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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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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意见书”。然而边疆区检察长助手的意见是：“潘·叶·戈普卡洛的案卷中找不到按照第17条、第58条之第7款、第11款对其行为定性的依据，因为侦查材料无法证明戈普卡洛参加反革命组织一事。”他建议将当时意味着必死无疑的按照第58条定性改为按照第109条定性——职务犯罪。但这时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开始清洗，我们区的局长自杀身亡，于是1938年12月干脆把外公放了。他回到普里沃利诺耶，1939年又重新当选为集体农庄主席。
我还清楚地记得外公在一个冬天的傍晚回到家里、至亲的亲人围坐在用刨子刨光的农家桌子旁的情景。外公讲述了对他所采用的一切手段。
为了搞到供词，侦查员用耀眼的灯泡照得他头晕目眩，严刑拷打，用门挤断他的双手。这些 “通行的”折磨均未奏效，于是又想出新的招数：勉强给外公穿上湿皮袄，再硬让他坐到烧烫的炉灶上。外公挺住了，其他许多刑讯也挺了过来。
曾经同他一起坐牢的人对我说，每次审讯后，都是全牢房的人照料他，使他康复过来。外公本人只在那天晚上讲了这些事儿，而且只讲了这一次。此后再未提起，至少公开场合再未提起。他深信不疑：“斯大林不晓得内务部机关干的事儿。”而且从来不为自己所受的苦去责怪苏维埃政权。外公并未活到高龄。他去世时59岁。
我的爷爷安德烈·莫伊谢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西部战线作战，从那时起家里留下一张照片：爷爷以优美的姿势骑在一匹黑马上，头戴一顶有帽徽的美丽无比的制帽。“这是什么军服啊？”我问道。爷爷避而不答，他当时已老态龙钟，弯腰驼背，却身体干瘦。
当初这样的照片制作起来十分简单：在挡板上画一匹马和一个剽悍的骑兵，在面部的地方挖个洞：只须将头部塞进去即可。（顺便插一句，这个传统也延续至今。也许顺应当今时代增添了点新的东西：可以同任何一位画在挡板上的名人合影留念。）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莫斯科—斯塔夫罗波尔（5）
爷爷安德烈的命运确实充满了戏剧性，同时又是典型的我国农民的命运。他与曾祖父分开后自己单过。家庭变大了：生了6个子女。可倒霉的是只有两个儿子，村社分土地又只给男人。需要让现有的份地多产些东西，于是全家老小日以继夜地在地里干活。爷爷安德烈性格专横，干起活来对自己和家人都毫不留情。然而付出的劳动却并非总能得到应有的回报：旱灾接踵而来。渐渐从贫农变成了中农。三个女儿到了出嫁的年龄，就是说，该预备嫁妆了。需要钱，而农家弄钱的惟一途径就是出售自产的粮食和牲畜。果园也帮了大忙。爷爷喜欢侍弄果树，渐渐地培育出一个很大的果园，各种果树应有尽有。他懂得嫁接，有时一棵苹果树上忽然结出三个品种的苹果。果园带来莫大的好处，而且给家庭带来欢乐。
1929年大儿子谢尔盖（我的父亲）与邻居戈普卡洛的女儿结婚。起初小两口住在爷爷安德烈家里，但不久便分开单过了。土地也得分。爷爷安德烈不接受集体化，没有加入集体农庄，一直是个体农民。
1933年斯塔夫罗波尔闹饥荒。就饥荒的原因何在的问题历史学家至今仍在争论：是否特地制造这次饥荒来最终制服农民呢？要么是天气条件起了主要作用？我不知道其他地方的情况如何，我们这里倒确实是天旱。然而问题不仅仅在旱灾。大规模集体化破坏了千百年来形成的生活基础，破坏了农村中经营管理和生活保障的习惯方式。我认为这才是主要的。当然也加上长期滴雨未下。可说是雪上加霜。
饥荒来势凶猛。普里沃利诺耶的村民饿死了三分之一甚至一半。有的人家成了绝户，直到战争前夕，那些破烂不堪、没有主人的农舍仍然孤苦伶仃地留在村子里。
爷爷安德烈有三个孩子死于饥荒。他本人则于1934年春天因未完成播种计划而被捕，当时上面给个体农民定了这样的计划。可是缺种子，计划便无法完成。爷爷安德烈被当成“怠工者 ”派到伊尔库茨克州去伐木。奶奶斯捷潘尼达带着阿纳斯塔西娅和亚历山德拉两个孩子留在家里。我父亲承担了所有的操心事：谁也不需要家了。爷爷安德烈在劳改营干得不错，于两年后，即1935年提前释放。他带着两张突击队员奖状回到普里沃利诺耶，立刻加入集体农庄。因为他会干活，不久即开始管理农庄的养猪场，养猪场始终在区里位居榜首。爷爷又开始获得奖状。
至战争前夕，生活开始走上正轨。外公和爷爷都在家里。商店里出现了花布、煤油。集体农庄开始按劳动日发给粮食。外公潘捷列伊将草屋顶换成瓦屋顶。留声机随处可以买到。流动放映队开始来放无声电影，尽管次数还很少。让我们这些小孩子最开心的，是有人时不时从外面运来冰淇淋。人们在劳动之余、星期天举家前往林带休息。男人们唱拖长声音的俄罗斯和乌克兰歌曲，喝伏特加酒，有时候打架。小男孩打球，女人们则彼此讲讲新闻，并照料丈夫和孩子。
就在一个这样的星期天早晨，1941年6月22日，传来可怕的消息：战争开始了。普里沃利诺耶的全体居民都聚集在村苏维埃旁边，那里放了一个收音机，大家屏住呼吸，聆听莫洛托夫的演说。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莫斯科—斯塔夫罗波尔（6）
战争
战争我全都记得，尽管有人会觉得这是夸大其词。后来、战后经历的许多事情现已淡漠，而战争期间的情景和事件却深入脑海，永生难忘。
战争开始时，我已满10岁。我记得，短短几个星期村子就空了：男人没有了。区军事委员会的动员通知书是在大家都已收工的夜晚送来的。人们正围坐在桌前吃晚饭，突然响起一阵马蹄声。人人都屏息静气…… 没事儿，这次通信员跑了过去。父亲和其他机械师一样暂缓入伍，因为正在收割粮食，然而到8月份他也入伍了。晚上接到通知，夜里集合。早上把东西往小车上一放，就往20公里开外的区中心进发了。全家出动来送别，一路上眼泪不断，嘱咐也不断。区中心是最后告别的地方。妻儿父母捶胸顿足，号哭声汇成一片撕心裂肺的呻吟。父亲最后给我买了冰淇淋和巴拉莱卡琴做纪念。
到秋天前，动员结束了，村里只剩下妇女、儿童、老人，也有一些男人，那都是病号和残疾人。如今往村里送的已不是动员通知书，而是第一批阵亡通知书。人们又在晚上提心吊胆地静候着马蹄声。通信员在谁家的房前停了下来，鸦雀无声，一分钟后便传来可怕的、完全不像人发出的、无法听下去的号啕声。
家里只收到一份《真理报》。那是父亲订的。现在该我看了。晚上则读给妇女们听，都是痛苦的消息。一座座城市都让给了敌人，我们这里已经出现了疏散的人。我们男孩子在战前曾经激昂地唱过那个年代的歌子，满怀热情地反复唱过“人家的土地我们一寸不要，但自己的土地一寸也不给，”这时希望并且相信法西斯分子眼看就要挨一顿狠揍了。可是快到秋天时，敌人已经兵临莫斯科和罗斯托夫城下。
战争期间的第一个冬天提前来临，而且寒冷无比。这样的冬天我此生再未遇到过。降雪出现在10月8日，这在我们南方是异常的现象。而那是一次怎样的降雪啊！暴风雪过后，村子盖上了一层很厚的积雪。一部分农舍连同建筑工地、牲畜、家禽全都压在雪堆下面。那些能够从屋里出来的人纷纷挖通道、修隧道，把邻居刨出来。
积雪直到来年春天才渐渐消融，那是个名副其实的“白雪王国”。只是王国里的日子十分艰难。一日三餐倒还凑合。可拿什么取暖呢？砍果树。照料牲畜谈何容易。农庄牲畜的喂养情况尤其糟糕：干草还在地里，道路却掩盖得踪迹全无。得想想法子。总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路开出来了，开始往回运干草。这些事全是妇女干的，其中也有我的母亲。
然而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她和几个妇女出去后不见回来。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仍不见人。直到第四天才通知说，几位妇女被捕了，关在区监狱里。原来她们迷路了，糊里糊涂地把国营单位草堆的干草装到雪橇上去了。警卫人员将她们抓起来。这就是事情的原委。差点导致悲剧性的结局，因为当年对“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判得又快又狠。使她们幸免于难的是“盗窃者均系军人家属，均有子女，况且她们拿走饲料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集体农庄的牲畜”。
农庄和家中的劳动极其繁重，什么都缺，孩子衣不蔽体，半饥半饱，为丈夫提心吊胆。压在妇女身上的负担数不胜数。然而她们居然有力量每天不厌其烦地做事，坚忍不拔地背负自己沉重的十字架。
漫天大雪使得通讯陷于中断。邮件成了稀有之物。当时村子里还没有收音机。好不容易收到报纸，大家便一行不落地从头看到尾。晚上，妇女们经常集合在谁的家里，为的是坐到一起说说话，议论议论新闻，读一读丈夫的来信。大家都是靠这样的聚会来支撑着。不过这样的相聚往往也变成发狂似的大哭，令人毛骨悚然。
至今记忆犹新：我们听说莫斯科固若金汤、敌人遭到迎头痛击的消息时是怎样的欣喜若狂。还有，随《真理报》一起送来的名为《丹娘》的小书，讲的是女游击队员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的事迹。我向聚在一起的人们高声朗读。大家都因德寇的残忍和女共青团员的勇敢而感到震惊。
父亲上前线后，家里的许多活也得做。1942年春天起，又加上了菜园里的活，菜园供养着全家人。母亲天刚亮就起床，开始刨地除草，然后把活交给我，就去农庄的地里干活。后来我的主要职责是储备喂奶牛的草料和家里取暖用的燃料。我们那里没有树林，就用压缩的粪便做厩肥干，但那是用来烤面包和做饭的。为了取暖，都是储备草原上带刺的猪毛菜。一切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我们这些战时的孩子跨过童年，一下就进入了成人的生活。忘记了嬉戏打闹，中断了学业。成天都是一个人，忙得喘不过气来。不过有时候……有时候忽然忘掉世上的一切，为冬天的暴风雪或者夏日果园树枝的簌簌声所迷住，我心驰神往，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遥远的、虚无缥缈的、却又如此向往的世界。那是幻想的世界，儿童想像的世界。
从1942年夏末开始，一股撤退的浪潮从罗斯托夫滚滚而来，经过我们这个地方。人们踽踽而行，有人背着背囊和口袋，有人推着儿童车或者手推车。拿东西换吃的。驱赶着奶牛、马群、羊群。
外婆瓦西里萨和外公潘捷列伊也收拾起自己的什物，不知往哪儿去了。人们把村石油站的油桶打开，将油料倒入水量不大的小河叶戈尔雷克。放火烧掉尚未收割的庄稼。
1942年7月27日，我军放弃了罗斯托夫。撤退得杂乱无章。战士们个个神色抑郁，疲惫不堪。脸上留有痛苦和歉疚的印记。炸弹爆炸声、隆隆炮声、射击声越来越近，仿佛从普里沃利诺耶的两边包抄过来。我同邻居们一起在河边的斜坡上挖战壕，这里我第一次看见“喀秋莎 ”火箭炮的齐射：只见一道道火红色的利箭带着可怕的呼啸声划破长空……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莫斯科—斯塔夫罗波尔（7）
倏忽之间，全都静了下来。安静了两天。既无我方的军队，又无德寇的军队。第三天，德军摩托兵从罗斯托夫那边开过来，闯入村内。费佳·鲁琴科、维克托·米亚赫基赫和我站在农舍旁边。“跑吧！”维克多喊道。我拦住他说：“站住！我们不怕他们。”德国人进村了，原来是侦察兵。不久，步兵也开进村内。三天之内，德国人占领了普里沃利诺耶。他们开始搞预防空袭的伪装，为此几乎把果树全都齐根砍掉，而这些树是栽种了几十年的。爷爷安德烈那有名果园的果树也砍光了。
过了几天，外婆瓦西利萨回来了。她和外公几乎已快到斯塔夫罗波尔，但德军的坦克跑得更快：1942年8月5日占领了该市。外公从玉米地、沟壑地穿过前线，外婆驮着自己的什物回到我们这里来：哪儿还有去路呢！
是啊，德军从罗斯托夫一直到纳尔奇克，实际上并未遭到抵抗。我方部队已溃不成军。后来我和著名飞行员A。A。波克雷什金相识，他说1942年8月他曾在德军兵临城下时顺利地从斯塔夫罗波尔郊区的机场起飞。
不过在纳尔奇克之后，拦阻部队开始发挥作用，他们的任务是执行“一步也不许后退！”这个有名的斯大林命令。执行得很坚决。很快便将后撤军人组建成一支支部队，这些部队当即开赴前线。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在奥尔忠尼启则市郊迫使扑向巴库油田的德军止步不前，而且看来是彻底断了敌人进攻巴库的念头。
随着德军的逐渐东去，普利沃利诺耶只留下了一支小小的卫戍部队，后来又换成一支不知什么部队，只记得他们的袖章和乌克兰口音。开始了沦陷区的生活。
头号新闻是那些开小差回来在地下室里藏了几个月的家伙抛头露面了。他们许多人开始替德国人卖命，照例是当警察。外婆回家后，警察光顾我们家了。翻箱倒柜，搜了个遍。不知道他们在找什么。后来又坐上四轮马车，命令外婆跟他们去警察段去。她就这样穿过了整个村子。她在那里受到了审问。可她能知道什么呢？她丈夫是共产党员、农庄主任，儿子和女婿在红军里。这是本来就知道的。母亲在搜查和逮捕时都表现得很勇敢。她的勇敢不仅是性格使然——她遇事果断，而且也由于绝望，由于不知道这一切将如何收场。家庭面临危险。母亲干完强迫劳动的活计回来后，不止一次地讲到某些村民的威胁话，比方说：“等着吧…… 这可不是红军在的时候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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