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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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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采取了种种措施防止放射性物质经过土壤进入第聂伯河。动用了防化部队，调集了必要的技术装备，开展了消除放射性污染的各项工作。政府工作组成员足不出户地工作，随后又改为轮流值周，按照谢尔比纳、西拉耶夫、沃罗宁、马斯柳科夫、古谢夫、韦杰尔尼科夫、谢尔比纳的顺序分别主持工作组。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以及其他许多城市的科研所夜以继日地工作，解决了数十个非同寻常的难题。这个事件实际上牵动了举国上下。在1986年那些忧心如焚的日子里，显示了我国人民的优秀品质：自我牺牲精神、人道主义精神、高尚的道德情操。许多人请求将他们派往切尔诺贝利地区，纷纷提供无私的援助。
为了消除这次爆炸的后果耗费了140亿卢布，后来又投入了数十个亿。依靠有组织的种种努力，终于控制了受灾的人数，阻止了事故的蔓延。到7月份提出了“石椁”的构想，随后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将受损反应堆那个与众不同的防护罩连同监控其状况的常备系统建了起来。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专家们别无奢求，他们承认：一切力所能及和必不可少的措施，均已付诸实施。
毕竟……我认为有必要谈谈自己的责任：最初数日内并未清楚地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不仅是一起全国性的惨祸，也是一起世界范围的灾难。对其真正规模的认识是随着信息的增加而逐步形成的。但是众所周知，“人们生就不甘寂寞”，缺乏充分的透明度，便产生了各种谣传和恐慌情绪。无论当时和现在，人们对于乌克兰、白俄罗斯领导人、苏联领导人的所作所为都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就我所知的情况而言，我决不会怀疑有人对群众的遭遇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如果有些什么事情做得不够及时的话，那首先是由于情况不明所致。不仅是政界人士，即便是学者、专家对所发生的事件一开始也并没有完全切合实际的认识。
核动力工程的封闭性和神秘性，再加上本位主义和学术上的垄断，都起了极其消极的作用。在1986年7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我曾经谈到过这方面的情况：“我们30年来一直听到你们这些学者、专家和部长说，那里一切都很可靠。你们指望我们像敬神一般看待你们。而结果却轰然垮塌了。原来有关部委和科学中心并未加以监督。整个系统中笼罩着奴颜婢膝、溜须拍马、拉帮结派、排斥异己的风气，专作表面文章，围绕着领导人结成了人身依附和亲缘关系。”
“冷战”，两个军事集团相互封锁，包括在核动力工程方面的封锁，所有这些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关于全世界核电站发生的151次放射泄漏以及如何消除事故后遗症的情况，人们几乎一无所知。ВА列加索夫院士曾经说过，核事故的概率公认为极其微小，所以全球科学技术界对其防备不足，普遍地盲目乐观，甚至掉以轻心。至今我还记得事故刚刚发生时АП亚历山德罗夫院士和ЕС斯拉夫斯基院士向政治局所说的一番话。他们都是我国核能动力工程的元老，该项技术的创始者，功勋卓著、备受尊敬的人。但我们从他们口中所听到的倒更像庸人之论，他们硬说并没有发生什么可怕的事嘛，这种情况对工业性反应堆简直司空见惯，你最好喝上两盅伏特加，就点儿小菜，好好睡一觉，到时候什么后果也不会有的。
本位主义不单是有碍工作。有了它，道德因素“薄弱”了，而不讲道德，知识就可能成为致命危险的起源。惟恐表现出主动精神，在领导面前畏畏葸葸，力图逃避责任，这一切都产生了消极的作用。结果决策的机制就经不住考验。
事故的种种后果逐渐开始显露出来。起初基辅和第聂伯河的命运极其令人担忧。但由于风向的原因，遭受最沉重的打击的却是白俄罗斯，特别是莫吉廖夫市。随后在布良斯克州以及远至图拉市的地区也发现了污染。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总书记（11）
5月中旬，我发表了电视讲话：对受害者表示慰问，说明已采取的各种措施，表扬参与消除事故恶果的勇敢的人们。我也对国外所有关心我国灾情并伸出援助之手的人们表示感谢。首先应当提到的是美国医学家Р盖拉和П塔拉萨基、国际原子能机构主席Х布利克斯。许多国家的政府和民间组织、公司、个人提供了灭火器材、相关技术、医药制剂。这是一场没有先例的一致声援的行动。
与此同时，某些国外宣传机构大肆揭短，这证明它们与其说是为这场悲剧本身感到不安，不如说是企图利用它来损害我国新政的声誉。国内也有人试图将切尔诺贝利作为政治投机的目标。因此我想再谈谈关于民众和世界公众获得信息的问题。
政治局里出现了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信息应当逐渐增多，以免造成恐慌，从而带来更大的危害。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并非独出心裁：迟迟不肯将真相告诉民众甚至本国政府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的历次重大核事故中也时有发现。现在报纸上对企图缓报甚至隐瞒核电站事故的行径间或仍有报道。我们这里毕竟是另外一种观点占了上风：有关信息随到随即发表，原原本本，不加限制；不过这些信息应当是真实可靠的。
我的意见很明确。7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我曾说过：“无论在解决实际问题，还是向社会舆论说明情况时，我们都绝不同意隐瞒真相。我们有责任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评估并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现在是在全国和全世界的众目睽睽之下进行工作的。谁要以为可以敷衍塞责、玩弄花招，那是不能容许的，必须提供与事件有关的全面信息。”雷日科夫、利加乔夫、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谢瓦尔德纳泽全都支持我的意见。切尔诺贝利也成了对公开、民主、坦诚等精神的严峻考验。
我们致电各邻国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详尽通报了当时所掌握的情况。谢尔比纳和工作组成员5月6日和9日在莫斯科举行了记者招待会。5月中旬，包括外国记者在内的新闻界代表访问了乌克兰，他们有机会弄清楚西方大众传媒以种种方式报道的所谓基辅已经“空无人烟”、遇难的人“成千上万”是否属实。我们还派遣了一个以科学院院士列加索夫为首的代表团前往日内瓦，他们在那里提出的各种报告以其专业水准、精确程度和直言不讳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7月3日，在有各共和国代表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上，按照监督程序听取了政府工作组的总结汇报，对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原因进行了第一次广泛的讨论，提出了核动力的前途问题。早在改革之前这个话题就已经在《共产党人》杂志上提出过，该刊发表的科学院院士多列扎尔的文章引起了很大反响，但就此进行公开的讨论一事未能获准。现在关于“和平原子能”的前景问题成了一场广泛的社会性大辩论的题目。辩论着重涉及了核电站结构老化的问题，建设新的电站、特别是在从地震角度考虑不够稳定的地区（如亚美尼亚、克里米亚）建站的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
我经过反复考虑，了解了核动力的拥护者和反对者双方，其中包括许多世界权威的论据，我终于得出结论：我们暂时还离不开它。萨哈罗夫院士说：“看来，未来可以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的仍然是核动力。不过应该保证它的安全可靠。”伊·瓦·库尔恰托夫也就此提出了警告：“对核反应堆应当称‘您’，它不能原谅过失，什么时候忘记了这一点，就会发生事故。”
后来，根据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联邦的建议，政府制定了消除切尔诺贝利事故后果的长期规划，规划已获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委托有关部门对原子能电站的技术进行评估，建议全世界共同努力提高核电站的安全程度，要求我国积极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活动。我在讲话时呼吁停止核试验，宣布苏联延长此前宣布的1986年头三个月暂停试验的期限（延至8月6日）。
世界在“翻越”切尔诺贝利、目睹万丈深渊之后，依然未能达成一致的决定。法国将近70％的能源来自核电站，日本也与此相近似。美国和我们一样，占10～11％。其他许多国家同样离不开核电站。
切尔诺贝利敲响了一记警钟，呼唤人类认清我们生活在怎样的一个世纪。它促使人们意识到粗枝大叶地、更不消说犯罪般草率地对待自然界是何等危险。社会舆论集中到了环保运动力图引人注意的一些尖锐问题上。人们想起了50年代末在车里亚宾斯克一家核企业发生的那次事故和地面核试验的种种恶果。其后发生的任何一次故障都成了宣传报道的好材料。
切尔诺贝利清楚地反映出了我们整个制度的诸多痼疾。这出悲剧汇集了多年积累起来的一切弊端：掩盖（闭口不谈）各种非常事故和阴暗面，不负责任和漠不关心，工作粗枝大叶，酗酒成风。这是又一个说明需要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令人信服的论据。
“贯彻代表大会决议”
是的，切尔诺贝利使我和我的同僚深有感触，不得不对许多东西进行反思。我们认清了加强纪律和秩序的必要性，首先是在核动力部门。不过在考虑这类问题的时候，我仍然愈来愈确信单靠行政压力、惩罚、强硬措施、党纪处分、严厉斥责并不能解决问题。必须推进改革。
我最为担心的是，事情这一次也会像往常一样流于“空谈”。第一个征兆就是出现在公共场所的那些口号：“贯彻二十七大各项决议”，还有报刊关于一致拥护这些决议的报道。在党组织和劳动部门，有些人正准备不声不响地断送预定的各种改革措施，因此，为了我们的行动计划不致落得个丢人现眼的下场，当务之急便是必须对1986～1990年社会经济发展计划方案的草拟工作进行监督。
经过政府部门和政治局对第十二个五年计划进行了多次讨论之后，6月16日召开了中央全会。我在报告中全面评述了旨在保障国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各项改革设想。当时首次提到，在新的五年计划里所有的经济部门都必须转而实行新的经营管理方法。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总书记（12）
全会所通过的决议对新的经济方针作了一定的具体阐述。但我也没有忽视辩论中许多人的发言所流露的担心。已经习惯了数十年高官厚禄的那些人，生怕各项革新会将他们从高高在上的宝座“弹射”下来。在领导干部怀有这种心态的情况下，是很难指望取得成功的。
这促使我一周之后会见了政治局全体书记和中央委员会各部部长。我向他们谈了我对全会的印象，指出党的机关和领导干部的转变太慢，不在党内来个“小革命”事情就不会有进展。许多党委极少关心改革，躲避风头，观望等待。这是一种不能容许的危险态度：社会已经觉醒，群众期待转变。中央书记处不可能袖手旁观。
当时干部问题是如何使我们深感不安，历次讨论与谈话的记录可资证明。我去远东（1987年7月底）前夕会见地方报纸主编时，责备他们犹疑不定与“失声”。我听到的回答却是一番苦涩的话：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那就请你把对我们讲的这番话也给区委、市委、州委的书记们讲讲吧。本来我们的报纸就是他们的传声筒，公开性对他们毫无用处。”
符拉迪沃斯托克①、共青城、哈巴罗夫斯克②之行使我深信，主编们说得很对。我在这里遇见了许多难以想象的事情：对待群众是如此草率应付、漫不经心，对他们的生活是如此冷漠无情。地方官员自然最不需要开放与公开性。相反，他们关心的是切勿家丑外扬。
对远东这个我国至关重要的地区，中央当局一向不够重视和关心。这里所发生的种种问题总是处理得马马虎虎，照例只有大祸临头时，才像灭火似地匆匆进行扑救。我国领导干部、学者专家、普通居民的多次交谈，为我提供了大量宝贵的材料，正是根据这些材料后来做出了关于开发这一地区的各种决策。此行也有助于摸清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现状如何，那里的人们如何看待改革。答案并不令人欣慰：群众对变革的希望在党政机关中毫无反响，高官显贵们本能地或有意地抵制改革，连最简单的问题也不想加以解决。
举例来说，符拉迪沃斯托克渔民的住房问题一下难以解决，我倒可以理解，因为这需要时间和大量的投资。但是共青城呢，那里有许多制造现代化潜艇和飞机的国防企业，出于生产工作的需要几乎每天都要派运输机飞往塔什干，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市的领导人就不操心从那边顺便运些蔬菜和水果回来？为什么盛夏时节不肯为孩子们安排生产一些冰激凌？为什么市民们不得不千里迢迢地跑到中亚去购买家具？其实本市也能生产家具，只须扩大一下生产规模就行。
此次出行过程中，人们向我提得最多的要求就是：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应当让我们能够自己选举领导人，推选出一些聪明、正派、勤快的人。那样，事情也就顺当了。”
8月20日我前往克里米亚的下奥列安达疗养。但并没有得到休息。当时不可能有兴致去赶休假的浪潮：烦恼和不安纠缠着我，心里始终闷闷不乐。身处海滨仍然在继续考虑当前的局势，作笔记，发指示。我深感必须彻底更新干部，建立一套适应新任务的干部选拔与分配制度。与此同时，越来越觉得事情看来不仅仅是人员的问题，而且在于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局限在现有制度的死框框里，而这种制度给予经济、政治领域主动精神所留下的活动余地是很小的。这就是说，必须对制度本身进行一定的改革。这样的结论在我看来早已不算什么大逆不道了。
外交政策方面的情况也不太好。日内瓦谈判实际上已经搁浅，结果徒然空耗了时间。我看出了这种局面正中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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