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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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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就近似病态了。有多少电话打到了编辑部、党中央，指控电视和报纸竟然“胆敢”将久居高位的土皇帝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对《真理报》主编维·阿法纳西耶夫的埋怨也很多。各州都扳着指头计算，看看党中央机关报正面报道这个州或那个州有多少次，提出批评又有多少次。甚至干脆要求“保持平衡”，以免“委屈州里的共产党员和劳动群众”。还通过中央委员会的院外活动集团①施加压力。
当年举凡牵涉到实际军费开支、军队的整体状况、军工综合体科研情况、国防资金和物资有效利用的资料等等，一切都是秘而不宣的。不仅是老百姓，就连政治局委员也不了解真相并在实际上成了“人质”，对高度秘密的问题只能在现成决定上签字画押，根本无权提问和议论。在乌斯季诺夫主管国防口的时候，实际上他就一手垄断了这方面的工作。除了勃列日涅夫以外，政治局委员中谁也不敢过问一句，更不必说要求了解这方面的什么情况了。顺带提一句，军队中的老兵倚老卖老欺负新兵的现象早就存在，但对这类消息却一直讳莫如深。
对外贸易是又一个封闭的领域，尤其是在武器销售方面：数量、品种、交货地点、货款金额等等。几乎同样的规矩也扩大到了粮食、石油、天然气、金属的贸易活动。这方面的详细资料在外国所有的参考手册中向来都公开发表，而在我们这里却作为头等的国家机密对公众严加提防。
第三部分：决定性的一步多一点光亮 公开性（3）
克格勃也完全处于报道与批评的范围之外。最多也就是从那里偶尔传出一条语焉不详的消息：驱逐了一名间谍，要么就是说某一位持不同政见者与帝国主义谍报部门有着瓜葛之类。
事实上全部统计资料都被审查的铁盖子捂得严严实实。有关经济、社会问题、文化、人口的资料，只有在党中央做出特殊决定的情况下才能发表，并且还要大加删削和粉饰，居民生活水平的问题尤其如此。犯罪率资料和医疗卫生指数同样被重重封锁。
不仅军事预算，而且国家普通预算的真实数据也是保密的。预算赤字对社会公众秘而不宣。千百万存款人从未料到，为了弥补赤字曾一次次非法地从储蓄银行挪用资金。又有谁了解国防支出的增长速度，多年来都高出国民收入计划增长数和实际增长数50％至100％呢！
发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们的预算草案完全正常。其中有一项“其他支出”拨款达1000亿～2000亿卢布。这些人民代表谁也不敢斗胆问上一句：“其他支出”究竟是什么东西？这可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占全部预算的五分之一哩。
当时又是如何对待极为少见但终归偶有发生的要求了解“微妙问题”情况的行为呢？要么干脆对这种“胆大妄为”置之不理，要么就解释说这是国家最高利益所不能容许的。工会代表大会上有一位来自西伯利亚的代表（记不起姓名了）发言时就预算问题委婉地批评了政府，还点了勃列日涅夫的名，说了句这人干吗不管一管。马上麻烦就来了——这一“非常事件”被提交政治局讨论，中央委员会机关大为震惊，负责干部工作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卡皮托诺夫奉命“明查”。
突破“禁区”异常艰难。每一次都会引起有关部门的强烈抵抗、秘密保有者们的嘟囔埋怨和思想家们的痛苦呻吟。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揭开神秘的帷幕使某些机关受到了“寿终正寝”的威胁——它们的毫无作为和百无一用暴露无遗。然而作为“制度的看门犬”的思想家们并非毫无根据地认为，真相将会动摇对我们的那些教条永远正确的迷信，不单是一个国王、而且整个“宫廷”都将赤裸裸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公开性与生态学
公开性尖锐地向社会抛出了生态的话题。不能说这个话题此前就完全禁止谈论。不，即便在斯大林时期也有人写过有关林地缩减以及有关奉“伟大舵手”之命建立起来的防护林带的作用的文章。在赫鲁晓夫时期，反对土壤沼泽化和盐渍化一度成为时髦的话题。而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报刊上也不时披露一些有关某些最尖锐的生态问题的例证：贝加尔湖、咸海、拉多加湖、里海、亚速海等等。
但是尽管如此，终归划有一条硬性的界线，绝对不许逾越雷池一步。透露给公众的只是些只言片语的消息，人民群众无法想象由于粗暴、野蛮地对待大自然而造成的灾难有多大规模。公开性第一次让群众有机会获得有关的全部真相，而不是个别的、精心筛选过的片断消息：我们的土地、森林、水域发生了些什么情况，城市里人们呼吸的空气质量如何。“绿色运动”得到了有力的推动。百姓对大型工业项目的建设计划的反应变得强烈起来——对核电站、化学和冶金企业、机场的建设尤其如此。
我至今还记得，伏尔加格勒市民对扩建为农业化学服务的企业的计划进行了多么激烈的抗争，不过设计人员保证生态环境不会被污染。别的地方也有这种情形，哪怕事情牵涉到紧缺药品和洗衣粉的生产。强烈的群众性的抗争迫使将北水南调的方案作为罢论，因为这个方案可能给环境带来难以预料的破坏性剧变。一些著名的作家也与保护大自然斗争的主要方面联系在一起。瓦连京·拉斯普京与贝加尔湖，谢尔盖·扎雷金与伏尔加河，奥尔扎斯·苏莱曼诺夫与塞米巴拉金斯克地区的核试验场，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与西伯利亚的河流与森林，瓦西里·别洛夫与俄罗斯北部森林，伊万·瓦西里耶夫与非黑钙土地带（一个村庄的毁灭就是一个国家的毁灭，这是他那些引人注目的文章的主题思想）。
公开性揭露了挥霍浪费的心理是何等严重：人们老爱说，我们拥有的一切永远也够用。简直不会开采石油，准确些说，那不是开采石油，那是用“铁掌靴子”践踏冻土地带娇弱的植被。在伏尔加河上建成梯级电站，灭绝了许多种珍贵的鱼类。我们已经得知90个城市（实际上是全苏所有的大工业中心）大气中有害物质的含量都超过容许的标准。当我们各族人民的遗传基因受到威胁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悲痛与愤怒的浪潮席卷了全国。
当时已经被迫关闭了1300家企业。这对经济来说自然并不轻松，也使改革大大复杂化了，但是，不管生产部门、地方当局如何反对，我们还是支持了社会舆论。对那些产品为生活保障所必需的企业，则让其采取紧急措施严格遵守生态法规与标准。也不能不反对种种过火的行为。例如，不可粗暴对待土地是显而易见的，但有些狂热分子却要求干脆放弃土壤改良。我表示反对：不应当丧失理智。他们正确地提出警告：我们不了解今天的行为会造成深远的后果；但是，合理用水可是上帝的旨意。即便是在美国，那里的气候条件较我们优越得多，也有着2500万公顷水浇地。不应当奋起反对整个土壤的改良，而是应反对进行改良时所使用的粗暴方法。
因此，在对待大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公开性所带来的并不只是收益，也有花销。在报刊上、公开演讲中出现了一些堪称歇斯底里的“下脚料”。某些领导人和企业头头急忙抓住这些胡说八道的言论不放，硬说“绿色运动”会毁灭我们的经济。知识界对生态问题的反应已转变为总体性的结论。一些人从中发现了表明这个制度与生俱来的种种缺陷的新证据。另一些人则洞察了党政领导目光短浅、不负责任、屡犯错误的后果。大家全都更加猛烈地向政府发起攻击。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有时简直失去了自制力。我至今还记得政治局开会时的一个小插曲。“我决不允许挖苦我，挖苦我的家人！”他念念不忘电视上对他进行的极其恶毒的攻击，的的确确气炸了。
《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及其他突破口
公开性也意味着重新放映“束之高阁”的被禁影片，公开发表尖锐批判现实的作品，在国内再版几乎所有“持不同政见的”和旅外作者的著作。
或许，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杜金采夫的《白衣》、贝克的《新的使命》等长篇小说堪称问路石。
第三部分：决定性的一步多一点光亮 公开性（4）
阿纳托利·雷巴科夫给我写了一封信，随即又寄来书稿。稿子在艺术方面并未给我们留下太深的印象，但其中再现了斯大林主义时代的环境气氛。已有数十人阅读过这部手稿，他们纷纷向党中央发来信件和评论，认为该书乃是长篇小说的“传世之作”。早在其出版面世以前，它已经构成了一个社会事件。作者的名气也起了作用，我是通过《叶卡捷琳娜·沃罗宁娜》和《沉甸甸的沙子》等书了解他的创作情况的。总体看来，我认为该书可以出版，利加乔夫也表示同意。围绕雷巴科夫这部小说所发生的事件，有助于消除对揭露极权主义后果的种种顾虑。
领导层对田吉兹·阿布拉泽的影片《忏悔》的反应也属于足以打消顾虑的一例。该片是在谢瓦尔德纳泽的“掩护下”拍摄的，起初只是在电影之家为“小圈子”里的人放映过，后来便开始在其他许多内部礼堂放映。影片所产生的作用有如引爆了一颗炸弹，它不仅成了一个艺术事件，而且也是政治事件。思想家们提出要在政治局里进行讨论，以决定是否允许其广为出租公映。我表示反对，认为这个问题应当由电影工作者、创作协会自己去决定。那边巴不得如此。这样就确立了一个先例，很快那些原来被出版检查打入冷宫的作品纷纷出笼。出版社也开始毫无阻碍地出版艾特马托夫、阿斯塔菲耶夫、拉斯普金、莫扎耶夫以及其他一些作家的著作，这些作品超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准则，力图恢复以批判现实主义为基础的我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卡拉姆津、C。索洛维约夫、克柳切夫斯基、科斯托马罗夫和其他历史学家的著作，也开始以很大的数量印行。紧随其后的俄罗斯侨民经典作家的书：布宁、梅列日科夫斯基、纳博科夫、扎米亚京、阿尔达诺夫。同时，革命后遭到迫害的那一代伟大思想家也应运“回归祖国”：B索洛维约夫、费奥多罗夫、别尔嘉耶夫、弗洛连斯基、伊林。
我不准备一一列举了。这里所提到的，只是我对其作品已略有所知的一些人。知道吗，当时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真可惜，大学时代竟然没能读到这一切！是的，我们这一代人缺少精神营养，只准许吃一份单纯意识形态的可怜口粮，却被剥夺了亲自去比较、对照不同流派的哲学思想并作出自己选择的机会。
阻碍的因素
社会上很快就意识到了公开性是何等强大的武器。人们开始按另一种标准生活。送到莫斯科、中央机关的虚假的胜利捷报少了，更多的是各种工作真实情况的材料。反馈机制建立起来，政权落入了公开性的“探照灯”之下。从工作和道德的观点去看，谁在领导机构中配任什么角色，显得一清二楚。面对这种新局势，要么是学会适应，要么是与之进行斗争。上层人物对新形势作出的反应正是这样两种。
当我们在莫斯科召开各州和地方报刊负责人会议的时候，大家简直是叫苦连天：领导上不断施加压力，动不动就撤销职务，想方设法进行迫害，指使人败坏那些将家丑外扬的记者的声誉。而从“领导上”听到的则是另一番诉苦之声：墙角快给挖空了，有人蓄意破坏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我们的这帮土皇帝，无论是企业、集体农庄、区或州的领导人全都一样，对来自上级的批评习以为常，总是逆来顺受。但是每个人，而且是他的下属，都能自由地品评他的所作所为——这种事从来不曾有过，就会被当作脚底下发生了地震一般。领导干部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对克里姆林宫的抱怨纷至沓来。
在前面提到的那次总编辑会议上汇集了大量的材料，足以证明官僚们还死守着坚固的防御阵地，不肯放松他们对报刊的严密控制。不过他们这帮人也并非任何时候都表现得勇敢好斗，更多地倒是胆小怕事，习惯于卑躬屈节。于是我们便开始在中央机关报上赞扬一些文章，以此对地区性报刊表示支持。还不断刊登地方报纸上最有意义的言论和简介，从而保护那些因为敢于批评而遭到迫害的记者。
不单单是那些由上级任命的官员们的态度阻碍了公开性的开展。根子可以追溯到领导大众传媒的体制本身，这种制度则是从斯大林时代承袭而来。中央总揽着对这个领域的控制权，“从莫斯科直到最遥远的边疆”。无论是党报还是工会、共青团、作家协会的报纸，甚至连渔民、猎人、老战士组织的报纸在内，不管是什么人办的，反正是宣传部凌驾于所有报纸之上。那时候全体编辑都相信党的规定是正确的。每月一次或两次在党中央宣传部举行与总编们的碰头会，有时部长会议副主席和一些部长也前来参加。会上对报刊发表的文章提出表扬或批评，指示应该写些什么和怎么写。凡有关报刊的刊期、印数、栏目等事项的任何变动，均需经党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央委员会机关日常“追踪”发表了些什么文章，督导员向领导报告自己的观察结果和评价，驯服听话的人得到鼓励，“爱挑刺儿”的人受到严惩。
我不能不提一提报刊检查机关，它在“捍卫”这个体制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正式讲来，这个机关被客客气气地称为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它应监视是否有人泄露国家机密。事实上这是特殊类型的意识形态“克格勃”，编辑和出版者们面对它真的是战战兢兢。在该局的职能中还有一项就是监督各种期刊，特别是监督图书馆和档案馆。必须按照它的旨意确定禁书的目录，听它指示什么应该在专门保存处保藏，什么属于“秘密”、“绝密”、“仅供公务使用”。
这种做法1988年被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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