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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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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看到皇后戴的凤冠，精神顿时振奋起来。她弯下腰，右手扶着眼镜框，脸贴到玻璃上，仔细地观察着。接着，抬起头，对众人说：“这个，还不错。能拿出来戴一下吗？”
“能，能……”馆长让讲解员把凤冠拿了出来。
这个醉心想当女皇的女人，手捧着凤冠，激动地看了又看，轻轻地戴在头上。
“好看吗？”江青问陪同人员。
“好看，太好看了！”人们同声恭维着。
“太沉了，戴一天准得把人压死。看来这皇后也不是容易当的。”江青把凤冠摘下来，交给工作人员。
江青随后在服务员搀扶下，慢慢走下地宫，走进地宫后殿。在三口朱红色棺椁前，她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转身朝外走了。
江青出于什么心态，向三口朱红色的棺木行礼呢？是祈祷“死魂灵”保佑她的女皇宝座，还是默告自己的心愿呢？在场人员面面相觑，大为不解。〖BT1〗第十五章〓武汉的怒涛
1967年的夏天，我国号称三大“火炉”之一的武汉，更是热上加热。
太阳像火一样悬在天空，炙烤着长江两岸的大地，万里滔滔的江面上，浮动着白蒙蒙的热气。拥挤繁闹的市区街巷里，如同闷在没有盖子的蒸笼里，连柏油马路也热得冒了油。成千成万的人群，在流汗、在喘息……
然而比酷热更难熬的，是连绵不尽的不安和恐怖。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丑恶的旗手（4）
造反派、红卫兵扛着标语、红旗，喊着口号，敲着锣鼓，押着从各机关、学校、工厂抓来的“走资派”、“反动权威”，给他们戴上高帽子，穿着戏衣，插上稻草，在街上游行示威。汽车上的高音喇叭，响着刺耳的尖叫声，呼啸而去。到了夜晚，武斗的枪声，时断时续地掠过武汉上空
分裂成两大派
武汉地区像全国各地一样，人民群众内部因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观点，逐步分裂成两大派群众组织。这些不同观点和派别的群众组织，就绝大多数群众来说，无论当时属于哪一派组织，都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毛泽东主席和他亲自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腥风血雨，是“文化大革命”灾难的受害者。两派争论的焦点是，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否正确？是拥护武汉军区，还是把矛头指向武汉军区？
1982年11月31日晚，笔者在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驻地，访问了原武汉军区司令员、上将陈再道同志。一谈到震惊中外的武汉“7·20事件”，作为事件的当事人，他立刻单刀直入地亮出了争论的焦点。
“这两派都是群众组织。以‘工人总部’为代表的造反派，在北京南下的军内外造反派的支持下，提出‘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口号，大喊大叫要彻底粉碎带枪的刘邓路线！要‘油炸陈再道，火烧钟汉华！’他们殴打、围攻执行‘支左’任务的指战员，接二连三地搞打、砸、抢，多次制造武斗事件，把矛头直指武汉军区领导，要揪‘武老谭’（笔者注：即武汉的谭震林，指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甚至绑架代表军区工作的钟汉华政委，一次又一次地给军区施加压力。这一派的人数虽不多，但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得到林彪、江青的支持，是所谓响当当的‘左’派，搞得武汉到处停工停产，一片混乱！”
陈再道，这位放牛娃出身的将军，中等身材，肩宽腰圆，满头白发，粗犷豪爽，声音洪亮，说话幽默，不时发出阵阵笑声。
“那一派怎么样？”笔者问道。
“同造反派对立的一面，是‘百万雄师’。这是5月16日由武汉一些群众组织成立的‘百万雄师联络站’。”
“百万雄师”成立后，虽有缺点错误，但拥护武汉军区，保护许多干部，在很短时间内发展到100万人左右。
“他们是什么观点？”
“他们认为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指向湖北省委。他们还认为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十七年以来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应该对干部进行具体分析，不能一律都打倒。”
“武汉军区的观点呢？”
“说心里话，武汉军区机关、部队的指战员也是这个观点。我们在思想感情上，是倾向‘百万雄师’的。但是因为所处的位置不同，我们不能公开表示支持他们。由于军区的同情和支持，‘百万雄师’发展很快，到‘7·20事件’发生前，这派组织已经120多万人了。另一派呢？由于他们在社会上乱闯、乱打，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搞得人心慌慌，不得人心，结果把自己孤立起来了。”
武汉地区的“百万雄师”成员有122万人，其中工人占48％，贫下中农占18％，学生占1996，其余为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和城市居民。武汉地区的党团员中有85％加入了“百万雄师”。
陈再道说，武汉地区两大派的观点和做法，影响到湖北全省。从省级机关到各地、县、公社以至每个村庄都分成对立的两派。这样给军队“支左”提出一个问题：谁是真正的左派，究竟应该支持谁？武汉军区党委经过深入调查，认为那些搞打、砸、抢的组织不能支持，特别是不能支持“工人总部”这样的组织。
陈再道是湖北麻城人，1909年生，1926年参加黄麻暴动的农民自卫军。在创建鄂豫皖和川陕苏区革命根据地的战斗中，历任红四方面军的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东进支队司令员、冀南军区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解放后，任河南省军区和武汉部队司令员。
他同笔者谈话的时候，虽然已是73岁的老人了，但体魄强壮，精力旺盛，头脑清晰，问他身体为什么会这么好？他说：“这也是小时候练武功的成果啊！”
小时候，他在家放牛，给地主种田。因不堪忍受压迫，投奔到河南嵩山少林寺，同许世友、钱钧一起习武练武，练就了一身武功，能像壁虎似的攀屋登梁。
事出有因
武汉两大派的对立，有其深刻的根源，是“革”与“保”基本矛盾的表现。
陈再道回忆说，1967年2月26日至3月25日，进京参加军以上干部会议，原本六天的会开了三天。这次会议，围绕军队“支左”大方向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陈再道在会上说：“什么造反派，都是些二流子，一有风吹草动，这些人不投降台湾是鬼变的！”
在北京开会期间，武汉军区连续打来电话，说武汉形势紧张起来了。
二月初，武汉的造反派同南下的造反派联合占领了汉口的《长江日报》红旗大楼，还在《长江日报》上发表《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这篇“2·8声明”，火药味极浓，什么“子弹上膛，刺刀上托”，“丢掉幻想，投入战斗”，“看准方向、杀出一条血路来”，“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等等。
2月9日，他们又在《长江日报》上发表社论，说《长江日报》是他们在解放军“支援”下接管的，在群众中造成武汉军区支持他们的假象。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丑恶的旗手（5）
“2·8声明”之后，造反派到处冲杀，到处点火，到处抓人，对一些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接连进行批斗、游街，实行所谓“杀出一条血路”，把武汉闹得人心惶惶。2月11日这天，他们竟然冲击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了。
造反派的这些行动，引起武汉军民的极大不满。有些群众强烈要求武汉军区对“2·8声明”表态。军区党委经过反复研究，于2月18日发表《严正声明》，批判“2·8声明”的错误观点，指出军区派部队到“红旗大楼”，是为了维持秩序，防止武斗，决不是支持“2·8声明”。至于军队内有些造反派组织代表在“2·8声明”上签字，只能代表他们个人，不能代表武汉部队，更不能代表人民解放军。
陈再道对笔者说：“我和钟汉华政委离开北京的时候，周总理找我们谈话，指示我们回去要抓好三件事：一是抓革命、促生产；二是要各行业的大联合；三是抓大、中学生的复课闹革命。满怀忧虑的周恩来总理说：‘季节不等人，不搞好生产，就没有饭吃了！’周总理的指示，对稳定形势非常重要。”
3月17日，武汉军区为了贯彻“军委八条命令”，制止武斗，稳定形势，抓了搞打砸抢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朱鸿霞、胡厚民等400多人。接着，又在3月21日，发表了武汉军区的《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成立了省、市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解放了一大批干部。这样，很快稳定了社会秩序，制止了打砸抢抄的活动，保护了干部和群众，得到了广大军民的拥护。
在省市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上，陈再道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并且高声宣告：“鄂豫两省是共产党的天下，今后哪个乌龟王八再敢夺共产党的权，我就用枪杆子和他辩论！”
插进了黑手
陈再道回忆说：“林彪早在军委开扩大会议的时候，就向心腹吴法宪交代，要把军内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来‘烧掉’。在林彪看来，我就是要‘揪出来烧掉’的一个。”
4月16日，江青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直接把火种抛向武汉。
5月份以后，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意思，多次给武汉空军司令员刘丰打电话，要武汉空军在大是大非面前一定要独立思考，不要听大军区的，不要跟在武汉军区后面跑。
林彪在一次讲话中说：“全国各大军区过去有两个不放心，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武汉，拿他们没有办法。‘文化大革命’解决了这个问题，通过‘文化大革命’，让各种坏事暴露出来，把各种隐患诱发出来，问题就解决了。”
在这个讲话中，林彪表白了他整武汉军区的一贯用心。整武汉军区是他进行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坏人的挑动支持下，武汉两大派群众组织对立得更厉害了，形势更混乱了，武斗也升级了。
陈再道回忆说：“那时，武汉的造反派，集中力量向我猛烈开火，街道里，马路上，到处贴着标语、漫画、大字报。”
陈再道说到这里，止不住地哈哈大笑：“说起来真是笑话。有一张大漫画，把我竟画成青面獠牙的凶神恶煞。漫画旁边还配了一首打油诗：陈再道，你算老几，老子今天要揪你，抽你的筋，扒你的皮，看你还保不保刘少奇！”
武汉的两派人员，涌到了北京。他们在天安门前、王府井和中南海周围，到处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申诉各自受到的迫害。笔者也亲自听过他们的申诉，看过他们武斗时血淋淋的照片。他们把武汉问题的大标语写上北京的大街……
武汉的形势，引起党中央的关切。
毛主席到武汉
1967年6月26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来一封电报，把武斗的责任归罪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电报说：
“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武汉军区按照电报精神，在群众组织中进行工作，选出各组织的代表。军区也确定了赴京汇报的人员名单，准备好到北京汇报，解决武汉问题了。
“就在这时，大约7月10日左右，周恩来总理给我打来电话。”陈再道回忆说，周总理告诉我：“你们不要派代表来北京了，我们要到武汉去，在武汉就地解决问题。”
1967年7月14日早晨，周恩来乘飞机到达武汉，为毛泽东打前站。同机到达的有海军政委李作鹏和海空军作战部长等人。
14日中午，公安部长谢富治、空军政委余立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带着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的四个红卫兵，由四川重庆市到达武汉。他们原来是奉中央之命，到云南解决军队支左问题的，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由云南转到重庆。
当天晚上，毛泽东乘专车到达武汉，随毛泽东同行的有汪东兴、杨成武、郑维山等人。
周恩来没有安排谢富治、王力去车站迎毛泽东。晚上，当谢、王在夜幕中去看大字报的时候，这两位“文革大红人”很快被群众认出来了。本来是绝密行动，一下走漏了消息。于是，武汉两大派都贴出大标语，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但是，两大派都不知毛泽东、周恩来在武汉。
1991年3月，笔者再次访问王力，谈起“7·20事件”时，动过手术的王力，在阳光明亮的书房里，以浓重的淮安乡音告诉笔者说：
“我们奉主席指示，解决西南问题。7月13日晚，总理打电话到重庆，要谢富治赶到武汉，说是紧急任务。谢富治当即请示总理，要王力、余立金和随行的红卫兵一起去，总理同意。”
“在总理做出决定之后，我因主席交待赴西南的任务未完成，所以才打电话给关锋，询问如何改变计划？到武汉是什么紧急任务？关锋说，任务在电话里不能讲，你去就是了。”
“为什么毛主席点名要谢富治去武汉？除了他是公安部长，还因为在战争年代，他曾指挥过当时驻武汉的部队，熟悉那里的军队干部。”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丑恶的旗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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