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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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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附上聂元梓一张大字报的抄稿。
6月1日，毛泽东在一份《文化大革命简报》上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这天下午四时，毛泽东亲自打电话问康生，怎样看待这张大字报。
最后，毛泽东说：5月25日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北京公社的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
毛泽东指示康生将大字报立即广播，6月2日见报。
6月1日晚八时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里，播发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原文，并配合发表关锋等人起草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诬陷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文章中还诬蔑北京大学的党组织“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
聂元梓听到广播大字报和评论文章，欣喜若狂。她手舞足蹈地说：这天北京大学爆炸了！全国也爆炸了！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高潮！
从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烧起来了！
掀起的风暴
广播大字报，中央许多同志事先都不知道。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急匆匆地去问周恩来总理：这么大的举动为什么事先不给个通知？
周恩来无可奈何地回答：我也是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通知今晚由中央台全国播出。
康生喜不自禁地从幕后走到前台。6月2日，他坐着高级轿车来到北大，东瞅西看地在校园里快步走着。当他来到30楼和32楼之间的空场上，喧闹的人群立刻把他包围起来，拥上讲台。他连咳几声，向师生讲话：“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巴黎公社式的宣言，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他还说，大字报一经广播，聂元梓解放，他也解放了。因为当时支持这张大字报，他也受到压力。
1966年10月12日，康生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一小组会议上，对第一张大字报的出笼自我吹嘘说：
“聂元梓大字报出来以前，我让曹轶欧等同志组织了一个七人调查小组，任务有三条：第一看彭真在各大学校里搞了一些什么阴谋布置；第二，发现革命左派；第三，组织写文章。七人到了各学校了解情况，到了北大就接触到哲学系，促动了聂元梓写了第一张大字报。”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开始了进攻（5）
在全国第一张大字报的煽动下，全国党政工财文教等各条战线刮起揪所谓“陆平式”人物的邪风。北京55所高等院校的主要领导人几乎都被揪斗，许多为国家做出重要贡献的专家，被打成反动权威、学阀，惨遭批斗和迫害。
清华大学发生了揪斗教授的“6·7事件”。
北京大学发生了“6·18事件”。
6月18日这天，北大的40多干部、专家、学者，被拉上“斗鬼台”，戴高帽，游街，搞喷气式。全校69人脸上被涂墨汁，身上被贴上大字报，被罚跪、游街、揪头发、撕衣服、拳打脚踢。而且还发生多起污辱妇女的事件。
驻北大的工作组闻讯后，迅速赶到现场，制止了混乱。当天晚上，工作组长张承先向全校师生讲话，明确指出，工作组坚决支持真正的革命行动，今天发生的乱揪乱斗，是有害于革命的行动，这种做法会被坏人利用，而且已被坏人利用。今天的事件就是一场复杂的阶级斗争。他要大家提高警惕。
工作组将“6·18事件”写成第九号《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报告党中央。20日，刘少奇把简报批转全国，并且加了批语：“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
但是，当时在武汉的毛泽东却认为“6·18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江青知道这个信息后，伙同康生、陈伯达连续在7月22日、23日、25日、26日和8月4日，多次亲临北大，支持造反派，反对工作组。
7月22日，江青在群众大会上狂叫：我代表毛主席来看看你们。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这边，谁不革命，谁就走开！革命的和我们站在一块儿！
7月25日晚，江青、康生、陈伯达等再次来到北大，在东操场召开万人辩论大会，揭发批判工作组以“反干扰”之名，推行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路线”。江青在长篇讲话时由于过分激动，竟然失去自控，把主席家庭内部的矛盾也公开抖露出来了。
康生在万人大会上，指责派工作组是“不依靠群众，不相信群众，不走群众路线”，指责工作组长张承先“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镇压群众”，又说：“张承先还有一个十天情况的报告，这完全是反动报告，完全是反革命的立场，把革命群众说成反革命。”
7月26日，江青在群众大会说：“有同学问，‘6·18事件’是什么事件？陈伯达同志已经代我们说了，‘6·18事件’是革命事件！。”
从此，北大党委被推翻了，工作组的领导权也撤销了。在康生一伙的直接扶植下，聂元梓等人篡夺了北大的领导权。
北大乱揪乱斗干部、教授的严重违法乱纪事件，被当作经验，通过放录音、巡回展览、讲演等方式，向各省市推广。很快，在全国掀起了反对各级党委，批判工作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
据估算，从1966年7月29日到8月28日一个月当中，来北京大学串联的共有200多万人次。其中仅8月12日这一天，来北大参观串联的即达17万人。
北大成了制造天下大乱的重要据点。
工作组接管人民日报
聂元梓等人炮制的大字报广播后，许多人给中央广播电台打电话提出质问，认为大字报歪曲事实。“北大不是西安是延安。”康生看了电台的《情况反映》，立即批示：这就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宋硕、陆平、彭佩云、北大党委长期欺骗群众的反映。当前最主要的是揭破宋硕、陆平、彭佩云等等的阴谋欺骗，使广大群众在长期被蒙蔽、被欺骗的状态中清醒过来。这些打电话的人，大多数是好人，也可能有少数坏人，但是他们还蒙在鼓里。
1966年5月30日，为加强党中央对机关报《人民日报》的领导，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写信请示毛泽东，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直接领导下，到报社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
毛泽东当天批示：同意这样做。
5月31日下午3时半，有邓小平、陈伯达、康生参加，在中南海怀仁堂一间会议室里，召开首都主要报刊、新华社和广播电台中层以上领导干部会议。在这个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宣布中央的一个重要决定。
邓小平宣布，经毛主席的批准，中央决定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从今晚开始，人民日报由工作组领导。最后，他宣布了以陈伯达为组长的工作组名单。
邓小平讲完后，对陈伯达说：老夫子，你讲讲。
陈伯达不讲，倒是康生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小时，中心讲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开展阶级斗争问题。
等康生讲完了，邓小平宣布会议结束时，大声要吴冷西振作起来抓工作。
当天下午五点，工作组来到人民日报接管工作。陈伯达在干部会上当场宣布，从现在起由工作组领导人民日报，报社原来的领导不得插手。各部的领导，明天开始由各部干部推选领导人，报工作组批准。
会上，总编辑吴冷西同志要发言，刚说了几句，陈伯达便打断了他的话，不让他说下去了。
当天晚上，陈伯达要工作组成员按照林彪、陈伯达的讲话，起草了题为《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夜10点，陈伯达、王力、关锋赶来审阅稿件，陈伯达在一张纸上勾画了很长时间，拟了几个题目，最后才改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这篇社论按林彪的“5·18”讲话精神，明确指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
1966年6月1日傍晚，陈伯达提前来到人民日报，布置王力、关锋、唐平铸、胡痴等，集体起草评论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一张大字报。
随后，陈伯达这个自称是一个“小小老百姓”的人，坐上高级红旗轿车，到了北京大学校园，挤在人山人海的人流里，在灯光里看了一个多小时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他回到人民日报时，对工作组的同志赞扬说：北大的大字报有点革命的火药味！
陈伯达审改了本报评论员的小样，将标题改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6月2日清晨，《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通栏大标题《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全文发表了全国第一张所谓马列主义大字报。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开始了进攻（6）
当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咄咄逼人地指出：“你是真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假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在怎样对待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
面对这样的政治压力，谁还能不表示拥护文化大革命呢？
派出了工作组
在《人民日报》社论的推动下，北京、南京、上海等地的大专院校党委都被“踢开”了，许多院校党委书记以及著名的专家学者被连续揪斗了。
“天下大乱”，首先在大专院校和中学乱起来了。
毛泽东这时仍不在北京。炎热的夏天，他仍然住在杭州、武汉、长沙等地，从远方冷眼观察着北京的动静。
为稳定局势，党中央根据以往的经验，决定向各大院校派出工作组。
5月29日，召开了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为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讨论中，多数同志认为，原学校党委不起作用了，派出工作组就代表党领导。邓小平同志同意刘少奇的意见，支持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
报告毛泽东同意后，5月31日，陈伯达带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6月1日，张承先率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接着，中央各部委和北京市各单位，都迅速派出工作组，到大、中学校“代表党委治校”，控制运动维持局面，许多院校和机关陆续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机构，领导文化大革命。
但是，工作组到各大专院校传达时，立即遭到一部分头脑狂热发烧的师生们的反对。工作组和造反的师生普遍发生激烈冲突。北京大学工作组长张承先等，遭到造反派师生的围攻。清华、师大等声援和学习北大师生革命精神的队伍，一批批涌进北大。
北大工作组为维持校内秩序，6月7日，宣布校外人员不得自由进入北大校门，反复劝告北大师生要“坐下来学文件，要听党的话”……北大造反师生根本听不进这一套，他们秘密串联，四处活动。当听到北京邮电学院赶走工作组的消息之后，造反师生反工作组的情绪更加高涨了！
6月12日，南京大学举行“万人大会”，揪斗1926年入党的校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匡亚明“压制革命”。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欢呼“揪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匡亚明”。社论号召“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跨、斗倒。”
之后，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地质学院相继发生“6·20”事件。师范大学谭厚兰等17人贴出反对工作组长孙友余的大字报，质问《孙友余把运动引向何方？》，孙友余在广播电话中澄清了事实，批评错误意见。
在反工作组的热浪里，清华大学发生了“6·21”事件。
20岁的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出生江苏省滨海县的一个农民家庭，父母都是共产党员。6月21日，他在校内一张大字报的批语里写道：
“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回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夺权！”
6月24日，造反者在工作组召开的声讨会上批判工作组。工作组长叶林批驳说，蒯大富向工作组夺权，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
6月26日，校内广大师生举行“拥护工作组”的示威游行。工作组进行反蒯斗争，把蒯大富定为右派学生。蒯大富为了表示自己的反抗，宣布进行绝食斗争，消息传出，清华园一下轰动起来了。
陈伯达闻讯，立即派人去慰问蒯大富。
7月20日陈伯达同江青到北京大学讲话，宣布他一个月前说的北大“6·18”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是错误的。陈伯达的话，对各大专院校的造反师生，无疑是火上加油。自此，各大学的反工作组浪潮更加高涨了。
7月22日，刘少奇说：“现在工作组还是要的。实在不行的，撤了，撤了还要换，因为没有其他力量领导。”
邓小平支持说：“北大没有个党委代替，撤工作组我不赞成。”参加会议的叶剑英、刘志坚，也不赞成撤工作组。
刘少奇、邓小平的主张，遭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恶毒攻击。张春桥恶狠狠地说：“6月20日的反动命令（指刘少奇对北大简报的批示），是想把毛主席点燃起来的革命大火完全扑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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