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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43-鲁迅其书:一部断代式的研究史料的好书-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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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草》达到新的思想高度,说明鲁迅在吸取异域的营养中,不仅要有“拿来主义”的气概,还必须有推陈出新的匠心。要在艺术上别出心裁,作家仅仅有先进的立场和世界观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把这些思想通过新颖的艺术构思和独创的抒情形象表现出来。前面我们讲到波特莱尔散文诗《哪一个是真的?》,用幻象中死人和活人的对话,表明了虚无主义哲学。鲁迅的《墓碣文》也是用梦境中读墓碣文以及看见死者起坐的构思,抒发了自己同虚无思想决绝的态度。就是在艺术构思和抒情形象上,也有创新。鲁迅是在梦境中展开的象征性的故事,梦的开头及现实性的结尾,墓碣文中含蓄而有深意的言辞,墓中死尸“不显哀乐之状,但蒙蒙如烟然”的描写,都构想得新奇别致。特别是诗篇的结尾,鲁迅没有让生者双脚深陷坟墓中而永生不得自拔,如波特莱尔诗中那样,而是用了一个更含蓄的构想:
我就要离开。而死尸已在坟中坐起,口唇不动,然而说——
“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
我疾走,不敢反顾,生怕看见他的追随。
墓中人阴冷绝望的思想情绪,这个旧“我”为自己的消逝矛盾的思想,“我”与这种旧的思想情绪决裂的态度,都通过人们想象不到的独特境界和形象,表现得含蓄而又深沉。鲁迅给自己的先进的思想赋予了完整的艺术形式。
同样写到坟墓和死的,屠格涅夫有一篇散文诗《老妇》。这里说自己独自在旷野中行走,觉得背后总有一个轻微的、小心的脚步声。回头去看,是一个矮小的驼背的老妇。这个老妇,原来就是“人逃不了的命运”的象征。而在“我”的前面,“有一个又黑又宽的东西,那是一种洞穴。”“一座坟!”“她就赶我去这个地方!”当“我”脑中意识到这一思想时,便拼命地逃走,但总是摆脱不了老妇的追随。“逃不了的!”这就是这篇散文诗的结尾。屠格涅夫通过这个故事表现了自己悲观的宿命论思想。作者笔下那一位旷野上的过客,是一个被命运追迫得无法逃脱的弱者的形象。他的后面,是象征命运的狞笑的老妇的追赶,他的前面,是代表死亡的黑暗洞穴坟墓的等候。他既没有摆脱命运纠缠的力量,又没有战胜死亡威胁的信心。鲁迅的《墓碣文》和《过客》,虽然有波特莱尔、屠格涅夫作品影响的一些影子,但思想更为深刻,构思更加新颖。鲁迅那个“疾走”而“不敢反顾”的“我”,踏上战斗的征途,便是他笔下的“过客”的形象。这个旷野上的过客,是一个与充满监牢和皮鞭的黑暗社会决不妥协的战士。他对走过来的那个充满残酷压迫的世界,满怀憎恨。他朝着自己追求的未来的生活不屈不挠地向前跋涉。他虽然明知道前面是坟墓,而偏要向前走去,对于绝望进行坚韧的反抗。他听到的不是命运驱赶他走向死亡的足音,而是远方对他继续不停前进的召唤。他的“困顿倔强”、义无返顾的战斗精神,反映了鲁迅对革命道路不倦的探索,对美好未来挚切的信心。在这个过客的完美的艺术形象上,没有波特莱尔和屠格涅夫那种宿命论和悲观主义色彩。这是艺术上的吸收,又是艺术上的创造。鲁迅的《野草》深深地打着代表新兴阶级利益的时代和思想的烙印。
《鲁迅其书》第二部分《野草》的艺术探源(6)
二、在艺术方法上,体现了象征主义方法和现实主义方法二者的结合
在散文诗的创作方法上,波特莱尔以象征主义为主,也有写实方法的应用;屠格涅夫也用象征方法,但更多的是现实主义明朗的笔调。在《野草》创作中,鲁迅为了达到含蓄蕴藉而又真切自然的艺术效果,便吸取了象征方法与写实方法的优点。有时更多地运用象征方法暗示隐喻自己的思想,有时又更多地运用现实主义的描写抒发自己的感受。在许多篇章中,幻想的意境,象征性的形象,充满真实的描写刻画,辛辣战斗的嘲讽,紧密结合,交相运用,使这些散文诗显得真实而又深邃。《野草》的一些优美诗篇,是象征与写实方法相结合的抒情散文诗。如《颓败线的颤动》中老妇人的形象是一个象征的写照。她在贫困中出卖自己肉体养活了幼女。但是女儿成人后却以母亲过去的生活为耻辱而鄙弃她。老妇人在荒野中以颓败身驱的颤动,表示对于忘却牺牲者的“复仇”。全篇是象征性的故事。老妇人的形象也是象征的形象。全篇却充满了真实生活的生动描写。那两岁女孩被“客人”开门声惊醒时的叫喊,那母亲欣慰地捏紧手中小银片对女儿饥饿的慰安,那青年夫妻对养育自己的老人申斥的话语,那顽皮的孩子挥着一片芦叶喊叫的“杀”声,这一切描写多么细腻,多么真实,又多么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另一篇散文诗《死后》,鲁迅写自己梦见死在道路上以后的各种遭遇和感觉。这种构思本身,就受了屠格涅夫散文诗的影响。屠格涅夫有一篇散文诗《我要想什么呢?》开头是这样的:
我临死时,倘使我还能够思索,我要想什么呢?
我要想我并没有好好度过我的生活,我白白地让它浪费,把它混过,我简直没有知道怎样去享受它的恩物么?
“什么?这便是死么?就这么快?不可能!呵,我还不曾有过时间做一点事呢,……我还不过刚刚预备开头!”
作者写自己想着活过了的“有限的欢乐的时光”,想着“来世里”不可知的遭遇。他要勉强去想些琐屑事情,以避免去想到那些横在眼前的黑暗。鲁迅《死后》一篇,写死后的感觉和遭遇这种幻想性的构思本身,同样带着很重的象征色彩。但是篇中对于死后感觉的描写与屠格涅夫的近于抽象的议论不同。鲁迅运用他那富于幽默辛辣的现实主义笔法,细致生动地再现了梦境中死后所“知觉”的一切:这里有耳边响着的喜鹊与老乌鸦的叫声,黎明时候带泥土气息的清爽的空气,有独轮车从头边推过时令人心烦的声响,有看热闹的人们踹起黄土飞进自己鼻孔,“使我想打喷嚏了,但终于没有打,仅有想打的心”;接着,鲁迅写了冷漠的看客发出“嗡嗡啧啧”的议论,蚂蚁和青蝇等各种虫豸在他身上寻找“做论”的材料,凶恶的巡警对他发出的“怎么要死在这里”的责骂。请看关于勃古斋旧书铺小伙计仍想在死者身上赚钱的一段精彩描写:
“您好?您死了么?”
是一个颇为耳熟的声音。睁眼看时,却是勃古斋旧书铺的跑外的小伙计。不见约有二十多年了,倒还是那一副老样子。我又看看六面的壁,委实太毛糙,简直毫没有加过一点修刮,锯绒还是毛毵毵的。
“那不碍事,那不要紧。”他说,一面打开暗蓝色布的包裹来。“这是明板《公羊传》,嘉靖黑口本,给您送来了。您留下他罢。这是……。”
“你!”我诧异地看定他的眼睛,说,“你莫非真正胡涂了?你看我这模样,还要看什么明板?……”
“那可以看,那不碍事。”
我即刻闭上眼睛,因为对他很烦厌。……
这是梦中的幻境,是死后的感觉,可是描写的是多么细致,多么真切,多么含蓄,又多么深刻!既是运用象征的手法抒情,又是对现实生活逼真的刻画。在《野草》的一些篇中,既不是象征主义方法的简单照搬,又不是鲁迅小说中现实主义描写方法的雷同运用,可以说是大胆地做到了象征主义方法与现实主义方法完美的结合。
三、在抒情风格上,形成了民族化抒情散文诗的独立特色
鲁迅在《野草》中摄取异域果汁,博采众家长处,在艺术风格上并不是外国散文诗的拼凑和移植。《野草》吸取多种营养,经过自己的精心创造,已经形成了民族散文诗的独特风格。《秋夜》的幽深与严肃,《雪》的明丽与温馨,《死后》的真切与辛辣,《影的告别》的奇幻与曲折,《风筝》、《腊叶》的亲切与朴实,这些都具备了中国民族现代散文诗的独有的特色。鲁迅既做到了“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大胆创新;又注意“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作品“别开生面”。中国民族传统中优美的散文浓郁的抒情风格,民族咏怀诗含蓄蕴藉的特色,同鲁迅摄取的异域果汁,融合在一起,使得《野草》中许多篇章,既有着外国散文诗影响的烙印,又散发着民族的气息。如《雪》、《风筝》、《好的故事》等篇,我们在鲁迅笔下看到了祖国美丽的自然风色和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过客》、《立论》、《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等篇中,同鲁迅的一些小说杂文一样,闪露着深沉、严峻、幽默、辛辣的风格和笔致。在《求乞者》、《这样的战士》、《淡淡的血痕中》等篇中,我们看到了鲁迅怎样熟练地运用民族的语言,使散文诗具有和谐的节奏和优美的内在韵律。
毛泽东同志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文中,一再强调我们的文艺要学习外国的长处,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他说:“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鲁迅的《野草》也是这样。它广泛地吸取了外国散文诗的长处,又辛勤地创造了中国现代散文诗的风格。它确实已经成为“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中国现代散文诗的艺术珍品。
五十多年前,当鲁迅先生在腥风血雨的南国把他精心培植的这一束《野草》献给读者的时候,他是那样一腔愤火地说:“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野草·题辞》。今天,那以野草作装饰的罪恶的“地面”早已“死亡与朽腐”;而鲁迅用心血浇灌的这束《野草》,却依然在革命的艺苑中闪着永不减褪的光彩!
我们珍爱《野草》。我们更珍视鲁迅在创作《野草》中留给人们的极为宝贵的经验:
但是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倘若各种顾忌,各种小心,各种唠叨,这么做即违了祖宗,那么做又象了夷狄,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发抖尚且来不及,怎么会做出好东西来。
——《看镜有感》
1979年10月初稿于北京大学
(原载《鲁迅研究》第2期)
《鲁迅其书》第三部分文化文献审美—《朝花夕拾》价值论(1)
作为鲁迅自己承认的“五种”“创作”之一的《朝花夕拾》,自从1928年9月出版以来,运气不佳,颇受冷落,一直未能引起评论界——鲁迅研究界的充分重视。据袁良骏说,时隔三年以后,“直到1932年元月才在李素伯先生的《小品文研究》一书中得到了第一次的论述。”袁良骏:《鲁迅研究史(上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此后的情况怎样呢?依然并不景气,研究文章寥若晨星。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其中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藤野先生》两篇文章收入中学语文课本,使这两篇文章的单篇分析论文数量得到猛增,而综合分析的论文还是少得可怜。50年代末,《朝花夕拾》曾经引起鲁迅研究者的较大重视,王西彦、陈鸣树分别撰文,对《朝花夕拾》作出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它是“优美的抒情的诗篇”王西彦:《读〈朝花夕拾〉札记》,《文艺月报》,1959年第12期。,“文苑中的奇葩”陈鸣树:《论鲁迅的抒情散文》,《新港》1958年第8、9期。。进入80年代,《朝花夕拾》研究又出现了王瑶、李希凡、潘旭澜等人的有分量的论文。李希凡:《童心的世界绵长的情谊》、《论〈朝花夕拾〉的个性与风格》,载《一个伟大寻求者的心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潘旭澜:《〈朝花夕拾〉的艺术》,载《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1。其中王瑶的文章《论〈朝花夕拾〉》则代表了这个时期《朝花夕拾》研究的最高成就。王瑶:《论〈朝花夕拾〉》,收入《鲁迅作品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文章从《朝花夕拾》的创作构思、思想意义、艺术特色、文献价值等方面作了详尽的论述。文章指出,《朝花夕拾》思想性最重要的方面是“以儿童的天然的、正常的兴趣和爱好作为对人和事的评价的尺度的,它提供了一个关于风俗、琐事和人物的美丑的价值观念。”关于艺术特点,文章认为“《朝花夕拾》在平静朴素的叙述中渗透了作者真挚的感情,在简洁洗炼的文笔中有深长的韵味;虽为个人回忆,但有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在为数众多的现代散文创作中,它的艺术成就是创造性的,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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