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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距离看美国2--总统是靠不住的-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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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由于在这个概念之下，当这个总统上任的时候，在美国，没有一个人，包括总统本人，会试图去强调这是一个高瞻远瞩，英明决断的伟人。美国的民众也习惯于对总统没有这样的要求。总统和他的同僚们，至多想证明的是，他们会比别人犯更少的错误，更忠于职守。至于美国民众，他们指望的是推举一个人出来管理公众事务，从没想过要弄一个人出来“镇住”大家。如果他们发现总统有这个倾向的话，他们反而会感到自由受到威胁，会请他下台。这已经成为美国总统与人民之间非常自然的默契了。
在这个概念下诞生的国家，是最不担心总统突然发生意外的。美国总统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普通美国人。在这个概念下的总统职位，只是一个工作职位。于是，美国人发现，十全十美的总统，几乎找不到，也根本用不着，但是，可以基本胜任这个工作的人，实际上很多很多，随时随地都找得出来。
那么，总统和军队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在美国建国以后近一百年里，都没有什么常规军。就是在发生南北战争的时候，南北双方的军队，都是临时聚集起来的平民，也就是所谓的国民兵。战争一结束，他们和独立战争中的士兵一样，不论胜负都立即解甲归田了。美国真正开始感到有必要保持一支颇具规模的象象样样的常规军，还是二次大战以后的事情。
但是武装力量确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东西。在很多国家都是值得时时提防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发生在建国时的这样一个仪式，使得美国人一开始就在这样一个概念上达成共识，把武装力量定位于人民手中防御外敌的一种工具，而不是统治人民管理国家的一种工具。军队完全服从于政府文官系统。这个认识就在两百年前的华盛顿向国会行鞠躬礼的时候，得到了大家的确认。之后，美国人也是依靠制度来保证这样一个定位。
美国法律明文规定军队不得干预国内事务。虽然五角大楼里全是军人，但是这个军队系统和政府的行政系统之间有着一个中间人，他既是军队与政府之间的联系，使军队能够得到政府的指挥，他又是五角大楼与政界之间的绝缘墙，以确保军人留在五角大楼之内而不越界。这个中间人就是美国的国防部长。在英语中，他准确的职务是总统的国防秘书。非常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没有军职的文官。
美国的军界非常稳定，美国的军人是绝对不参政的。在这里也从来没有人担心军队会成为一个政治变量。这个稳定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军队与党派活动的隔离。既然武装力量是服从于政府的，这个制度也确保军队与美国的各个政党毫无关系。所以，尽管美国由不同的政党推出候选人来竞选总统，总统四年一选，如走马灯一般，却与军队的稳定毫不相干。政府行政分支的变动完全在军人系统之外。军人系统内部则有他们自己的升迁规律，有他们自己的行为规则，有他们自己的荣誉感和价值观。
在宪法中，美国总统是三军总指挥，代表着美国政府的执行机构，为这个国家职掌军队。他就是通过他的文官系统的国防秘书，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美国国防部长，和军队保持这样的一点联系，实际上，总统是从不干预军队的具体操作的。他只是有权下令向国外派出军队。例如应联合国要求派出维持和平部队这样的命令，都是由总统发出的。但是，对于军队的权力，总统同样是受到限制和监督的。
军队不得用于对内，这是已经有一百年之久的法律明文规定。同时，只有国会，才具有正式对外宣战的权力。就是总统的军队外派权，也在美国吸取了越战的教训之后，更严格地加以限制了。在军队外派之前，一般都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
现在，我们再回到克林顿给大家提出的问题。他要求援引1940年的“军人救济法” 以延缓他的性骚扰官司。该法所规定的是，现役军人可以暂免民事官司的缠绕。那么，克林顿给大家提出的问题就是，总统是现役军人吗？
克林顿之所以会这样提出，显然是依据宪法所规定的“总统是合众国陆海军的总司令”这一条。克林顿的律师确实非常想为他钻这个空子。其原因首先是，克林顿试图推迟他的民事官司的其他理由，看上去都岌岌可危，很难站住脚，而他又必须暂时从这个官司里逃脱。其次，假如这条理由居然侥幸成功抵挡过去，那么至少在他总统任期之内，就可以一劳永逸地不再为如何摆脱纠缠而苦恼了。因为，如果这一条成立，就是一条法律断定，谁也没法再上来找什么麻烦。
仅仅从宪法的那句话上，我们好象看不出否定克林顿这个推断的理由。既然他是三军总司令，那么，士兵们既然都是军人，推出个司令也是军人的结果，好象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看了我前面对于美国政府与军队关系的介绍，你会发现，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推断。
美国总统是三军总司令，只是意味着军队对于文官系统的服从，他似乎应该象他的国防秘书，即国防部长一样，仅仅是一个文官。然而，三军总司令按理说又是一个军职，因此，总统完全可能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军人，是一个实际上没有军人身份的司令。实际上，这也是美国人解决军队与政府关系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安排。
这样的问题，你已经知道了，是属于宪法解释的范围，也就是属于最高法院的权力范围。总统是否想把自己解释成“现役军人”是没有用的。最终，也只有最高法院能够给出一个定论：理论上的军人算不算在“军人救济法”所指的“现役军人”的范围之内。
尽管结论要等到最高法院明年年初再作出决定。但是，平心而论，克林顿的律师给他出的这个主意实在不怎么样。克林顿提出的这条理由一公开，立即舆论大哗。也使他在越战期间出国读书以躲避兵役的旧事又被重提。大选当前，共和党立即在电视上打出广告，嘲笑克林顿如何当年“逃服兵役”，今朝“假冒军人”。保守派的电台“谈论节目”也立即对克林顿发出猛烈攻击。
我们前面已经讲到过，对于克林顿的那段经历，由于越战的复杂性，而变得不是那么是非清楚。“逃兵役”的行为已经和反越战的概念混为一谈，除了竞选时的对手党，人们已经不想再去细细剥离和推敲，而宁愿忘记这件事情。然而，即使在这个问题上对克林顿没有什么非议的人，也承认，克林顿当初躲避越战兵役和今天要以“现役军人” 躲避性骚扰诉讼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确实看上去特别“难堪”。
我只是想，也许，有时候，当克林顿偶而想到华盛顿的时候，他也会觉得自己真是够没出息的。
写了不少克林顿第一任期内的困扰，那么，在重重困扰之下，克林顿怎么竞选连任呢？下一封信中再谈吧。
祝
好！
林达
13。跟着民意走
…
卢兄：你好！
你来信说，记得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你曾经问过我对于克林顿能否成功连任的看法，而我说过克林顿只要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就一定会连任。可是现在看了我的信以后，对我这种说法感到很奇怪。既然克林顿在第一个总统任期中出现那么多的“问题”，为什么我还会对克林顿总统的当选持有信心呢？
其实，我当时的回答一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远见，因为，我相信这是美国当时大多数人的看法。所以，今年的美国大选虽然看上去依然“轰轰烈烈”，可是，实际上这是一场相当乏味的选举，因为在选举之前，人们都基本上已经象我说的一样，预测到了选举的结果。
可是，又怎么解释这一切呢？
两年之前，美国曾经有过一次中期选举，前面已经介绍过，在中期选举的时候，国会中所有的众议员和三分之一的参议员必须投入竞选。结果在那次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夺回了失去已久的两院多数议席。那一次，给克林顿以相当大的打击。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的总统都是有限期的。四年任期匆匆而过，没有一个总统希望被历史证明，自己是一个没有什么政绩的总统。政绩又从何而来呢？一般来说，总统在任期内所通过的立法的质量和数量，通常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志。
在美国总统的政绩的衡量中，在一般没有战争等非常情况之下，对外关系占的比重是非常小的，对外关系只要不犯什么大的错误，就过得去了。主要看的还是对美国本身发展总统所作出的贡献。
根据美国政府结构的设计，总统本身只是一个行政主管，虽然他有发布行政命令的权力，但是他没有权力以他一个人的力量为这个国家作出什么战略部署。因此，总统如果试图推行一项什么新的政策和改革，兑现一项在竞选时对选民的承诺，他都必须说服国会予以配合。也就是说，他想对美国作出任何一点改动的话，他必须以提案的形式提交国会，并且说服国会，以立法的形式把他的想法确立下来。否则的话，总统即使有雄韬大略，也只能停留在夸夸其谈的水平上，根本无法实施。
本来，美国的总统任期就是非常短暂的，即使他的设想被国会接受而立法，美国总统也没有许多其他国家的领袖那么幸运。那些领袖可以亲手指挥实现自己所勾画的蓝图，甚至在一切完成之后，接受人们的欢呼和敬仰。而美国总统如果能有几个设想被国会通过立法，已属万幸，匆匆忙忙就要交班下台了。即使这个设想后来结出了丰硕成果，也已经没他的事儿了。真是十足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更何况，还有这样一些总统，他们的满腹经纶始终得不到国会的理解，也就一直不能通过立法这一关，只能眼看着绝妙主张胎死腹中。他们可以说是错失一个了千载难逢的治国良机，然而不论有任何理由，四年一到，他们只能与他们的抱负擦身而过，回到平民的身份。这样的总统只能抱憾终身。所以，一个美国总统，获得竞选的成功，实可谓只是万里长征刚刚走完了第一步。
看上去，这样的设计似乎显得颇为荒唐，几乎是在为这个国家的发展设置障碍。你想，一个总统千辛万苦地通过竞选上得台来，满怀雄心壮志要给这个国家改变面貌。可是，这个制度却在捆住他的手脚。还有比这个更叫人难以理解的吗？
然而，他们却有他们的一套道理，听上去也十分简单。这个制度的设计基于这样的基本概念，宪法所规定的政府组成是人民之间的一个契约。大家以共同认可的方式推选出这样一些人，包括一个作为主管的总统，来管理公众事务。这个主管当然可以提出如何管理的设想，但是，这个国家并不是总统的，这个国家是大家的。总统只是一个公仆而已。他对于这个国家走什么方向只有一个建议权，愿意不愿意这么走，得看大家自己的意思了。
美国政府的立法分支国会，则在更大的意义上成为民意的体现。所以，在美国，人们很少有机会看到白宫和总统的操作过程。但是，国会的讨论，争辩，表决等等具体操作，却是时时暴露在民众面前的，只要一打开电视的特定频道，他们的全部工作就在摄像机前。这些议员代表着他的这一部分百姓在那里表态，他也必须顺从这一部分的民意，否则他们不可能在国会继续坐下去。
所以，总统的提案是否能成为国会的立法，实质上就转换成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一阶段的行政主管给美国所走的道路提出一个设想，美国人民考虑之后，作出一个决定，他们到底愿意不愿意朝这个方向走，能走多远。
当然，这样的制度设计，也许扼杀了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伟人的宏大抱负，也许，也使得美国人民失去了一些“起飞”的历史捷径。但是，他们愿意支付这些代价的原因，是他们不愿意冒险失去他们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他们依然回到一个最初的忧虑，他们担心政府和公仆的异化，他们担心失去他们的基本权利，那就是，两百年前托玛斯。杰弗逊在“独立宣言”中写到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如果在一个总统给民众带来好运的时候，大家就愿意放弃自己的判断，完全被动地接受强权的安排，那么，他们从此也必须接受强权有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厄运。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民众面对强权的恩赐，就愿意放弃自己的选择权利的话，那么，明天强权落下一个苦果，那就不仅没什么可抱怨的，连挣扎的余地也不存在了。所以美国人才认为，失去一个制度对于人民权利的保证，就失去了一切。他们不能仅仅依靠对一个总统的信赖过活。他们会说，总统不也是一个凡人吗？而人是靠不住的。
现在，你一定明白，为什么说两年前的中期选举时，大部分议席落入对手党共和党手中，会对克林顿是一个沉重打击了。尽管绝对的党性在美国是不受赞赏的。对一项法案的投票，每一个议员还是有自己独立的态度。否则，在美国，总统和多数议席经常分属两个不同党派的情况下，总统就无法使国会通过任何法案了。美国的这一台戏也早就唱不下去了。
说到这儿，我必须说明，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我们中国人在了解美国政治制度方面，最容易误解的是他们的政党组织和活动了。这里有很大的历史文化差距。西方政党组织基本上是应西方议会民主的需要而产生的。在西方民主传统的源头，雅典直接民主时期，是没有政党的。事无巨细均由全体公民表决的“广场民主”不需要政党。在帝王专制时期，权力集中在皇室手中，也不需要政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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