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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旁通-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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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诸侯们的私有财产,自然领土越广,人民越多,实力、权势越大,在国际间的地位就愈高,就能称雄称霸。由于那时还没有国籍制度,也没有移民限制,更没有护照的办法,老百姓可以比较自由迁徙,哪一个国家富强,可以过更好的生活,就可以搬到哪一个国家,作他的国民。而在战国当时,天下——全中国的人民,只不过几千万人而已,真正是地广人稀,和近代的情形大不相同。这一分析之下,就知道当时梁惠王对孟子提出这个问题来,是有他的道理的。
    那么孟子怎样答复呢?他说:“你梁惠王喜欢打仗,我就以战争来譬喻给你听。在作战的时候,战鼓一响起来,部队向前冲锋,双方接近战斗以后,一直怕死的兵将脱了战袍,丢了兵器往后逃走,有的逃了一百步才停下来,有的跑了五十步就停下来,而跑了五十步的人,却讥笑跑了一百步的人胆小。你梁惠王觉得讥笑得对吗?”孟子这样反问,等于设了一个圈套,先把梁惠王套住,这是他谈话技巧的高明,如果写文章,则是一种有层次,设伏笔的手法。由此足见孟子这个人不是后世一些腐儒所说的那么迂阔。
    果然,梁惠王说:“当然不可以讥笑别人,他们不过没有逃一百步,但同样的是逃亡退却啊!”
    于是孟子说:“你既然知道这个道理,那也就不必希望你的老百姓会比邻近国家的更多了。”
    孟子说梁惠王好战,老实说在那个时代,谁不好战?如不打仗,就难以生存,就不叫做战国时代了。梁惠王为了恢复他父亲魏武侯、祖父魏文侯时代的那种辉煌的局面,只好求之战争。但也确有好战之过,像他派庞涓去打齐国的那一仗,是大可以不打的,结果庞涓战死,吃了一个大败仗,实在是人谋不臧、自食恶果之报。
    不过孟子的话,还是说得相当委婉的。他这个比喻的意思是说,你梁惠王遇到凶荒的年岁,移民、输粮,固然是好事,但也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而已。你的邻国是坏,但是你实行这种头痛医头的办法,也只是比邻国好了一点。你不从根本上去着手,除去病源,为国家千秋万世着想,作百年大计,长久之图,怎么可能比邻国的人民多起来呢?
    从我们的历史上看,孟子这个话,的确有他的道理。自从战国以后,自秦以下,汉、唐、宋、元、明、清历代除了少数的开国皇帝,或中兴之主,有值得标榜的建树外,大多数的人主,都犯了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毛病,很少有为国家百年大计作打算的。
    孟子在消极地指出了梁惠王的错误观念后,又继续作积极性的建议,告诉梁惠王实行王道政治,开始时应该注意的基本政策,所谓“不违农时”等等。这一段可以朗朗上口,诵读起来音节铿锵的美好文章,他的内容则是以当时的农业社会经济为基础的政治,从农业的发展,达到农村经济的繁荣,形成国家的富有;由国家的臻于富庶,进一步达到社会的安定,然后在安定中,实现中国文化所标榜的政治精神——养生、丧死。
    “养生”包括了人口的增加,生活的不断改善,以及生存的保障,生命的延续。现代西方国家,重视儿童福利,以及老人福利的精神,就是孟子“养生”、“丧死”的理想范围。也就是我们今日标榜的《礼运》的大同世界理想。所谓“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境界,也是王道政治的基本精神。
    但从孟子这一个具体的建议里,我们可以知道他当时也是所见有限。因为他的出游各国,也只到过中原农业地区,走的地方并不多,比如他所谈的只是农业、渔业、林业三方面的建设,如果他到过新疆、蒙古或者中国西南部分的山区省分,那么“数罢不入持池,鱼鳖不可胜食也”就要成问题了。这些地区哪来的氵夸池,又从何处去捕鱼呢?又像广西边境和贵州有些地方,所谓“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两银。”又如何去发展平原农业经济?
    不过那个时代,还是大禹治水以后,形成以农立国的中原,连发展盐铁之利的理论都还没有确立,在战国时代还没有大行。所以孟子这个具体意见,是将就当时实际的情况,针对当时的经济结构而建议。是有其时间性和空间性的。奈何后世直到清末以前的读书为政的知识分子,死死抓住孟子的这些观念,形成了重视农业而轻视工商业的偏激错误观念,导致产业落后,经济衰退的恶果。
                                不违农时
    但是,在这里要特别注意到“不违农时”的这个“时”字所涵盖的意义,不要光从字面上看。只是依文解义,就无法了解真正的道理。梁惠王身为一国君主,而且也不是过于昏庸的统治者,难道会不懂得农时?谁也不会在寒冬大雪的时候去播种布谷,在六七月的炎炎夏日方才去种西瓜,或者在不宜于种蔬菜的时候去下菜种。而孟子却在向梁惠王建议三点农事上的注意事项时,第一点就讲到“不违农时”,岂不是没有意义的事吗?假如我们注意到历史和地理问题,对于时间——时代背景,空间——地理环境两种因素,共同去体会这句话,就可以看到它的真面目了。
    我们知道,在春秋战国时代,各国诸侯,为了达到他们不断互相征伐、争雄称霸的目的,都实施富国强兵的近利政策,便滥用民力,不管老百姓们是不是正在插秧的清明、谷雨期间,或者是立秋、处暑的收割季节,都在那里动用民力,乱搞一阵。同时渔猎也不选地方,不择时候。本来在禽兽产卵生子的时候,是不打猎的,捕到小鱼是该放回水里的。所以渔猎也一样要在适当的时候,不可以任性地乱捕乱猎。在现代也是如此,像用电捕鱼,或用毒药投到水里“闹鱼”,都由法令明文禁止。现在的术语叫做“保护天然资源”。林业也是如此,不可随便砍伐,否则的话,直接的影响,是土地流失,河床淤塞,失去森林的水土保持功能,导致洪水泛滥的灾害。间接方面,甚至影响到雨量减少等气象方面的异常。过去曾经看到许多地方有所谓“童山灌灌”的土山,一个个山头,像婴儿尚未长发的头一样,光秃秃的。因为过去没有什么林务局去管理或经营林业,都是任由老百姓自由砍伐,不知道保养森林。
    孟子是邹人,邹在鲁国,即现在的山东。而他所游历的地方——齐、魏等国,即现在的河南、山西一带平原地区,都是农林业和小型渔猎的社会。他又看到当时天下的各国诸侯,包括魏国的梁惠王在内,都在为了扩充自己的权力、土地,设法富国强兵,大量剥夺了老百姓的生产时间和劳力。所以他提出这三件事,对当时的战国,是非常重要,深具价值的。我们非但不可依文解义来读这句话,并且不可轻易放过。所以他提出这些事是实施工道的开始,一点也不错。我们了解了这一层道理,就可知以后孟子一而再地说到“无失其时”、“勿夺其时”,对这“时”字特别重视和强调的道理所在了。
    孟子建议梁惠王在国内实施王道政治,社会安定以后,还要提倡家庭副业,譬如五亩之宅,就叫他们种桑养蚕、饲养家禽家畜。然后五十岁以上的人可以穿丝织品的衣物;七十岁以上的人可以天天吃肉了。到达了这种富庶的小康境界,进一步教化老百姓们,发扬孝涕的道德,使年长的人不必劳苦,生活能及帛食肉,国境之内,没有人挨饿受冻。孟子说,假使一个国家经济上的富庶,政治、社会中的安定,到达了这样的情形,却还不能为国际间的政治领导者,不为天下的盟主,是不可能的。
                            乱世流亡图的文学
    再看下面一段,孟子指出当时狗彘食人食,途有饿莩,也即如后世所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状况。这是一段反面文章。我们从这一小节中,又看到了孟子说话的高明技巧。他是以当代各国社会中的病态,反面地刺激梁惠王,以激发他行王道的政治。
    孟子在这里,用“狗彘食人食”,及“途有饿革”不到十个字,描写春秋战国时的乱象病态,虽然深刻而悲痛,但是,没有经历过乱世的人,也许无法在这寥寥几个字中,体会到战国时代各国的悲惨情形。
    在一九三七年,即抗战开始的那一年,许多人进入四川,就亲眼看到一个个饿死的人,躺在道路的旁边,尸体的头上差不多都裹了一块白布,更增添了悲凉的气氛。(当时四川百姓有如阿拉伯、印度的风俗,喜欢在头上包块白布,如古代所称的“缠回”一样。)那都是当年四川军阀们,为了争权夺利,连年内战,为四川造下的恶果。他们打仗争权,所需的经费,都是从老百姓身上榨取而来,真是弄到民穷财尽。他们榨取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征收,将老百姓的财物,单方面的强征硬取而去;一种方法是加租税,把租率提高到无法再高了,就有所谓预收。据说在一九二六年北伐前后,四川的军阀们收税,竟然预收到一九六一年的税了。这是当时一个天大的笑话,在军阀们制造的这个天大的政治笑话后面,隐藏了多少老百姓的眼泪和血汗!以四川这样的天府之国,那么富庶的地方,弄到路有饿莩,原因就是军阀的穷兵黩武,以致民穷财尽。
    在历史上,这一类的事情也是屡见不鲜的,尤其是在战乱的时候为甚。像五代时南唐后主李煜的父亲李景(原名李景通,后改名李璟,又改名李景),史称南唐史主,他在国用不够的时候,就拼命增加赋税,除了提高税率以外,还增加税目,各种苛捐杂税都来了,名目繁多,简直难以计数。甚至老百姓家里的鸡、鸭、鹅等家禽,同时生下两只蛋,也要征税。到了春夏之间,老百姓庭前门外种的杨柳,当柳絮随风满天飞舞的时候,竟然还要收柳絮税。老百姓在重重赋税压力之下,再也无法负荷,敢怒而不敢言的时候,自然就形成了“予及汝偕亡”这种深深的怨恨。
    像这样为扩张自己的权力,乱用民力的君主,往往在生活上贪图享受,耽于声色,每在宫中养些优伶戏子,唱戏作乐。这些伶人当然与民间较为接近,比较了解民间的疾苦,有时就在歌舞上,以幽默、滑稽的方式,将老百姓的心声,在皇帝面前反映出来。所以当李中主征税征到双鹅蛋及柳絮上面去的时候,就有一个伶人演戏时高唱着:“惟愿普天多瑞庆,柳条结絮鹅双生。”这两句深刻的讽刺,成了名句而流传千古,幸而李景故装糊涂,当时没有追究严办。
    从孟子说的“狗彘食人食,途有饿莩”这两句话,就知道当时魏国所谓的公府,梁惠王和他的高级干部、大臣豪门们的生活是相当糜烂奢侈,而老百姓却相当穷困。
    如果移用孟子这两句话来形容今天的美国,也有点相像。美国人养狗,有狗医生不说,还有特制的狗衣狗帽,以及狗的美容院,为狗理发修毛。平日有专门喂狗的罐头食品,其中牛肉、鸡肉都是上等货,不次于落后地区人们的食物,近来还有狗饭店,专门为那些“天之骄犬”准备它们喜欢吃的东西。在美国虽然很少听到饿死人的事,可是失业的问题却很严重。
    孟子对梁惠王指出了魏国当时的不良政风,更加强了语气说,这样狗食人食的情形,你不做一番检讨;路上饿死了人,你也没有开仓发粮去救济。透过这两句话,我们就知道,魏国的政治的确不好。所以孟子就针对梁惠王自夸移民输粮的话,加强了语气说,在这样狗食人食,途有饿莩的情形下,你还自夸河东凶年移民河内,把河内粮食送到河东就是德政。对于死了的人,你还说是天灾,是凶年造成的,并不是政治不好。这种说法,和用刀杀了人,而后说不是我杀的,是刀杀的,又有什么两样?
    最后,孟子说,你不必把这些造成人民痛苦的责任,推到天灾荒年上去。如能自己检讨,承认在政治上还没有真正为民谋福利,然后向王道的政治上去努力,那么就可以使天下归心,大家都会拥护你,钦仰你,到你魏国来的人民自然就多了。
    读了这段记载,又使人想到五代的一些故事。在唐末以后,乃至于历代变乱的时候,中原的知识分子和高阶层人士,多向南方逃到广东、福建一带避乱。唐人诗所说的“避地衣冠尽向南”,就是这一阶段的事。唐末有一个藩镇王审知,在福建拥兵割据,他的后代曾自称闽王。王审知倒很有大量,收罗了这些自北边逃来的文人名士,都在福建落籍,名诗人韩惺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当时目睹唐末的现况,所作的诗中曾有“千村冷落如寒食,不见人烟只见花”的句子,这是何等凄凉的景象(在古代,清明节前二日为寒食节,禁火三天,全国都不举烟火,没有炊烟)。走遍了上千的村落,像是在寒食节的日子,看不见人烟,而郊野的山花,依然开放,却没有人去欣赏,又是多么落寞。光是这诗人笔下的风光,就够使人酸鼻的了。
    在明代张式之抚闽的时候,亦有“除夕不须烧爆竹,四山烽火照人红”的诗句,描写战乱的景象。
    至于五代诗人杜苟鹤的诗,就是把战乱中的百姓苦难,刻画得更详尽而深刻了。在这里介绍他十首时世吟中的两首,就可见其一斑:
    夫因兵乱守蓬茆,麻芒裙衫鬓发焦。桑拓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尽尚征苗。时挑野菜和根煮,旋砍生柴带叶烧。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摇。其二云:
    八十衰翁住破村,村中牢落不堪论。因供寨木无桑拓,为点乡兵绝子孙。还似升平催赋税,未曾州县略安存。至今鸡犬皆星散,落日西山哭倚门。
    用文艺的眼光看,这两首七律,不但是诗中有画,而且画中有泪又有血,可不就是孟子见梁惠王时,所说“狗彘食人食,途有饿莩”的放大么?这正如清末日据时期台湾诗人王松的诗说:“不合时宜知多少,生逢乱世做人难。”
    谈到五代的诗,又令人想起五代时冯道的典故来。冯道这个人,后代批评他无耻。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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