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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43-鲁迅其书:一部断代式的研究史料的好书-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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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周报》和《语丝》杂志上，都刊登了波特莱尔的散文诗《哪一个是真的？》。鲁迅的《墓碣文》与这篇散文诗颇有类似之处。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将这篇散文诗录示于下：
我认识过一个真的Benedicta。“福星”的意思。伊用理想装满了这空间。人们从伊眼睛里感受到对于伟大，美，荣誉，以及一切致令我们相信不朽的东西的欲望。
但这个神奇的女孩子因为太美了，不能久活；因此我认识伊之后，没几天伊就死了，当着青春正在墓地里散布芳香的那一天，我亲手把伊葬了。我亲手把伊放在一个和印度棺箱一般香的、坚牢的木棺里葬了。
我眼睛还在注视着埋放了我的宝贝的那块地方，忽然间我看见了一个活象死者的小人，带着一付癫痫的奇怪的狂暴神气，站在那块新鲜的土面上，狞笑地说：“是我，我是真正的Benedicta！我是一个有名的坏东西！因为你的呆傻和你的盲目，我现在罚你来爱我，这个现实的我！”
但是我生气了，我回答伊了：“不行！不行！不行！”我因为要格外表示我的拒绝，不提防一下子在地上跳的太使劲了，致令我的脚，一直到膝盖边，竟陷进那个新坟里面去了，于是象一匹狼掉在泥坑里似的，我至今，恐怕永久也是如此罢，被拴在那理想的墓上。张定璜译：《Baudelare散文诗钞》；载1925年2月23日《语丝》第15期。
这完全是一个象征性的故事。作者用现实中的“福星”和坟墓中的美人相对比，对人们在现实中追求的伟大、美、荣誉、爱情作了否定的回答：这些理想只有在坟墓中才是永久的！波特莱尔用奇异幻想的形象表述了自己虚无主义的哲学思想。在这篇散文诗译文发表后四个月，鲁迅写了《墓碣文》。在《墓碣文》中，鲁迅通过梦境中的“我”对墓中死者思想的否定，以及最后死者起坐后“我”所表示的“我疾走，不敢反顾，生怕看见他的追随”的态度，披露了对思想中旧“我”彻底否定、追求新道路一往无前的革命情怀。这种战斗的情绪，同波特莱尔的颓废哲学是格格不入的。但是，鲁迅《墓碣文》的巡视墓碣文、同死者相对的奇幻的艺术构思，在幻境的形象中揭示比较朦胧的思想的表现方法，明显的是受了波特莱尔作品中象征主义的影响。我们略一对比两篇作品，就不难看到这一事实。
在幻想的意境形象中，通过象征隐喻的手段，驰骋自己的思想感情，这是《野草》接受波特莱尔散文诗象征主义影响的重要特征。在鲁迅的笔下，这些幻想中的形象和世界，暗示着深刻的社会内容，蕴蓄着丰富的思想情怀。似乎是对事物景色的清晰描绘，却又都涂上了浓郁的象征色彩。《好的故事》里，在那“美丽，幽雅，有趣”的“错综起来象一天云锦”的“好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作者所热切期望的美好生活的象征。在那无边的旷野上，凛冽的天宇下，“朔方的雪”的飞腾中，作者寄托了自己对严酷的现实多么憎恶的感情，《雪》中的自然景物就这样被赋予了浓重的象征色彩。现实中并不存在的被遗弃在寒冷冰谷中的“死火”，它那“永不冰结，永得燃烧”，即使被“大石车”辗死在车轮底下也无所顾惜的精神，不是作者赞誉并力行的一种崇高牺牲精神的象征吗？《死火》就是在这样象征的描写中，谱写了一曲永不死灭的火的赞歌。在《颓败线的颤动》、《复仇》等篇中，我们读到作者精心编织的故事之后，所得到的并不是故事形象本身的含义，而是这些故事或形象所暗示象征的更为深广的内容。
对于运用如此五彩缤纷的象征方法达到更深的艺术效果，鲁迅在《野草》创作中是很自觉的。从对《复仇》一篇创作意图的说明，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对于这一篇，鲁迅曾说：
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作《复仇》第一篇。《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
鲁迅又说：
我在《野草》中，曾记一男一女，持刀对立旷野中，无聊人竞随而往，以为必有事件，慰其无聊，而二人从此毫无动作，以至无聊人仍然无聊，至于老死，题目《复仇》，亦是此意。《鲁迅书信集上·640致郑振铎》。
鲁迅要表现他对群众麻木精神状态的愤激和批判，在《野草》中，并没有像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说中那样，用战斗的议论指出群众“永远是戏剧的看客”《坟·娜拉走后怎样》。；也没有像在《示众》里那样，用精确的素描雕塑出各色麻木人们的群像；而是用幻想中两人在旷野持刀相立的象征性的故事，展示读者之前，表现了同样的思想感情。这种寓思想于象征的故事和形象的方法，正是鲁迅在《野草》创作中大量运用的方法。在这些象征方法所构成的意境和形象中，深深打着波特莱尔散文诗象征主义影响的印记。
当然，《野草》中也有不少篇寓意深切的现实主义作品，如《风筝》、《立论》、《这样的战士》、《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淡淡的血痕中》、《一觉》等等。即使一些象征性较强的作品中，也有严肃的现实主义方法的运用。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野草》的许多篇什，是用象征的方法创作的，或者有的就是象征主义的作品。承认这一事实，并不会影响鲁迅和《野草》的思想光辉。恰恰相反，我们会从中看到鲁迅怎样有眼光有辨别地吸取异域的果汁。波特莱尔散文诗的象征主义，确实如一般的现代象征主义一样，往往带上神秘主义的色彩。鲁迅对这些异域果汁的摄取，是有胆量，也是有眼光的。对于波特莱尔作品中“世纪末”的情绪和颓废神秘的色彩，鲁迅是有鉴别力的。1924年，《语丝》刚一出版，徐志摩就寄来了他译的波特莱尔《恶之花》诗集中的《死尸》一诗，并加了一篇长长的前记，大发议论，鼓吹波特莱尔的诗是“不朽的花”，“他的臭味是奇毒的，但也是奇香的，你便让他醉死了也忘不了他那异味”，又说波特莱尔诗的“真妙处不在他的字义里，却在他的不可捉摸的音节里”，“你听不着就该怨你自己的耳轮太笨，或是皮粗。”对于这种崇拜和吹捧波特莱尔诗歌神秘主义的谬论，鲁迅很快作了一篇杂感《音乐？》，和徐志摩“开了一通玩笑”。鲁迅说他“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见《集外集·序言》和《语丝》周刊第3期。这实际上反映了鲁迅对徐志摩极力鼓吹的波特莱尔诗歌的神秘主义的批评。后来，鲁迅在介绍沉钟社的文学青年怎样“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的特点时说：
但那时觉醒起来的智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摄取来的异域的营养又是“世纪末”的果汁：王尔德（Oscar Wilde），尼采（Fr。 Nietzsche），波特莱尔（Ch。 Baudelaire），安特莱夫（L。 Andreer）们所安排的。《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鲁迅其书》第二部分《野草》的艺术探源（4）
鲁迅这里所说的摄取“世纪末”的果汁，并不仅仅指他们思想上的消极因素，也包括了他们在艺术上的影响。鲁迅对沉钟社吸取异域营养的这些中肯的评述，也说明他对波特莱尔创作所代表的“世纪末”的倾向是有清醒认识的。
这样，就发生了一个矛盾：像鲁迅这样一个在新世纪曙光照耀下的民主主义战士，怎么会吸取波特莱尔这样“世纪末”的果汁呢？其实，这一点儿也不矛盾。第一，这段对波特莱尔等人艺术的批评的话，是1935年鲁迅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后讲的。我们不能用十年以后无产阶级战士的思想高度来说明他前期艺术思想的状况。在写《野草》时期的鲁迅思想，他上下求索新的革命道路时的“彷徨”和苦闷，和当时沉钟社的青年在“无涯际的黑暗”中所感到的“热烈”与“悲凉”，有很多相近的地方。鲁迅在“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这方面，也与沉钟社青年颇为类似。他在写《野草》时，摄取波特莱尔散文诗的象征主义，用以抒写自己的情怀，是很自然的事情。第二；事实说明，鲁迅自己也承认他在前期的思想和创作中，曾经不同程度地接受过尼采、安特莱夫的影响，那么，他在创作《野草》这样抒情散文诗时，吸取波特莱尔的一些艺术果汁，也是完全可能的。第三，更重要的，鲁迅所说的摄取异域“世纪末”的果汁，并不是无选择无批判地吸吮。鲁迅对于异域的文艺，历来主张有气概，有胆量，有眼光，有辨别地“拿来”。他说：
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罢，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且介亭杂文·从孩子的照像说起》。
事实证明，在波特莱尔散文诗这样“世纪末”的果汁里，同样有可以被我们吸取的养分在。鲁迅有分辨、有眼光地摄取了，结出的果实《野草》不是很好吗？这一丛“技术并不算坏”的《野草》的存在，不是证明象征主义的方法同样也可以拿来表现革命的内容吗？
自然，在《野草》的一些篇章和一些描写中，也有过于晦涩和曲折的地方，甚至使人读起来颇为费解。《影的告别》、《墓碣文》就是这方面的代表。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由于社会环境的限制，“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二，这是抒情咏怀一类的散文诗。这种艺术形式本身就同锋芒毕露的杂感和直抒胸臆的散文不同，要求写得更加含蓄蕴藉，留给读者更多想象和联想的天地。三，鲁迅说《野草》是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虽然，“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鲁迅书信集上·757致萧军》。这种“颓唐”，就是自己在没有寻到新的革命力量和道路时产生的“空虚”和“黑暗”的思想。这种思想情绪的矛盾和斗争，也给《野草》添了晦涩的成分。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即在艺术上对于象征主义方法过多的运用，也给《野草》创作带来了一些消极的成分。《野草》中这些晦涩曲折，使人众说纷纭，难以捉摸的地方，从艺术表现方面来看，同样打着波特莱尔散文诗象征主义影响的烙印。
博采众家所长与自出新裁的创造
《野草》在吸取异域的营养，培植自己的新花这一方面，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博采众家的长处，进行独立的创造。鲁迅在谈到自己如何取法外国作家进行创作的时候，曾经说过：
此后如要创作，第一须观察，第二是要看别人的作品，但不可专看一个人的作品，以防被他束缚住，必须博采众家，取其所长，这才后来能够独立。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鲁迅书信集上·462致董永舒》。
这是鲁迅写短篇小说的经验之谈，同样也适用于《野草》的创作。鲁迅正是由于坚持了这种博采众家，取其所长，自由心裁，独立创造的精神，才使《野草》发射出特异的艺术光彩。
鲁迅在《野草》的创作中，取法于波特莱尔，但又没有停留于波特莱尔。在艺术上，他进行了广泛的吸收。屠格涅夫散文诗启蒙主义的思想和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望·霭覃《小约翰》亲切优美的象征主义的笔致，爱罗先珂童话饱含稚气和童心的抒情诗格调以及充满哲理的气息，裴多菲诗歌中反抗虚无思想坚韧前进的乐观精神，尼采文章在冷峻中洋溢箴言和警语的风格特色……，等等，这些，都对鲁迅《野草》的创作有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屠格涅夫散文诗的影响尤为明显。
在20年代初期，中国新文学所介绍的写散文诗最有成就和影响的外国作家中，除了波特莱尔之外，首先要算到屠格涅夫了。
屠格涅夫是俄国19世纪中叶的著名作家。他除了几部驰名世界的长篇小说创作以外，在晚年曾写了五十余首脍炙人口的散文诗。这些散文诗，是作者多年对人生和自然、历史和现实、生和死、自由和必然等问题观察和思索的结晶。和波特莱尔的散文诗不同，屠格涅夫的这些作品尽管有些也表现了凄凉的情调和宿命论的色彩，但是更多的篇章却用现实主义的笔调和画面，写出了他对黑暗专制社会的憎恨，对不幸的弱者的同情，对美好生活理想的渴慕。有些篇章中，作者肯定人生意志的热情和表述自己坚韧前进的信心，是颇为感人的。
鲁迅在写作《野草》之前，早已经熟知屠格涅夫的创作。他始终把俄国文学看做是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鲁迅认为，包括屠格涅夫在内的俄国文学的主流，贯穿着一个“为人生”的思想：
这一种思想，在大约二十年前即与中国一部分的文艺绍介者合流，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之名，渐渐出现于文字上，并且陆续翻译了他们的一些作品。那时组织的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的是上海的文学研究会，也将他们算作为被压迫者而呼号的作家的。《鲁迅译文集第8卷·〈竖琴〉前记》。
从这一段话里，我们可以知道，鲁迅对屠格涅夫和他的作品，是早已经有所了解和接触的；在鲁迅的眼里，屠格涅夫同样是属于为被压迫者而呼号的“为人生”的作家之列的；文学研究会之介绍这些作家，鲁迅也是熟知而且亲自参与的。鲁迅的接近屠格涅夫，较之波特莱尔，有着更多的思想和艺术观点的联系。
鲁迅并没有直接译介过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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