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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5-欧洲梦:21世纪人类发展的新梦想-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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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梦》 第二部分系统思维（1）
系统思维
问题就在这里。启蒙主义科学的成功本身正给科学带来一道根本难题。科技越强大，它们的影响和后果就越复杂、难以预测。科学界许多人担忧，“科学越来越强大的创新力似乎剥夺了它预测自身应用将带来的结果的能力，同时，人类对自然施加干涉的规模增加了这种可能，即任何有害影响或许都是严重的、全球性的。”＇39＇对于如何应对这种新现实，旧的启蒙主义科学似乎已经黔驴技穷。
启蒙主义科学与这一观念密不可分，即：若要理解整体的行为，最好的方式是分析组成它的各个部分。分析法把所有现象简化为它最基本的建筑单位，然后检查每一元素的个别性质，以求更好地理解整体的构架。正如第四章所提到的，这种机械的科学观大量借用了当时流行的机器隐喻。机器的确能够通过把它们拆开、分析每一零部件、然后再重装回整体来理解。但在真实的自然界，行为并非机械化、固定化的，而是有条件限制、结局开放、受到其他现象影响、根据周边的活动模式而不断变形转化的。
只要科学技术还只是狭隘地纠缠于加速度和位置一类问题，牛顿的机械论定律就依然适用，能够被孤立、计时、测量并听命于严格的量化的现象便能通过检阅。然而，到了20世纪，简化论、机械主义的观念就变得过于狭隘，无法捕捉自然的交融性了。科学家们明白，要理解社会或自然都需要理解现象间的无数种联系，而不仅仅是组成部件的性质。
社会科学家开始发问：除了通过他和周边世界的联系，我们还能怎样了解一个人？测定一个人——知道他的出生地点、年龄、身高、体重、身体和情感特征等等——对告诉我们他实际上是什么人没有多大价值。只有通过理解他与自己所身处的大环境之间的关系还有他所共享的多种关系，我们才能对他有所了解。在旧的秩序里，人是他私人财产的总和。在新的秩序里，他是自己所参与的种种活动的模式给人留下的印象。
倘若每个人都是互相作用的模式，难道整个自然不是这样吗？20世纪，科学开始重新检验它的许多最基本的操作假设，结果只看到它们被彻底推翻。现象能够通过分析个别部分来被了解的旧观念让位给了相反的观念——要了解个别部分，首先必须对它们和所从属的整体之间的关系有所了解。简言之，没有什么事物能够作为自主客体孤立存在。毋宁说，万物都存在于和“他物”的联系之中。新科学也被叫做“系统理论”，它质疑的是有关自然之本质的旧思维。系统理论同样令其他启蒙主义计划蒙上了一层阴影，后者所包括的内容里，最重要的是自主的人在一个孤立的、自我优化的世界里行动的观念，这个世界由其他自主的人所构成，他们每个人都在实现最大的个人有效性。
系统理论认为，整体的性质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是因为，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赋予整体以活力的组织原则——在整体的层次上创造了某种质的差异。例如，我们从个人的经验里知道，活人和尸体之间存在质的差异。在死亡的瞬间，活人赖以构成整体的一切关系都消失了，只留下一具惰性物质的躯壳。20世纪伟大的物理学家维纳·海森堡（WernerHeisenberg）曾经提出，“世界因此显得像是各种事件的复杂织物，其中，不同种类的联系交替、重叠或组合，因此决定了整体的纹理。”＇40＇
新的系统思维颇受惠于新兴的生态学领域。“生态学”（ecology）来自希腊语词oikos，意思是“家庭/家产”。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Haeckel）率先把新的生物学分支定义为“关于有机体和周边外在世界之间的关系的科学”＇41＇。生态学挑战了达尔文模型，后者重点落在个体生物间为稀缺资源展开的竞争性斗争。在较新的生态学模型里，自然由大量共生和协作的关系组成，其中，每种有机体的命运不但受任何竞争优势的影响，而且同样还受相互关系的模式的影响。达尔文生物学更多地集中关注个别有机体和物种，把环境降格为资源的背景，然而，生态学却把环境看做是所有组成它的关系的总和。
早期生态学家的努力集中在当地生态系统。然而，1911年，一位俄国科学家维纳德斯基（VladimirVernadsky）发表了一篇论文，它把生态关系的概念扩展到囊括全球。他描述了自己所谓的“生物圈”，将之定义为：“地球外壳的一部分，栖居着将宇宙射线转化成有效地球能源——电能，化学能，机械能，热能，等等——的转化者（transformer）。”＇42＇
在1926年发表的后继著作《生物圈》（Biospheria）里，维纳德斯基与当时的科学正统决裂，提出，地球上的地球化学（geochemical）和生物学过程共同演化，彼此相助。他的激进观念和正统的达尔文理论相悖，后者假设地球化学进程独立演化并创造了大气环境，其中所有生命的有机体诞生、适应、进化——也就是说，环境是资源的仓库。维纳德斯基认为，地球上惰性化学物质的循环受到了生命体质量和数量的影响，而反过来，生命体影响到全球循环的惰性化学物质的质量和数量。如今，科学家把生物圈定义为：一体化的生活和维持生命的系统，包括了地球的外壳及其环绕的大气层，其下限和上限以任何形态的生命自然存在的高度为准＇43＇。
生物圈是很薄的，延伸的范围仅仅是从大洋深处多数原始生命形态存在的地方，到同温层顶。生物圈层从大洋底部到外太空的整个厚度都还不到40英里。在这条窄带内，生物和地球的地球化学进程彼此作用、互相维护。
20世纪70年代，一位英国科学家詹姆斯·勒弗洛克（JamesLovelock）和一位美国生物学家林恩·马奎利斯（LynneMargulis）发表了该亚（Gaia）假说，拓展了维纳德斯基的理论。他们认为，地球就像一个自我调节的生命有机体一般活动。植物群、动物群和大气的地球化学成分在一种协作的关系下工作，这就把地球的气候保持在对生命是有利的相对稳定状态。
勒弗洛克和马奎利斯以氧气和甲烷的调节为例，说明生命和地球化学循环之间的控制论过程是如何工作，才维持了一个自我平衡的气候系统的。他们提醒我们，星球上的氧气水平必须被限制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否则整个星球就会喷发出火焰，毁灭至少是地表的一切生命体。两位科学家相信，当大气中的氧气升高，超过可容忍的水准之后，某类报警信号就会引发微生物细菌产生更多的甲烷。增多的甲烷进入大气层，抑制含氧量，直到再次达到稳定状态（甲烷的作用是调节者，向空气中既增加也消除氧气）。
生命体和地球化学成分及循环圈之间发生着持续互动及回馈，它们乃是作为统一的系统而活动，维持着地球的气候、环境，保存生命。因此，这颗行星更像是某种生物，某个自我调节的实体，把自己维持在稳定的状态，有利于生命的延续。根据该亚理论的思维方式，个体生物的调适和演化是大进程的一部分：地球自身的调适和演化。正是由于每个生命体之间以及生命体和地球化学进程之间的持续共生关系，才保障了地球有机体和居住在它的生物圈内的个体物种的生存。
《欧洲梦》 第二部分系统思维（2）
许多其他的科学家从此便参与到该亚主题的讨论中来，斟酌、限定、拓展勒弗洛克和马奎利斯的工作。20余年后，地球如同生命有机体一样活动的观念便成了一种关键的思路，用于反思生物学、化学和地质学之间的关系。
倘若地球的确如同生命有机体一般活动，那么，人类活动若是破坏了这一有机体的生物化学，就可能给人类生命和整体生物圈带来严重的后果。大量燃烧化石燃料能源是首个人类活动在全球规模上带来危险的事例，它可能导致地球气候剧烈变更，并危及维持所有生命体的生物圈。
我们日益认识到，地球是作为不可分割的生命有机体活动的，这要求我们反思自己对全球风险、脆弱性和安全的观念。如果每一人类生命及整个物种都和我们的生物同胞、和这颗行星的地球化学彼此交织成一种丰富、复杂的舞蹈，它维系着生命本身，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有赖于整个有机体的健康，并应当为它负责。承担这项义务意味着，以一种提高我们所栖居的大生物圈内的整体福祉的方式，在我们的邻域和共同体内度过个体生命。
这正是欧盟为它25个成员国规定的使命。预警原则代表了一种深刻的认识：人类首先应当履行对维持生命的生物圈的义务，即便这意味着耽误商业发展或搁置某种特定的经济活动。任何一种经济活动，不论它多么有利或有益，都不能允许损害维持生命的系统的完整性，这个系统构成了我们所有人栖身、赖以维生的不可分割的生物圈。当有合理、但并非决定性的证据表明某种科学试验、技术应用或产品推介将对生物圈的任何部分造成伤害的情况下，预警原则便发挥了哨兵的作用，保证社会不会鲁莽行事，而是以保守作派禁止或阻挠可能带来危害的活动，直到科学证据表明可以继续进行，或者发现另一种做法可以达到相同的目标。
预警原则不仅是看门人。和美国依然执行的旧式直线模型相比，它也是一种更加精妙的评估风险的方法论。其主导原则和操作假设都完全基于系统思维。它采取全盘视角来估算风险，询问该活动可能如何影响到生物圈内关系的整体性。它要求采用跨学科角度进行风险的评估和衡量，检查某项意向中的活动对地球整体所有可能造成的影响。
我猜想，对欧洲人来说系统思维不像对我们美国人这样勉强。在我国，作为系统之一部分的观念本身似乎就有点强迫性。我们不容易接受这种观念，即我们不仅是各种关系的大共同体的一部分，并且还完全依赖着后者。
或许，这种强调关系和反馈的新科学之最有趣的方面，是它极其相似地反映了网络思维方式，后者正开始渗透商业和政治领域。生态科学和自我调节的生物圈都和关系、网络相关。生态学家伯纳德·帕藤（BernardPatten）观察到：“生态学正是网络……要理解生态系统，根本就在于理解网络。”＇44＇物理学家、哲学家弗里特约夫·卡普拉（FritjofCapra）指出：
随着网络概念在生态学中变得日益显要，系统思想家们开始在一切系统层面上使用网络模型，把有机体视为细胞、器官和器官系统的网络，正如生态系统被理解为个别有机体的网络一样。＇45＇
换言之，每个有机体都是由器官与细胞的小型网络组成的，而它同样也是更大型网络的一部分，后者囊括了生物共同体、整个生态系统和生物圈本身。每张网络都位于更高级的网络之中，同时又由较低级的网络组成，编排成了复杂的“舞蹈”——卡普拉称之为“生命之网”。卡普拉说，在亿万年演化史上，“许多物种都形成了这类紧密联系的共同体，而整个系统就类似一个巨大、生息繁多的有机体。”如果这种对生命之网的描述同正在诞生的“网络欧洲”惊人地相似——后者有着多层互相交织的网络：地方、区域、民间组织、文化离散地、跨国公司、成员国家、欧盟和全球机构——这种类比是恰如其分的。
一种新科学正在诞生——第二次启蒙运动——其操作原则和假设更加适合于网络思维方式。旧科学的特征是疏离、侵占、分解和简化，而新科学的特征则是结合、补充、整合及整体主义。旧科学把自然看做是客体，新科学把自然看做是关系。旧科学致力于使自然转化为生产力，新科学则是使自然可持续。旧科学寻求压倒自然的力量，新科学寻求与自然结成伙伴。旧科学重视独立于自然，新科学重视重新参与自然。
新科学使我们脱离了把自然当做有待于掠夺、奴役的敌人这种殖民主义自然观，而带来一种新的自然观，即自然是有待于培养的共同体。以财产形式开发、支配、拥有自然的权利被另一种责任所制约，即看护自然、对它报以尊严和敬意。自然的功利价值正逐渐让位给自然的内在价值。
近百年来，第二次科学启蒙主义一直在形成之中。19世纪末出现了热力学和个体生物学的新领域，20世纪初出现了不确定性原理、量子力学、过程哲学和生态学；二战后，控制论、系统思维和信息理论诞生，更晚近则出现了复杂度理论（plexitytheory）；还有弥散结构和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理论：所有这些都导致了传统启蒙主义科学正统的解构和衰亡，而帮助制定了在正在降临的世纪里，一条崭新的基本的科学发展途径。
不幸的是，我们对商业、政府、社会和我们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思考，很大程度上还束缚在旧的科学范式内。为了真正带来新气象，新科学需要在公众思维和公共政策上留下更牢固的烙印。欧盟仍然是第一个严肃思考这种新地球观的政治机构，即地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体，值得尊重。
欧盟支持一系列全球环境公约和协定，并把预警原则正式采纳为它的调控政策；通过这些举措，欧盟显示出它愿意实现对可持续发展和督管全球环境的承诺。应当注意到的是，在多数领域内它的承诺还软弱无力，并常常游移不定。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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