尔布女人。一切都很美丽，却出现了十分荒唐的场面：身强力壮的男子汉成了休息者，由女人来划船。因为正值星期日，许多游船穿梭往来，我们便成为挖苦或嘲笑的对象。人们坚持尽快让我们上岸。
波茨坦之行是计划之内的项目。我们游览了桑苏西宫，参观了举行战胜国政府首脑会议的旧址。讲解员向我们介绍了谁坐在什么地方，没有忘记说有个记者割去斯大林座椅上一块木头以作纪念。当然也讲到杜鲁门在会上的举止，特别是他所收到的关于原子弹已研制成功的电报，上面写的是：“婴儿平安降生。”
我们是在昂纳克取代乌布利希的五年前去德国的。当时昂纳克已显示出很强的信心。访问结束时他出面与代表团谈话，对我们十分友好。
我们就此次对民主德国的访问向中央写了报告，结论是民主德国进行改革的经验值得密切注意。其实，当时类似的报告又何止这一份。
保加利亚我是通过斯塔夫罗波尔和帕扎尔吉克之间地区交流的渠道去的。我们前去参加社会主义保加利亚成立二十五周年庆典。曾有过多次会见、集会和演说。彼此无数次地表达了亲切情感和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决心。也没有忘记谈正事，讨论了相互合作的可能性。原来保加利亚人在区一级有更大的权限，我们却事无巨细均需经过莫斯科批准。此后不久担任保共区委书记并来斯塔夫罗波尔访问的季米特尔·茹廖夫对此感到特别费解。他后来成为保加利亚驻苏大使，我与他私交不错。
1974年我再次来到保加利亚；曾去过索非亚、希普卡、普罗夫迪夫以及许多其他城市和村庄。国家面貌明显改观。出现了许多新的住宅小区、尤其是私人住宅，许多新的工厂、温室、道路。还有葡萄园、按照新工艺种植蔬菜的园地，处处花团锦簇，美不胜收。国家眼看着面貌一新。我们以为国家采取了正确方针。当时还不知道，出现了让人忧心忡忡的因素，国家没有做到量入为出，已到还债高峰。
最艰苦的大概要算是1969年11月的捷克斯洛伐克之行了。代表团成员中有时任托木斯克州委第一书记的利加乔夫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帕斯图霍夫。需要就捷克斯洛伐克青年运动的前途问题交换意见。我们抵达时该国有17个青年组织，没有一个承认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
我们在布拉格、布尔诺、布拉迪斯拉发有过多次会见和热烈的讨论，讨论的主题是当局如何赢得青年的信任。然而；难道可以将这个问题与该国在1968年8月21日行动之后的形势这个大环境割裂开来吗？如果说我们当时感到不舒服、不痛快，那就等于什么也没说。我们是本能地感到了这一行动受到人民的愤怒谴责和批驳。当然，“冷战”时期相互对抗的双方都是通过集团利益来看待许多事情，而且采取相应的行动，不惜利用极端的措施。在这场殊死搏斗中，整个整个的国家往往成为兑换用的辅币。此话不假。但人们无法接受这样的说法，我们当时在捷克斯洛伐克看得很清楚。
布拉格本身处于半瘫痪状态，也可说是休眠状态。东道主认为还不能让我们到劳动集体中去，他们自己也举棋不定。我们问他们为什么不“到群众中去”，听到的回答是：“分析分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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