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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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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亲切地接见了我们，仿佛情绪高昂，似乎要想向我们表示他一切正常。他也确实没有重病在身的样子。甚至穿着打扮也不像个病人：时髦的西裤，拉锁式运动衫。只有了解他、记得他动作灵活的人，才一眼就看出他举止有些迟缓。
我们彼此寒暄问候，围桌而坐，讲了讲一般的话题：身体和日常的事务。然后勃列日涅夫问道：
“咱们的全会怎么样了？”
大家都转身对我。
“正在准备，到了最后阶段。起草了与纲要有关的一揽子决定。至于说到规定的指标，那都是现实的。剩下的工作是就拨款来源协调一下各方的立场。”
勃列日涅夫当即作出反应：
“全会要开。只是有个问题：你们一直给我做工作，确定由我来作报告，可你们自己连拨款问题都没说好。怎么，让我两手空空上讲台吗？”
“哪能呢，哪能呢，列昂尼德·伊里奇，”契尔年科噌地站了起来。
“不会有任何问题，我们会说好的。”吉洪诺夫也随声附和，不过这听起来有些言不由衷。
这次会见不知怎的令我突然想起1978年，矿水城车站的站台。也是原班人马——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只不过这次加了个吉洪诺夫。同样是一种即将发生变动前的惶惶不安的气氛。
安德罗波夫沉着冷静，一言不发，只是静观事态的发展。他已经知道，在即将举行的全会上他将当选为中央书记，成为党和国家的第二号人物。吉洪诺夫也知道此事，因此会见过程中一直慌乱地不时往安德罗波夫那边看看。契尔年科还不知道谁将成为中央书记，但是猜到了不是他，因为勃列日涅夫在这方面未对他作过任何暗示。契尔年科十分难受，焦急不安……
谈话继续进行。为了减轻勃列日涅夫在全会上讲话的负担，我们商定事先将粮食纲要和一揽子政府决定都发给中央委员和列席人员。总书记只需作个简短的报告，介绍一下这些文件。说到这里，大家就分手了。
从格拉诺夫斯基大街医院出来，我与契尔年科同车前往老广场。
“谢谢您的支持，”我对他说。
契尔年科正在想自己的心事，不过他还是回答了：
“好了，现在要紧的是行动起来，谁的眼色也别看。”
我知道契尔年科对吉洪诺夫没有好感，这里是在影射他。
“既然总书记立场明确，”我说，“未必还有谁会出来阻拦。不过您也得有个思想准备：我想现在您那儿的电话也会多起来的。”
与吉洪诺夫进行关键性谈话的时刻到了。这不是什么乐事儿，可是没有他的参加，我的计划仍然会面临威胁。
会见即将举行。那是在克里姆林宫内进行的，持续了4个小时。我挑选了关于所有问题的详尽资料，论据看来是“攻不破”的，然而一讲到160亿，吉洪诺夫就不听了。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您是管经济的，又很了解实际生活。您很清楚，没有这笔钱，整个纲要就成了一纸空文。”
“不行，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吉洪诺夫固执己见，“我没有这笔钱。”
这时我谈起了无偿贷款的话题。
“看资料吧：五年来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每年要借170亿贷款，从不归还，”我把材料放到吉洪诺夫面前。
“现在提这个有什么用？”
“无息贷款也是拨款，只不过是最不好的方式。农庄不用去挣，去借来就是，而且不还。这样农村里就形成一种损公肥私的心理，这点您自己也曾经说过。只要这样继续下去，农村的情况就根本无法好转。”
茶点端上来了。吉洪诺夫仍然不动声色，他脑子里在想什么，很难猜想。谈话又继续下去。我的经济方面的论据都一一驳了回来，渐渐地理屈词穷了。吉洪诺夫岿然不动，最要命的是他一言不发。让你没法跟他争论。于是我提到那天一起去看总书记的事，不再劝说，换成一种较为强硬的方式：
“这是给政治局的报告，是我见了列昂尼德·伊里奇①之后写的。我希望我们俩一起签名：你是政府主席，我是负责这件事的人。我们一起向政治局提交报告。”
吉洪诺夫一言不发。
“您要是不签字，那我就一个人签，自己送到政治局。让政治局决定。我当着列昂尼德·伊里奇已经说过拨款问题没有解决，可是契尔年科和您向总书记保证说一切都可以商定。”
吉洪诺夫一声不响地听着，好像在考虑问题。又上了茶点，谈话再次中断。
“我相信，”我施加压力，“政治局肯定支持我的想法。根据我所召开的会议看，这个意见已经在党内和全国形成了。我们一起来签吧。我不想我俩就这样分手。”
他终于开口了：
“把文件给我。”
他接过报告、资料、计算表，默默地翻阅着，看来，他打定了主意：
“我把这些全都拿去，再看一遍，不过我们现在就把文件里关于成立国家工农委员会的条文删掉吧。地区可以有，中央不行。这算什么，我们要搞个第二政府吗？”
“真想不到，”我想道，“坐上四个钟头，主要问题一言不发，原来是心灵受着折磨。我却一个劲儿地从经济上分析，寻找科学的论据、理由……”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在老广场（13）
此前不久，卡尔洛夫曾对我说，不知是谁在部长会议机关中散布了一种说法，似乎戈尔巴乔夫成立农工委员会是“为己所用”，要把全国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置于自己的监护之下。而主要的是，戈尔巴乔夫野心勃勃，意在夺取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
当时我对这种传闻未加理睬，认为这不过是机关工作人员普通的造谣中伤罢了。谁知道却有人因此坐卧不安。而且好像是作为对策，匆匆地开始成立部长会议农业委员会。
“我不反对，”我毫不犹豫地对吉洪诺夫说，并当即将给政治局的报告中关于委员会的字样勾掉。
吉洪诺夫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明显地高兴起来。搞了这么一个交易，照如今的说法是“ 易货贸易”。
人人都目瞪口呆：“戈尔巴乔夫制服了吉洪诺夫。”谁也不相信他会让步。我的“好心人” 原来都坚信“戈尔巴乔夫拿吉洪诺夫没有办法”。不过我对于这些闲话已经不屑一顾。对我说来，漫长而累人的马拉松终于结束了。
1982年5月24日，苏共中央全会听取了勃列日涅夫《关于苏联至1990年之前的粮食纲要及其实施办法的报告》。纲要本身以及关于向农工综合体拨款的某些问题的“一揽子”六项决定均得到通过。现在要让农民、管理机构和全社会都领会这些决定。《共产党人》（1982年第 10期）刊登了我的题为《粮食纲要及其实施任务》的文章，秋天在《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发表了另一篇关于党的农业政策的文章。
同年8月在哈尔科夫召开的有全国农业专家参加的全苏会议上，我提出了坚决放弃粗放经营方式的问题。由于一味追求牲畜头数的增加，养了一大批繁殖率低的牲畜：必须喂养，收益却很小。育种工作、采用科学的日饲料以及其他集约式工艺的方法，可以保证在牲畜头数较少的情况下增加肉和奶的产量。
这似乎跟大逆不道扯不上。可是有人向谢尔比茨基作了汇报，他竟怒从中来：
“这又是什么糊涂看法？总书记要求保持和增加牲畜头数，这里却发出截然相反的号召。这会对大家起误导作用……”
许多党和经济领导人都有类似想法。他们衡量农业成绩的标准极其简单：播种面积的大小，牲畜的头数。这些指标都在他们的严格监督和密切注视之下。因此从一开始就看得很清楚，粮食纲要实施起来会有多么困难。
读者，尤其是俄罗斯的读者，可能会说：“这个纲要带来了什么呢？粮食情况原来什么样，后来还是什么样，甚至更糟了。作者为什么要把纲要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斗争的曲折离奇写得那么详细？扪心自问，说这是又一次空想，是很快就忘掉的又一次许愿，岂不更好？”
对此我有自己的看法。第一，我想描绘在苏共中央书记承担起责任的那种条件下做出决定的过程。第二，制定如此规模的纲要，是迫使体制在粮食这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运作的又一次绝望的尝试。多少还是有些收获。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谷物的平均年产量比上个五年计划期间提高了2660万吨，肉类提高了250万吨，奶类提高了1000多万吨；亏损的农庄、农场从2 5000个降至4000个，占了不到10％。第三，实施纲要的工作表明，粮食市场的稳定不仅是农业的问题，而且是国内整个财政形势的结果，首先是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速度之间相互关系的结果。我想起我在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第二书记期间（1968～1969年）我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拿肉、奶怎么办：人们“拒绝”购买。而当时的人均消费只有42公斤肉，奶则比1990年的水平几乎少了100公斤。
干吗提过去的事情，如今，1993年，食品应有尽有，或者几乎应有尽有，可仅仅1992年的食品消费就比上一年减少了28％。这是变的什么戏法呢？什么戏法也不是：收入让通货膨胀吃掉了，人们买不起所想买的东西。当局却一口咬定说粮食问题解决了，似乎一切都根据摆在货架上的东西、而不是食品的实际消费来确定。
当然，又会对作者提另外一个问题：既然他一切都这么明白，那他为什么不利用总书记和总统的地位在改革头几年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问得很有道理，我将在下一章里尽量对此做出答复。
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之间的角逐
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之间的角逐、他们在对总书记施加影响方面的竞争仍在继续。契尔年科试图将总书记孤立起来，不让他与外界直接接触，说什么只有他才能从纯人道的角度理解勃列日涅夫，就是说他在不顾一切地巩固自己的阵地。
尽管全会后安德罗波夫坐进了苏斯洛夫的办公室，由他主持书记处一事却始终没有记录在案。事先是否作过记录，不得而知，反正，契尔年科利用目前的情况，仍然主持书记处的会，有时是基里连科主持。
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82年7月，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才使人人都各得其所。通常开会之前，书记们都到一个我们戏称为“脱衣间”的房间集中。这次也不例外。我进去的时候，安德罗波夫已在那里。他等了几分钟，突然站起身来说：
“都到齐了吧？应该开始了。”
他第一个走进会议室，并当即坐到主席的位子上。至于契尔年科，他一见这个情况，立刻垂头丧气，跌坐到椅子上，他就坐我对面，仿佛浑身都瘫软了。于是我们目睹了一场“内部政变”，有点类似《钦差大臣》里的场景。
这次书记处会议安德罗波夫主持得坚决自信，有声有色，体现了自己的风格。与所特有的那种令人腻烦的方式迥然不同：契尔年科将所有会议都变成了类似果羹的东西。
“祝贺您，看来是发生了重要事件。难怪我看您开会前表情严肃，不苟言笑。”
“谢谢你，米哈伊尔，”安德罗波夫回答说，“紧张是有原因的。列昂尼德·伊里奇打电话来说：‘我干吗要把你从克格勃调到中央机关来啊？就是为了让你在这儿呆着？我是想让你主持书记处工作、主管人事。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他这么一说我就下了决心。”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在老广场（14）
我了解总书记当时的状况，特别是他的意志品质，知道他不愿意与契尔年科闹翻，相信他自己不会打这个电话。看来，是有人站在旁边，而且在施加压力，这种事已发生了不止一次。这个人只能是乌斯季诺夫。如果考虑到他对勃列日涅夫的影响，他那直来直去、不讲任何外交手段的本事，以及他与安德罗波夫多年的交情，就可以有相当的把握这样说。这里需要说明，无论安德罗波夫还是乌斯季诺夫在同我谈话中都从未提及此事。
新的“稳定”就这样形成了。如今讨论往往不再是表面文章，而是具有务实的性质。开始对中央各部某些方面工作的质量提出意见。作出的决定有了较为具体的内容。主要是正在确立严格要求、不讲情面的作风。在个人责任方面，安德罗波夫有时搞得很可怕，尽管他发火的对象有错误，人们从人道的角度出发，却往往怜惜这些人。
我觉得他身上发生了变化，那是我先前未曾觉察到的。也许这里起作用的是这样的情况：随着勃列日涅夫的病情加重以及他周围的人倾轧加剧，大有出现完全无人管理状态之势。看来安德罗波夫决定采取一些措施以提高中央政权的威信，向世人表明尽管总书记疾病缠身，管理的杠杆仍然掌握在有权威者的手中，不会发生任何意外情况。首先是向政治局委员本身表明这一点。
我认为安德罗波夫1982年夏天突然交给的任务也与此有关，当时中央委员会只留下他和我“ 看家”，国防部那边是乌斯季诺夫，他让我搞清楚，为什么正当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莫斯科却没有蔬菜水果吃。成立了首都供应的“救火队”，莫斯科贸易单位却断然拒绝购买，借口是没有销售网点。这时我便对首都当局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干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当天晚上格里申就作出了反应：
“对一个市党委不信任，总不能到了政治局亲自处理黄瓜问题的地步吧，而且还撇开我。我坚决声明，我不喜欢这一套！”
我打断他的话说：
“我说，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我觉得您说话的调门不对头。您把纯实际的问题提到政治信任的高度。这里说的是大夏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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