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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和谈演义 (第二部)作者:马辂-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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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的自信心与创造性更加坚强，将使党与中国人民的联系更加巩固，将使党的战
斗力量更加提高。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
而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
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服务于我民族的抗战建国事业。”
蒋介石和国民党人得到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立即兴高采烈起来。在他们一贯
的观念里，中共如果没有苏联撑腰，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指挥，便会一事无成，甚
至顷刻瓦解。这时，他们对国共谈判更加失去兴趣，反而酝酿借机发动第三次反共
高潮。他们呼喊：共产国际解散了，中共作为它的一个支部，也应该解散。在具体
处理办法上，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主张要共产党交出军权、政权，组织可以合法；
另一种主张要共产党同国民党合并。两种意见，纷纷扬扬，无法统一。
6月4日，张治中约见周恩来，说：“何应钦称前方磨擦继续，情况不明，谈判
须搁一搁。”
周恩来说：“谈判暂搁是我们意料中事。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决定回延安，什
么时候谈可再来。我自己也打算回延安，以便延安了解外间情况，找到更好的解决
办法。并希望同林彪再见蒋先生一次。”
张治中将情况报告蒋介石，三天后，蒋即会见了周思来和林彪。这次见面纯粹
是礼节性的，未谈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不过蒋倒是痛快地表示允许周、林回延安。
这是皖南事变后一年半来蒋第一次答应周的回延要求。
6月9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回延宜速，勿耽搁。
就在这一天，何应钦、白崇禧、胡宗南在陕西耀县举行军事会议，策划进攻陕
甘宁边区。
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准备分9路闪击延安。
一时间，战云密布。
正是：
夏日恰似小儿脸，
风雨阴晴在瞬间。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部） 第三十二回
重庆兴兵未战即退 延安整风再掀高潮
话说6月28日，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和林彪、孔原等100多人，乘卡车离开重庆。
南方局的工作由董必武主持。
7月2日，胡宗南电令各部于10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待命行动。
7月4日，毛泽东急电董必武：“蒋介石调集二十余师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战
事有在数日内爆发的可能，形势极度紧张。请立即将上述情况向外传播，发动制止
内战运动。特别通知英、美有关人员，同时找张治中、刘斐交涉制止，愈快愈好。”
6日，朱德以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名义发以万万火急电报给蒋介石和何应钦、徐永
昌，要求下令撤兵。同日，萧劲光分电国民党方四个军长、十四个师长，呼吁制止
内战。当晚，毛泽东再电董必武：“办事处一切秘密文件速即烧掉，以防突然查抄。”
就在这一天，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这样一条新闻：西安各文化团体曾于第三国
际解散后举行座谈会，讨论国际局势，并经决议联名电延安毛泽东先生，促其自觉，
及时解散共党组织，放弃边区割据。这条消息，无异于军事行动前的政治宣传战。
7日，毛泽东告知彭德怀：“不得已时恐须一战。”这天下午，胡宗南部的几发
炮弹已落在关中分区八路军驻军的前沿阵地8日，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宣传攻势，同时
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国民党可能的进攻。
9日，延安各界3万余人举行抗战六周年纪念大会，紧急动员全边区人民制止内
战，保卫边区，并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正巧这一天，周恩来、林彪一
行到达西安。毛泽东急电林、周：“请与胡谈后速来延，胡提意见勿与争辩，只说
回延安会商，一切可以和平解决。判断彼方计划是陈兵边境，迫我作城下之盟，否
则进击。我已进行全边区党政军民总动员，准备自卫。”同日，毛泽东决定从速抽
调14个团支援边区。
在这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再次犹豫了。他没想到这次军事进逼的计划
会这么快地泄露，他更没想到毛泽东竟能如此迅速地作出各方面的准备。眼下，已
不能达到通过军事进逼迫使中共作原则让步的目的了。延安动员大会一开，晋察冀、
晋绥、晋冀鲁豫等地也纷纷开会，发表通电；国民党元老、晋西北行政公署主任续
范亭通电全国，呼吁制止内战；中国民主政团致函蒋介石，正告他“正应共同抗战，
共同建国，以力求政治民主化，经济民主化，而达到将来世界之大同，尚何凭借武
力以内争之有”？在这种沸沸扬扬的舆论中，如仍按计划发动进攻，政府威信和个
人威信岂不损失太大？而且中共已有充分准备，其必拼死一搏，短时间内岂能解决
问题？这两天，美、英、苏三国大使轮番前来表示反对中国内战，看来事情复杂了。
蒋介石经过再三权衡，于7月10日电令胡宗南取消进攻延安的计划。次日，蒋介
石、胡宗南复朱德6日电，声明中央绝无进攻的意思。12日，胡宗南下令开始撤退一
个师及两个军部。
周恩来、林彪在西安停留5天，先后拜会了胡宗南、熊斌、邓宝珊等要人，于了
月16日回到延安。
乘蒋介石犹豫之机，中共中央决定发动一场强大的政治攻势。
7月12日，毛泽东亲自撰写的《质问国民党》在《解放日报》以社论形式发表，
向国民党提出一连串的质问，警告它必须立即撤退进犯边区的反共军队，纠正一切
错误。
第二天，毛泽东又亲自撰写这样内容的新闻稿：“英、美人士对中国政治黑暗，
和蒋介石将英、美援助不用在前线打日本而用在补充后方部队，不大满意。最近熊
式辉在纽约、华盛顿、伦敦的招待会上，都在这些方面受到英、美人士的质询。”
同日，毛泽东电示董必武：“现在内战危机或可避免，延安民众大会通电已于
9日用万万火急电发蒋、胡及各方要人，故你处仍应密印散发，表示共产国际解散后
我方之强硬态度，借以击退国民党之无耻反共宣传。”
7月18日，中共的宣传战火力开始指向蒋介石四个月前出版的《中国之命运》。
这一天，《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今年3月，大后方出版了一本中国法西斯主
义的‘经典’。这本‘经典’的中心思想，一句话说完，就是要在两年内解决中国
共产党，以便实行法西斯主义。”
19日。毛泽东改定陈伯达作为理论家的成名之作《评＜中国之命运＞》，致信
博古、陆定一：“陈伯达文章看过改过，送上请阅，请在今日或明日发表，以约50
00字登在社论地位，其余接登第四版，一天登完。以两天或三天广播之，并请广播
两次。另印一小册子，亦请在日内印出，印一万五千份。”
21日，陈伯达的这一长文见报了。毛泽东喜不自禁，继续精心运作。他代中宣
部起草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告区党委电，指出：“各地收到此文后，除在当
地报纸上发表外，应即印成小册子。一切干部均须细读，加以讨论。一切学校定为
必修之教本。一切地方应注意散布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应乘此机会作一次对党内党
外的广大宣传，切匆放过此种机会。”
这还不算，毛泽东又电示在重庆的董必武：“本日公布陈伯达驳斥蒋著《中国
之命运》一书，以便在中国人民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之封建的买办的中国法
西斯体系，并巩固我党自己和影响美、英各国，各小党派，各地方乃至文化界各方
面。”要求南方局印译为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发。
这就是毛泽东的气魄和风格！凡事不做则已，做则做够，做足，做到位，做到
底。比较起来，蒋介石四个月前虽曾通令全国各界通读他的《中国之命运》，但运
作得颇为粗糙，其宣传的广度、深度和力度都与中共的宣传战不可同日而语，其成
效自然也有不小的距离。
这样一来，陈伯达这位毛泽东的秘书立即名噪全中国，甚至名播全世界。此后，
陈伯达又写过一些轰动一时的文章，从而奠定了“中共一支笔”、“天才理论家”
的地位，直至在“文革”中当上操持生杀大权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并进人中央政
治局常委，成为第四号人物，再后来则被毛泽东亲手打倒，最后以“林彪江青反革
命集团”的一名主犯受到审判。这是后话，不提。
再说陈伯达的文章发表后，延安又相继推出了历史学家范文澜的《谁革命？革
谁的命？》与《袁世凯再版》，吕振羽的《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哲学家艾思
奇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等文章。犹如一排排重型炮弹，
一齐射向蒋介石以《中国之命运》为代表作的理论体系。
7月25日，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倒台。
8月16日，回到延安一个月的周恩来针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撰写了《论
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的报告提纲，从哲学思想、伦理观、民族观、
国家观、战争观、政党观、经济思想等方面对蒋介石进行了全面系统、淋漓尽致的
剖析。
8月22日，毛泽东在董必武报来的《质问国民党》等文发表后的反映材料上，不
无得意地写道：“过去宣传总是不痛不痒，唯独此次打到了痛处，故能动员群众压
倒反动派气势。”
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发表《国共两党抗战成绩之比较》、《共产党抗击的全部
伪军概况》两个重要文件。新华社评论道：“蒋先生在其所著《中国之命运》一书
中曾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今观此二项材料，究竟有如蒋先生所说呢？
还是相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凡属国人，必须明辨之矣。”
在这段时间里，美军参谋长马歇尔电询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蒋介石发动
内战的情况如何？并劝蒋介石“勿用武力”。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史迪威向蒋介
石提出一份备忘录，以强烈的语气要求将胡宗南等部调往山西抗日，否则美军将停
止援助。气得蒋介石大骂史迪威“必受共匪所主使”，是对他的“干涉”和“威胁”。
蒋介石深感处境不妙，只好倔旗息鼓，鸣金收兵。他下令停止关于取消中共的
宣传，并授意胡宗南停止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9月13日，他在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
会上不得不再次公开表示：“中共问题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因此应该以政治方
法来解决。”
然而，蒋的部下体味不出他的难处，使这次反共高潮留下层层余波。9月22日，
董必武在重庆参政会会场因反对何应钦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攻击，受到CC分子的起
哄围攻。董必武愤然退出会议，以示抗议。5天后，刚刚归顺蒋介石不久的盛世才，
在新疆杀害了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和毛泽东的胞弟毛泽民。
10月5日，蒋介石派王世杰去找董必武，商谈寻求缓和双方冲突的办法。当日，
毛泽东下令：“从10月6日起，解放日报及新华社一切揭露国民党稿件暂时停止，风
平浪静，以示缓和。”
11月12日，在宪政实施筹备会开幕时，蒋介石遇到了董必武。机会难得，蒋介
石主动向中共表示友好。
蒋介石说：“上月你和王世杰有过接触，事情还是谈一谈的好。这些事应该由
恩来出面，如请他再来重庆，什么都好谈些。”
董必武答道：“我上次向王世杰先生谈了，首先国民党得退兵撤围，使延安免
除封锁，与外界恢复联系，才能重开谈判。如果边区周围的军事状况不能恢复到6月
份以前，恐怕谁谈都谈不出什么结果。”
蒋介石说：“这点请你放心，我可以人格担保，决不会在国内动武的。我说了
要政治解决嘛，你们可以提条件嘛。”
事情就是这么变化多端。年初时毛泽东对谈判很热，蒋介石却很冷；如今蒋介
石热了，毛泽东却又冷了。11月13日，毛泽东在董必武的报告电上批示：“拟答：
周三年在渝无事可做，在国民党未真想合理解决问题以前，不拟出来，各事可经董
谈判，如至真能合理解决问题时，周可以出来。”两天后，果将此意电告董必武。
毛泽东作出这样的批示，不仅表明他对国共谈判失去了兴趣，同时也对周恩来
三年来的艰苦谈判及其他工作作了某种程度的否定。这也从侧面透示出，周恩来这
时的日子不太好过。
周恩来、林彪一行是7月16日抵达延安的，当时受到毛泽东、刘少奇、未德、任
粥时、叶剑英、张闻天等人的欢迎。阔别三年，使周恩来对延安的生机勃勃的新景
象感到震掠和欣喜。他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欢迎会上说：“我这三年在外，做
的事实在太少了。可是在这三年中间，国际的国内的变化，我们党的进步，却特别
的多，特别的大，我们在外边也看得格外分明。”
他来到延安前夕，刘少奇、王稼祥已经率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
周恩来未用这个概念，但在欢迎会上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我们党22年的历史证明：
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
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
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这时，延安的整风学习已经基本结束，转入了审查干部阶段。担任中央政治局
委员、总学委会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的康生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
使这个运动离开了正常的审查干部工作的轨道。7月15日，他在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
会上作《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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